为什么谈“主义”的人多? 研究问题的人少?
编者按：1918年，中国正处在一个思想大解放的时代，胡适先生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公开了自己的一些观点，在思想界引发了一场著名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抛开历史成见，今天重读这篇原文，也许能使你有所启迪。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作者：胡适 本报（《每周评论》）第二十八号里,我曾说过：“现在舆论界的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
人物
雷颐：瞿秋白平反过程为何如此艰难曲折？
[摘要]认定瞿秋白是“叛徒”至少是在1964年底，此时“文革”尚未开始，“四人帮”远未形成。也正因为主要并非“四人帮”为瞿“定性”，所以瞿秋白的平反过程才非常曲折艰难。 《文史参考》2010年第8期发表了瞿秋白女儿瞿独伊的口述回忆，在这篇文章中，她披露了一些瞿秋白被害、家属后来遭遇等以往人们知之不详的细节，颇有意义。不过，她说“‘四人帮’为了改写整部党史，不顾事实，硬把我父亲打成‘叛徒’，使父亲的…
瞿秋白《多余的话》，文人情怀引发争议和灾难
我们在教科书上看到，许多英雄人物临死前都会留下一句豪言壮语，例如“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还有“杀了夏明翰，自有后来人”，就连阿Q临死前也说了句“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这些遗言，让后人一直讴歌崇拜。 但有一位英雄大人物，英勇就义前，写了一篇长文叫《多余的话》，其中结尾最后一句竟然说：“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凭这句遗言，有人说他没骨气，有的说他这是文人的浪漫。后人对此…
胡适：上帝尚且可以批评，何况国民党与孙中山？
《新月》是一个以文艺为主的月刊，鼓吹“为艺术的艺术”，与当时的左翼文学相对峙。但胡适是“发愤要想谈政治”的人。1929年，他便在《新月》杂志上发起了关于“人权问题”的讨论。由此，开启了中国历史上首次“人权运动”。 首先出马的是胡适本人，他发表了《人权与约法》一文。这开头一炮颇为猛烈，直对着国民政府、党部机关，以及蒋介石本人。 他这文章是由国民政府的一道命令引起的。那时，侵犯人权的事，本来屡见不鲜。…
民国经典：胡适《人权与约法》
人权与约法 作者：胡适 四月二十日国民政府下了一道保障人权的命令，全文是： 世界各国人权均受法律之保障。当此训政开始，法治基础亟宜确立。凡在中华民国法权管辖之内，无论个人或团体均不得以非法行为侵害他人身体，自由，及财产。违者即依法严刑惩办不贷。著行政司法各院通饬一体遵照。此令。 在这个人权被剥夺几乎没有丝毫剩余的时候，忽然有明令保障人权的盛举，我们老百姓自然是喜出望外。但我们欢喜一阵以后，擦擦眼镜…
政府自己应该遵守法律，尊重人民的言论自由
法律与言论自由 法律是为保守现在的文明，言论自由是为创造将来的文明。 现在的文明，现在的法律，也都是从前的言论自由，对于他同时的法律文明批评反抗创造出来的。 言论自由是父母，法律文明是儿子，历代相传，好象祖孙父子一样。最奇怪的是旧言论自由创造了现在的法律文明，每每不喜欢想创造将来法律文明的新言论自由出现。好象一个儿子，他从前并不孝顺父母，到了他做父母的时候，他的儿子稍有点意思不和他一样，他便要办他…
胡友松口述：27岁那年我嫁给了李宗仁
李宗仁与胡友松 2008年11月25日，胡友松在台儿庄病逝，享年69岁。临终前她回忆与李宗仁难以忘却的婚恋往事:“在我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事情是1966年7月26日，我与民国政府代总统李宗仁正式结婚。从那一刻起，我的命运便同李宗仁联系在一起。那年，我27岁，李宗仁76岁。 ◆ 见面“红包”300元 ◆ 1959年，我从北京第三护士学校毕业，分配到北京结核医院工作，又转到积水潭医院。期间，曾经有过两次无…
唐绍仪——游走在时代夹缝中的政坛翘楚
1905年9月12日，光绪皇帝诏准袁世凯、张之洞奏请，停止科举。在中国实行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宣告废除。 历史在这里急转弯。原定在1906年举行的乡试被取消，取代它的是对“归国留学生”的考试。举人、进士等古老的功名，将授给考试合格的“洋学生”。 曾经的“留美幼童”唐绍仪，被任命为这次考试的主考官。 唐绍仪，清末民初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外交家，促成辛亥革命、南北议和。任过清政府总理总办、“…
嫁给太阳：江青的延安故事
原名李云鹤的江青，自幼聪慧，身材修长，面容姣好，是一个窈窕淑女。不过，由于江青的母亲是李家小老婆而在青少年时期受到歧视，叛逆和虚荣的双重性格在她的人生中烙印颇深。十几岁时的江青曾对黑暗的社会不满，她在青岛结识和跟随俞启威参加过革命活动，并在30年代前期一度加入过共产党组织。 江青与毛首次见面的搭线人，是一位名叫朱仲芷的女子 1937年8月，江青来到延安，并进入鲁迅艺术学院学习。艺名“蓝苹”的江青当…
南开之父张伯苓的最后五年：南开中学不许他进入
一 1946年，合组“西南联大”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各自返回平津复校，南开大学此时正式改为国立，尽管这所著名的私立大学早在抗战开始不久即已事实上被纳入了国立体制。这一年，张伯苓的实足年龄刚好是七十岁，年届古稀的他仍被任命为国立南开大学校长。以当时国立大学校长的在职年龄，张无疑已属高龄，不过此前他发愿要再服务教育十五年，壮心依然。为此他远赴美国治疗困扰自己多年的老年宿疾，清除身体上的障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