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继庸（1897—1985），广东香山人，抗战初期，主持上海等沿海地区工厂内迁，被誉为“迁厂之母”。1949年赴台。

漫天炮火中悬腿办公，主持上海工厂内迁

据国民政府经济部统计，截至1937年，全国登记的工厂（至少50名工人、10匹马力）有3935家，其中上海一地即有1235家，占31.4%；其他沿海各省有2063家，占52.4%。①

为保存这些工厂，国民政府战前已在讨论“择定安全地点”迁移。惟企业家大都抱有侥幸心理。为让一位上海大企业家同意内迁，林继庸曾从民族大义到国际局势，劝说了1个多小时，得到的回答却是：“林先生，不要太兴奋啊！记得‘一二八’大战那时，我们的工厂总共停工还不足十天呢!”②

至“七七事变”，沿海工厂内迁已势在必行。不过，当时政府搬迁的重点在兵工企业，对沿海民营企业的关注严重不足。7月28日资源委员会内部会议中，林继庸提议搬迁上海工厂时，即被质疑上海各家民营机器厂合起来还不如一家国营兵工厂，同僚也颇怀疑民营企业家是否愿以国事为重同意内迁。因林力争，会议遂决定派林与上海企业家试做接洽与调查。当天下午，林抵达上海，游说两日，得颜耀秋（上海机器厂）、胡厥文（新民机器厂）等人支持，30日晚返回南京复命。稍后被任命为“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主任委员，全面主持上海工厂内迁。

8月10日，林继庸赴上海就职。临行，同僚杨继与之握手告别，叹道：“继庸兄，你能够搬出两个工厂就很能干了，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③

当时财政窘迫，行政院仅拨款补助56万元，优先给予同国防密切相关的大鑫钢铁厂、大中华橡胶厂等上海企业。林继庸不断发电告急，亦仅获追加补助52.6万元，仍旧严重不敷使用。

除资金外，运输工具短缺、通行证繁多，都是很严重的问题。林抵达上海时，因战事需要，市区轮船、拖驳及京沪铁路已全部被军队征用。很多私人车主怕车辆被征用，就拆下车上零件，拒绝出租；雇到的轮船又常被难民抢用。林继庸和厂家只能满上海寻找木船——华生电器厂内迁，装了27艘木船，最大的船装了272吨，最小的船只装了8吨，船队拼凑的艰难程度，可见一斑。据统计，此次内迁，共动用木船499艘。当时上海驻军众多，通过其防区需要不同的通行证，也一度使迁厂工作举步维艰。一次，为让国军88师放行，林继庸和颜耀秋早上出发，“江上敌舰炮火集中射击，弹片横飞，两旁房屋前仆后倒”，二人“咬着牙齿，拼着性命继续前进”，才在前线见到副师长，拿到通行证。④

奔波之中，林继庸左脚受伤，医生嘱咐他休息，“要把左脚悬挂起来，不可放下，否则恐成残废，须割去一足”。林深知自己必须时刻曝光在上海企业家的视野之中，如此才能“鼓励着各厂当事人的勇气，不要灰心，要冷静着头脑，把紧张的情绪捺住”，遂租了一家舞厅作为办公室，“悬高左脚坐着办公，接应各方面来往的人物”。

对当日炮火中的拆迁情形，林继庸晚年记忆犹新：“连天炮火中，各厂职工们正在拼命强拆机器的时候，敌机来了，伏在地上躲一躲，然后爬起来再拆，拆完马上抗走。看见前面伙伴被炸死了，喊声‘嗳唷”，洒着眼泪把死尸抬到一边，咬着牙照旧工作。冷冰冰的机器，每每涂上了热腾腾的血。白天不能工作了，只好夜间工作，在巨大的厂房里，暗淡的灯光下常有许多黑影在闪动，锤凿轰轰的声响，打破了黑夜的沉寂。”⑤

至11月12日上海失守，在林继庸的主持下，共迁出民营工厂146家，机器设备1.6万吨，技术工人2500多人。大致以抗战所急需的机械五金业为主。具体情形，如下表所示：从上海迁出的工厂种类列表

被军阀诬陷下狱，谣传身亡，民间为其立牌位“工业之神”

1937年11月，上海146家内迁工厂的设备、人员已大多到达武汉，但因为用地问题迟迟未能解决，加之日军迅速东进，各家工厂只得再次准备迁移，前往四川、广西、贵州、湘南等大后方。同时，国民政府吸取了上海迁厂的经验，不给企业主出于私利犹豫的空间，严令“不迁则炸”，决不留下厂矿资敌。因此武汉有大小233家工厂动身西迁。⑥

此时林继庸已被任命为经济部工矿调整处的业务组组长，翁文灏称赞其，“林组长协组商厂迁移办理颇有经验”，进而让他继续负责江苏、浙江、山东、河南、江西、安徽等各地厂矿的内迁工作。统计显示，从1937年-1940年, 从沿海等地区内迁到后方的工矿企业共有639家, 其中政府协助的有448家。⑦林继庸所著《民营厂矿内迁纪略》，1942年初版

要将物资运送入川，轮船不足，林继庸遂租用白木船850余艘，历经艰辛，才将大部分设备运入四川。后又四处奔走，为迁川企业选择厂址，以求尽快复工。复工过程亦极为艰难，如龙章造纸厂有两个大烘缸，每个重达12吨，全靠人力，竟推上了位于山上的厂址。后来林继庸陪外宾到这里参观，外宾问：“没有起重机器如何搬用得动？”林回答：“他们是仿造埃及人建金字塔的办法扛上去的。”

林继庸在抗战初期主持的这场“中国实业界的敦刻尔克大撤退”（晏阳初语），对国运影响甚大。首先，为持久抗战积聚了工业实力；其次，加强了西部地区的工业基础；第三，破除了地方军阀的经济割据，主要工业设施自此大部掌握在了中央政府手中。⑧

时人颇为感念林继庸之贡献。抗战后期，国民政府进入新疆，林继庸出任新疆建设厅长。1944年，盛世才诬陷林继庸等为混在国民党内的共产党，下令逮捕了1500多人。在新疆狱中时，重庆一度盛传林继庸遇难的消息，实业界人士大为悲恸，有人说：“林继庸生为英雄，死当为神”，还有人在工厂内立上牌位：“工业之神林公之牌位”。后来，重庆有礼堂改名为“继庸堂”，有道路名为“继庸路”，都是纪念他主持工厂内迁的功绩。

盛世才逮捕林继庸时，称他收受苏联贿赂10余万元，且“人赃并获”。消息传出后，实业界人士纷纷为林继庸鸣不平，上海企业家吴蕴初以全部家产作保，表示：“盛世才诬林氏受贿款昧于事实，如果林氏要发财早就发财了，上海厂矿西迁，蒋委员长发给林氏一千多张空白的“特别通行证”，很多人为了得到特别通行证，每想用重金收买，如果林氏要发财，那个时候是可以大发国难财的，何必等到去新疆呢？但林氏始终未为利诱。他对于通行证之使用时很慎重的，凡他认为应该拆迁的工厂，不用他们请求，照发不误，如果是与拆迁工厂无关重要的则一律拒绝发给。”⑨

曾参与迁厂工作的胡光鹿后来回忆，“林继庸先生在此一举措中，奔走领导，殚精竭虑，担任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其功绩实不可没”“他那种奋发热诚为国效劳的精神，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⑩林继庸之人格感染力若此，实系当之无愧的“迁厂之母”。龙章造纸厂办公楼旧址，位于今重庆市江北区

注释：

①陈三井：《四分溪畔论史》，九州出版社2013年，第200页；②③⑤⑨《林继庸先生访问纪录》，（台）中研院1984年，第26、29、38—39、195—196页；④颜耀秋：《抗战期间上海民营工厂内迁片断》，《中华文史资料文库 第12卷 经济工商编》，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 第958页；⑥江满清：《抗战时期民营工厂内迁新论》，《近代史学刊》第6辑，华中师范大学2009年；⑦⑧薛毅：《资源委员会与抗战初期东部地区企业内迁》，《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5年第5期；⑩胡光鹿：《大世纪观变集 第3册 世纪交遇两千人物记》，联经事业出版公司1992年，第168、1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