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11月10日，61岁的汪精卫病死在日本名古屋。

据说，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在南京中山陵宣布成立新政权的那天风雨凄凄，不少人认为这并不是个好预兆，一语成谶，四年零八个月后，汪精卫下葬中山陵梅花山，当天竟然是寒冬之中难得碰上的一个晴朗之天；不到一年，日本战败投降。

梅花山汪墓被炸毁，汪精卫的尸体运出火化后被洒进长江，确实是“落落死生原一瞬，悠悠成败亦何尝！”

一个少年时期满腔豪情、立志推翻清王朝腐朽统治的热血青年，最终变成遗臭万年的头号大汉奸，何其讽刺与遗恨。

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半个月后，惶惶不可终日的汪精卫遗孀陈璧君及其涉案子女开始了他们的受审被囚的生活。

汪精卫与陈璧君于1912年初结婚，马来西亚的富家千金对貌美热血的青年汪精卫一见倾心，穷追不舍死缠烂打后终于抱得美男归，汪精卫生的貌美，陈璧君长相普通甚至被说是丑女。

这是众所周知的，不过陈璧君的彪悍与精明，也是人尽皆知的。夫妻二人婚后共育有六个子女，除一子夭折外，还剩三女二子，长子汪文婴、

长女汪文惺、次女汪文彬、三女汪文恂、次子汪文悌。

长子汪文婴和长女汪文惺出生于法国，辛亥革命后汪精卫不肯当官，偕同新婚妻子陈璧君与几个同盟会好友赴法留学，在1913年春天的蒙太尼城生下一个男孩，1914年底又产下一个女儿。

生下孩子后汪精卫陈璧君归国协助孙中山与袁世凯周旋，两个幼儿交给留法的好友方君瑛及方君瑛的嫂子曾醒照顾，女革命家方君瑛正是画家方君璧的亲姐姐，于是汪文婴的“婴”，是与方君瑛的“瑛”相谐，汪文惺的“惺”，则是与曾醒的“醒”相谐，以感方君瑛与曾醒的抚养之恩。

1920年陈璧君生下次女，1922年生下三女，1928年，他们最小的儿子汪文悌来到人世。

“奉家庭之命”

同样是一母同胞，有人是几十年来不说姓，有人是“我到坟前悔姓秦”。

汪精卫长子汪文婴的面貌始终是复杂的，某种程度上，他和他的父亲汪精卫一样是个复杂的人物。

在法国出生的汪精卫长子汪文婴，从小就未曾在父母身边成长，十几年来他在欧洲学子生活，曾留学德国学习政治经济,对于父母的印象很模糊，只知道父亲汪精卫在中国是个大名鼎鼎的人物。

直到汪精卫在中国风生水起，汪文婴才回国，出任汪精卫政权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三厅军需处处长。

期间，正面与负面的消息漫天飞，有人说汪文婴与一特务头子拜把子，导致大量文件被偷窃，赌场拍枪于是被汪精卫关在家里一周；也有说汪文婴行事低调，从不多言。

对于这个儿子，陈璧君是相当宠爱的，甚至到了溺爱的地步，而汪文婴也极为尊敬母亲陈璧君，一生都不曾说过一句忤逆的话；但汪精卫与汪文婴的父子关系则是纠葛的。

汪精卫始终未让儿子进入权力高层，只把他放在中层进行制约，甚至有人说汪精卫似乎更看中的是大女婿何孟恒，而汪文婴一生始终不愿多谈父亲，不过汪精卫在日本病重之时，汪文婴始终守候身旁。

曾醒曾经将自己保管的汪精卫相关的材料交给了大女婿何孟恒，却没有交给自己从小照顾的汪文婴，可见对其能力也保留看法，但汪文婴一直对自己在汪伪政权的工作很满意。

不过，汪精卫的遗产大部分是由汪文婴继承了，一个助纣为虐、危害国家的人不仅没有受到严厉的惩罚，且安度晚年，衣食无忧。

1948年被假释出狱后，汪文婴逃到香港，后又移居美国加州，从此没有人知道他是汪精卫的长子，改名换姓后始终以乔治约翰逊为名在美国生活，直到2011年去世之时，他的墓碑上才刻上了他的大名：汪文婴。

一个人的大半生，不能用自己的名字生活，不能告诉别人自己来自于何处，这一定是种痛苦的煎熬，但这也是汪文婴罪有应得。

俗话说女儿是父亲的小棉袄，不过，汪精卫家的三个女儿中，只有次女汪文恂愿意做父亲汪精卫的左膀右臂，她早年为汪精卫整理文稿、担任秘书，其个性和行事风格颇有其母陈璧君的遗风。

汪文恂对父亲的所有决定基本都保持支持态度，所以也涉事最深，牵连最重，汪文恂定居香港后不再涉身政坛，于香港大学教育系教书，一个做过汉奸的人竟然向学生教授的是中国文化，也是种莫大的讽刺。

2002年，汪文恂在香港病逝终年80岁，她始终未曾公开对当年所做之事有过反思和忏悔，方碧君画笔之下那个烂漫可爱的恂恂，终究是没有守护住那张天真的面目。

90年代时，中山陵汪精卫墓地遗址上设立了一对汪精卫、陈璧君夫妇跪像，朝向中山陵祭堂，以示对孙中山先生磕头谢罪之意。

梅花山乃南京著名风景名胜之地，常年游客如梭，因而这两个跪像后脑、背脊等处全是唾液、尿迹，因有损南京的文明城市形象，于1999年撤到文物仓库存放。

跪像被搬走前的1995年时，这个臭名昭著的景点迎来过一位特殊的客人——

汪精卫陈璧君的小儿子汪文悌。

汪文悌出生时汪精卫已过不惑之年，于是十分疼爱这个孩子，但汪文悌还未满20岁，他的父亲成了头号汉奸，而且病死日本，母亲入狱，他自己也成了阶下囚。

汪文悌毕业于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炮科，毕业后在汪伪政府出任教导总队大队长，在广州被捕后押送至南京受审。

1946年6月26日，18岁的汪文悌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月，缓刑五年，罪名为：“受奴化军事教育之熏陶……毫无国家观念……从事训导附逆分子。”

他的辩解理由“入伪中央军校系奉家庭之命……”。出狱之后，汪文悌辗转来到香港，也曾一度落魄，但还是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开展事业。

多年来在香港从事桥梁建筑，成为行业专家，他也是汪家子女中与内地交流沟通最频繁的，亲眼见到祖国强盛、民族复兴，汪文悌的感触和反思必然要比他的哥哥姐姐们更为深刻。

四十多年后汪文悌重返故土，他首先来到南京中山陵拜访，而后又前去悼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途中路过汪精卫墓地，眼见父母的跪像立在那里，汪文悌沉默良久，随后跪下渴了三个响头，留下一句：“做了错事就应受到惩罚”，转身离开。

行自己之道

汪家只有两个女儿对于父母所行的滔天罪恶是置身事外的，抗战期间他们避居无锡，不与父母同流合污，她们始终没有为汪伪政权做事，但仍然不可避免的是，在她们日后的人生里，依然要承受“汪精卫之女”所带来的原罪之罪。

出生于法国的汪文惺是个早产儿，生下来只有1.3公斤左右，汪精卫夫妇急于回国，对于这个大女儿是否能活下来并没有抱什么希望，完全没想到这个孩子在方君瑛和曾醒等好友的照料下不仅健康长大，而且会如此的长寿。

汪文惺退休后与丈夫定居美国新泽西州，九十多岁仍然身体健康，拄着拐杖参加各华人社区的讲座、展览，八十岁时还能骑马，她的丈夫也是身体极好，92岁才在亲友的阻拦下放弃自己开车。

1934年，汪文惺与丈夫何孟恒订婚，何孟恒是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毕业生，夫妇二人一直从事教育工作，并未到汪伪政府任职。

不过，他们却是河内刺杀案的亲历者，1939年汪文惺与何孟恒正式结婚，他们随父母离开重庆经昆明到河内度蜜月。

抗战胜利后汪家子女虽只有汪文悌被捕入狱，但汪家的境况确实是不复往昔，于是汪文惺夫妻二人来到香港，一住就是三十多年。

最初他们到香港隐姓埋名，办了一个小花卉农场，丈夫主要运用所学打理农场事务，汪文惺就在家陪伴三个女儿成长，那是一段芳香四溢的日子，不过一旦离开他们那个小小的家，二人苦心经营的美好幻象就会被打破——毕竟他们是卖国贼汪精卫的女儿女婿。

在香港的日子越过越难，农产连年亏本不得已转手卖掉，丈夫何孟恒去小学教授英文，白天上课，晚上回家还得点灯翻译英文小说贴补家用，汪文惺也不得不在生下二女儿后出去学习裁缝，直到丈夫被香港大学植物系聘用后，他们家艰难的状况才得到缓解。

汪文惺在香港教育司教育培训班进行了学习，之后一直于多所小学任教，1970年退休。

1981年丈夫何孟恒退休后，夫妻俩赴美定居，也方便与早已在美国成家立业的女儿们相见。

在汪文惺随身的提包里，总放着一部《红楼梦》，她对故乡有情，却也实在是故土难回。

汪文惺十岁时已经回国在无锡念书，“九·一八”爆发后她也随着同学们走到街头，高呼着抗日救国，惩处卖国贼，但当时她并未意识到，因为不曾在汪伪政权担任过公职，汪文惺对父亲汪精卫的看法相较于其他兄弟姊妹而言是更客观、超脱的。

于是晚年来到美国后，夫妻二人开始写文章，回忆那些人、那些事，作为汪精卫的后代，他们认为自己有责任提供更多详实的史料，供后人参考研究。

次女汪文彬的身世经历要比姐姐汪文惺更为坎坷，甚至于，相比于其他助纣为虐的兄弟姐妹们，她是无辜却又最凄惨的。在汪精卫宣布发布“艳电”公开投日之后，汪文彬被人绑架送到偏远山区，精神受到严重打击。

在陈克文曾的日记中，1948年陈璧君注射针药成瘾：“她的女儿彬彬因此写信骂她，问她有何面目见已死的丈夫，她气愤到要和女儿断绝母女关系。彬彬得教会派遣，已于前数日赴美读书。这个洋式的女尼，将来的结果如何，很难预测。”

汪文彬之后来到陈璧君的家乡印度尼西亚工作生活，从此再未回国，最开始是在一家医药公司工作，后来步入政坛，曾任马来政府医药部门高级主管。

晚年汪文彬在印度尼西亚当修女隐居，她应该是受父母影响最小的一个孩子，但却走到了看破红尘的路上，其内心的挣扎与惶惑，或许只有她自己才能知晓了。

“父母之爱子女，则为之计深远。”

汪精卫与陈璧君这对夫妻，不仅作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是不合格的，哪怕是作为一对父母，依旧是不合格的，无论是当初主动、被动参与到他们恶行中的子女，还是置身事外的子女，都要吞食下其当初因为贪欲而种下的恶果，而每一个人，都要用后半生去偿还或者躲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