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袁 成 亮

《江春水向东流》是由蔡楚生、郑君里导演和编剧的。拍摄于1947年，由白杨、陶金、上官云珠、舒秀文等主演的部精彩剧情片。这些演员无疑在中国史上都是熠熠生辉的名字。该片以1937年7.7事变前后为背景的故事。通过个家庭讲述了在抗战巨变之时，中国人民的苦难和悲壮，细腻的道出了战争带给人民的灾难和残酷。恰似那江春水向东流，无尽、无终。这部没有用太多的镜头去展现战争血惺的场面，而是以家庭浓缩社会的巨变，折射出战争时代的苦难。

在旧中国电影史上，没有哪一部影片像《一江春水向东流》这样在拍摄过程中经历了哪么多的磨难，并且一经放映便成为当时最叫好、最卖座的影片。即便是新中国成立后，观众对这部影片的热情也依然不减当年。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是如何诞生的？它的背后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本文就此作一披露，以飨读者。
一
《一江春水向东流》电影文学剧本是由昆仑影业公司著名导演蔡楚生于1946年夏创作完成的。说来蔡楚生创作这部影片也源于他本人在抗战时期的一段亲身经历。
蔡楚生1906年1月生于上海，1929年进入上海明星电影公司，成为影坛大导演郑正秋的副手，1931年又加入联华影片公司，在中国共产党和左翼文艺运动的影响下，他相继执导了曾荣获1935年莫斯科国际电影展览会“荣誉奖”的《渔光曲》《新女性》《迷途的羔羊》等一系优秀影片。抗战爆发后，他积极投身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拍摄了反映上海租界爱国青年和汉奸特务殊死斗争的电影《孤岛天堂》，并因此遭到日本军国主义的迫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香港沦陷，日军到处搜捕当时蛰居在香港的蔡楚生。他不得不夹杂在难民队伍中，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此后的几年中，蔡楚先后展转于桂林、柳州等地，并于1944年到达陪都重庆。在逃难途中，耳闻挣扎在死亡线上婴儿那撕心裂肺的啼哭，目睹倒毙在路上的一批又一批难民，蔡楚生心中充满了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和对广大难民的深切同情。他本人也曾一度因患肺结核病，在贫病交加中差点命丧桂林环湖一间潮湿的破屋里。到达重庆时，他的全部财产就剩下精心保护的两本《辞源》！到重庆后，严酷的现实使蔡楚生更是感到悲愤与窒息。在军阀显贵的官邸、酒楼、舞厅，达官贵人置国家危亡于不顾，用大肆搜括民脂民膏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真是商女不知亡国恨啊！”一种强烈的创作欲望蔡楚生心头油然而升，他决心用自已的电影作品来揭露上层社会的黑暗，唤起民众抗日救国的激情，并为贫困孱弱的中国留下属于这个年代的精神宝藏。

为了创作这部作品，蔡楚生不顾生活的贫困和身体的虚弱，四处寻访逃难的人们，了解他们的疾苦，积累了大量的素材，为剧本的创作打下了厚重的史实基础。在创作视角上，蔡楚生选择了一个具体家庭作为载体来表现和描述中国抗日战争前后的历史进程，并通过这个家庭的升沉变迁来浓缩和汇聚社会的巨大变化。经过两年多的辛勤劳动，1946年夏，蔡楚生完成了剧本《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写作。剧本在叙事跨度上贯通战前、战时与战后三个时期，具体故事情节是这样的：
抗战前，上海某纱厂的女工素芬和夜校教师张忠良相识、相爱并结婚。婚后生一个儿子，取名“抗生”。抗战爆发后，张忠良因参加抗战救护队离开了上海。素芬带着孩子、婆婆回到乡下。不料家乡已被日寇侵占，素芬只得又带儿子、婆婆回到上海，在难民事务所过着艰难的生活。张忠良在战场不幸被俘，受尽凌辱，逃往重庆并被旧相识“交际花”王丽珍搭救。在重庆，张忠良经不起堕落生活的诱惑，渐渐地将妻儿抛置脑后，投入了王丽珍的怀抱。抗战胜利后，张忠良回到上海并和王丽珍的表姐何文艳关系密切。素芬为养家糊口，到何文艳家做了女佣。在何文艳举行的一次晚宴上，素芬认出了张忠良。得知丈夫所作所为后的素芬痛不欲生，将实情告诉婆婆。婆婆带着一家人找到儿子问罪。但懦弱的张忠良迫于王丽珍的淫威，没有勇气回到素芬身边，绝望屈辱之中的素芬纵身跃入滚滚黄浦江……
剧本完成后，蔡楚生又请来郑君里共同执导这部影片。郑君里曾参加《奋斗》《大路》《新女性》《迷途的羔羊》等近二十部影片的拍摄，他善于把握角色内在的思想情绪，表演质朴自然，被同行称为“电影候补皇帝”，他的这种出色的演员经历对于拍好《一江春水向东流》无疑是有莫大帮助的。而且，两人的艺术鉴赏观也颇为相同，蔡楚生对中国古典诗词很有研究，郑君里也很喜欢古典文学，颇具诗意浪漫的情怀，他俩在片中的合作真可谓是“珠联璧合”。不仅如此，俩人的工作方法也是出奇的相似，在拍摄之前都喜欢用一个类似沙盘的东西在上面布置机位、灯光，调整拍摄角度。而郑君里在蔡楚生的提携下也通过这部影片的拍摄从此走上了电影导演之路，先后拍摄了《乌鸦与麻雀》《林则徐》《聂耳》《宋景诗》《枯木逢春》《李善子》等一批优秀影片。

一部影片的成功与否，演员的选择至关重要。蔡楚生所在的昆仑影业公司当时汇聚了白杨、陶金、舒绣文、上官云珠、吴茵等一批知名演员，这为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拍摄提供了很好的演员条件。由于郑君里在表演方面有着较深的功力，且对当时知名演员情况也了如指掌，蔡楚生也就放心地将演员选择的任务交给了他。事实上，郑君里在挑选演员方面的确颇具眼力。“留守夫人”素芬是剧中的女主角，这个角色郑君里本来想让秦怡担纲主演。因为秦怡端庄秀丽，宽厚善良的性格特征很符合素芬。但秦怡几经思考谢绝了郑君里的邀请。原来，当时郑君里所确定的扮演剧中男主角张忠良的人选正是刚刚和秦怡结束了婚恋的当红小生陈天国。其实，郑君里对此也并非不知情，只是他感到由这两位演员出演片中的男女主角是再合适也不过了，才试着去“碰碰运气”。“运气”没碰到，他自然也是遗憾不已。秦怡不愿出面，郑君里于是起用了自已心目中扮演素芬的第二人选白杨。
男女主角确定了，其它角色也有了着落。张母由著名演员吴茵扮演，交际花王丽珍由舒绣文扮演。演员阵容确定后，正当蔡楚生着手影片的拍摄时，不曾想扮演张忠良的陈天国忽然不知去向。情急之中，蔡楚生便请在电影《胜利进行曲》《青年中国》《八千里路云和月》中有出色表现的演员陶金出面“救急”。当时陶金还没有后来那样出名，但事实证明，他在影片中的表现没有辜负导演对他的期望。
二
剧本完成了，演员也到位了。蔡楚生和郑君里便全身心地投入了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拍摄。由于当时时局极其混乱，再加上国民党政府对电影业的严格控制，《一江春水向东流》拍摄所需的物资和设备十分窘迫。据《一江春水向东流》摄影师朱今明回忆：“昆仑影业公司设备的破旧当年在电影界是出了名的，拍摄这部影片时，只有一架‘独眼龙’式的照相机，几十盏灯和一个破旧不堪的录音机，摄影棚也是四面透风，用的电影胶片不仅是过期好几年的，而且还是三本五本地从商人手里买来的。摄制工作也常常处于等米下锅的境地，工作人员的生活更是没有保障，几个月发不出薪水……”

由于经费缺乏，影片常常因搭不出布景而停拍。那时一般影片两个月左右即可完工，而《一江春水向东流》拍拍停停，拍摄时间竟长达一年之久。不仅如此，由于这部影片揭示了旧中国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揭露了上层社会的腐败堕落，因而在拍摄过程中遭到国民党政府百般阻挠和刁难。剧组在拍摄时也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为了躲避敌人的搜捕，剧组经常选择在夜间拍戏。极其恶劣的拍摄条件使当时许多人对这部影片的前景都不看好。有一位反动文人还为此写了一幅对联来嘲讽拍摄此片的昆仑影业公司，上联是“八千里路云和月”下联是“一江春水向东流“，横批是”山穷水尽”。（八千里路云和月是此前昆仑影业公司拍摄的一部影片）
尽管条件简陋、环境险恶，然而蔡楚生和郑君里及摄制组全体人员并没有丝毫的气馁。大家只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再苦再累也要将《一江春水向东流》拍成自已“最好的一部”。每个人为此忘我工作，即使是在片中担任一个没有任何对白的小配角，演员也不敢有丝毫的马虎。影片中有这样一个镜头：几个日本兵用枪硬逼着一群贩米的老百姓泡进河里。这个镜头是在制片厂后面一条臭水沟里拍摄的。当时正值深秋，沟里的污水又臭又凉。为了选择摄制的镜头角度，扮演老百姓的演员一次又一次地跳下水去，每隔几分钟上来，换去湿衣，呷口酒暖暖身子再跳下去。片中还有一个素芬在倾盆大雨中被淋得浑身湿透的镜头。当时拍这个镜头时人工雨靠自来水供应不上，只得抽臭水沟的水来应景，饰演素芬的白杨为了准确表现这一特定场景，忍受难闻的气味，拍了一遍又一遍，直到满意为止。
正是凭着这种“精益求精”的拍摄态度，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在创作成本激增和器材严重匮乏情况下，成为忠实纪录时代履痕的一部经典之作，从一个侧面展现了民族电影的成熟风采。剧作家田汉看了影片后曾经感概地说：“在中国电影今天这样贫弱简陋的物质条件下，而有这样的成就，算尽了电影工作者最高的成就了。”
一部影片成功与否，演员表演的是否到位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一江春水向东流》日后之所以能获得巨大的声望，与片中几位主演出色的表演是分不开的。
陶金饰演的张忠良，原本是个比较纯朴的爱国青年，来到重庆后，在混浊的环境里，从徬徨、颓废到堕落，终至与反动派同流合污，变成一个玩弄女性，逼死爱妻，抛弃老母和幼儿，为社会所不齿的人。在表演这个角色时，陶金很注重开掘人物内心世界及其微妙心理状态的表达，把张忠良这个知识分子蜕变堕落的复杂过程，尤其是张忠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性格的两重性和矛盾心理表演得演得丝丝入扣、真实而又自然。
在影片中白杨扮演的主人公素芬是一个文雅秀静、温良贤淑的女性，在丈夫出走后的八年中，她以柔弱的肩头独自挑起了扶养公婆和孩子的沉重担子。然而她苦苦盼来的丈夫却成了一个抛弃妻儿的“负心汉”，悲愤交加的素芬跳江自杀，以自已的死控诉了罪恶的旧社会。白杨小时家境贫因，11岁时考入联华影业公司演员养成所，参加影戏演出，并表现出不凡的表演天赋。17岁时因主演《十字街头》一举成名，后又参加《中华儿女》《长空万里》《青年中国》等影片的拍摄。她的这种苦难经历对于饰演片中的素芬是自然也是很有帮助的。在影片中白杨出色的表演深刻、内在地塑造了一个具有中国妇女传统美德的优美形象。
白杨和陶金在影片中表演出色，舒绣文、上官云珠、吴茵所饰演的角色也是可圈可点。其中尤以饰演“交际花”王丽珍的舒绣文表现最为突出
舒绣文1915年生于安徽安庆一个贫苦家庭，后移居北平，16岁时为躲避债主从北平逃到上海，开始影剧生涯，并参加左翼戏剧电影活动，曾在《女儿经》《热血忠魂》《夜来香》《清明时节》《保卫我们的土地》《塞上风云》等许多影片中担任重要角色。在影片《一江春水向东流》中，舒绣文出演的王丽珍是抗战前后那一特定社会环境中滋生出来、攀附在权贵身上的典型人物。舒绣文在片中凭借自已出色的演技将王丽珍那丑恶的灵魂表现得淋漓尽致：跳西班牙舞前后那种十足风头；拿到投靠更大资本家介绍信时的自得神情；给干爹打电话时的那种漫声浪气遇到素芬道破真情后的那种泼妇丑态……真可谓左右逢源、八面玲珑、机关算尽、心狠手辣。据说当年该片在一家电影院上映时，当放到舒绣文打张忠良耳光时，一个女观众猛地站起来大声喊道“王丽珍，你这个坏女人，我恨不得打你两个耳光！”

舒绣文之所以将王丽珍演到这个份上这与她一向极其认真的创作态度是密切相关的。她说：“我对每个所扮演的角色都充满了激情，我的全部生命已融化在角色之中……。”。为了使王丽珍这个艺术形象在银幕上立起来，她深入挖掘形成这个人物个性的根源，准确把握人物的基调，对人物的外在动作，那怕是一招一式都进行细致的研究。片中有一个王丽珍跟着大商贾干爹从上海坐汽车撤退，在一个乱糟糟的地方从汽车中跳下的镜头。这个镜头虽然在银幕中一闪而过。但在舒绣文眼中，这个镜头却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它是王丽珍离开学校走入社会当交际花的起点，也是她堕落的第一个滑坡点。为了拍好这个镜头，她穿着高跟鞋从矮窄的车门里钻进跳出，反复练习，直到满意为止。她在片中那“优美、轻盈”的一跳，将王丽珍这个靠春春卖弄风骚、取悦于达官显贵来换取空虚放荡的寄生生活的交际花的心态表现得淋漓尽致。还有舒绣文在片中跳的那场探戈舞，步法熟练、准确，舞姿潇洒大方，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实，舒绣文原本是不会跳舞的。为了演好这场戏，她专门向一位白俄舞蹈家学习西班牙舞，从基本功开始，盛夏酷暑，从不间断，硬是凭着自已的天赋和这股好学精神将这块“硬骨头”给啃了下来。不了解内情的观众看了这场戏后还以为她是舞蹈家出身呢。
由于舒绣文扮演的王丽珍实在是太逼真、太出彩了，以致影片在放映后，许多人将生活中的舒绣文与片中的王丽珍混为一体并由此给她带来了不少麻烦。1948年舒绣文去香港拍《野火春风》时，导演请一群中学生给舒绣文扮演的歌舞明星跳舞。不巧的是，这群学生刚看了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对剧中舒绣文饰演的那个“母老虎”很是害怕，都不敢与她配戏。舒绣文觉察到这一情形后，主动与学生们交谈，教她们如何在水银灯下演戏，使学生们很快消除了对她的恐惧感，很好地完成了配戏任务。其实，生活中的舒绣文与片中的王丽珍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人。生活中的她平易近人，对朋友也是慷概大方，人缘非常的好。（下图上官云珠）
除了舒绣文扮演的王丽珍外，著名影星上官云珠饰演的汉奸商人温经理的姨太太何文艳也是精彩迭出。上官云珠擅长演各类妖艳、妩媚的女性。在接到饰演何文艳这个戏后，她对角色从造型到内心世界反复研究，不待导演说戏，便已掌握了演戏的要领。她从香港第一次来到摄制组化妆间报到时，脚着绣花鞋，身裹裁剪考究的乔其纱镶细边的长旗袍、轻拂一把精致的檀香扇，梳得乌黑油亮的发髻上别着几朵雪白的茉莉花，耳垂上嵌着小小的红宝石，活脱脱一个“姨太太”。导演郑君里初次看到她这身打扮，一下子愣住了。上官云珠莞尔一笑说：“你们不是让我演这样的角色吗？”在片中，上官云珠将何文艳这个满身骄横之气、内心又十分虚弱的落破贵妇形象恰如其分地刻画出来了，获得了观众的好评。
吴茵扮演的张忠良母亲也是全剧中的一个重要角色。吴茵擅长演各式老太太，在演艺界有“东方第一老太婆”之称。为了演好这个角色，她可没少费心思，常常和左邻右舍老太太拉家常，在马路上、电车上遇见“中意”的老太太时就盯着看，心里叨咕着学，有时还不知不觉一路跟踪到人家家里。看过影片的人对片中江边张母哭媳这场结尾戏一定印象深刻。老母、幼儿跌跪在江边，眼望着吞噬了素芬的滚滚浪涛，衷告无路，老母哭喊着仰问苍天：“天哪，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拍戏时，导演对吴茵说：“你是代表千千万万劳苦大众控诉这吃人肉、吮人血的世界，你要哭得痛彻心肺才行！”结果，吴茵没有使导演和观众失望，她那真切的表演使这个这场戏成为影片收尾的“点睛之笔”。
三
人们常说：导演是影片的“灵魂”，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蔡楚生、郑君里那非凡的编导功底。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社会背景辽阔、事件纷繁、人物众多、关系复杂，如果把握不当，很容易拍成“一锅粥”。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部影片脉络清楚，层次分明，首尾呼应默契，时空转换不露痕迹，这不能不说与蔡楚生与郑君里娴熟地运用我国传统艺术表现技巧，特别是吸收章回小说及戏曲展开情节手法是有着密切关系的。在拍摄中，蔡楚生和郑君里采用了三条情节线同进发展的结构形式，这三条线分别围绕张忠良、李素芬、张忠民三个人物展开（其中张忠良的弟弟张忠民参加革命这条线相对隐晦一些）。三条情节线时分时合，时而平行时而交叉，既从容地呈现出辽阔的时空背景，又在充分提升人物性格发展机会的同时，拓展整个故事背后深层涵义。此外，两位编导还十分擅长通过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来揭示各种社会力量或明或暗的矛盾冲突。影片中的人物大致代表了四类不同社会力量：一是以庞浩公、王丽珍和蜕变后的张忠良为代表的官僚统治阶层，二是以李素芬、张母为代表的被损害和被侮辱的普通百姓，三是以张忠民为代表的进步抗日民主力量。四是以温经理、何文艳为代表的汉奸分子。这四种社会力量通过张忠良这个核心人物扭结一起，在相互独立和比照之中，构成了当时中国社会政治整体面貌，使影片因此具有了厚重的历史写实感，堪称一部银幕史诗。

在拍摄手法上，蔡楚生和郑君里将中国古典文学中赋比兴等许多表现手法和意境巧妙揉进电影之中，娴熟地运用“蒙太奇”艺术加以渲染，给人以独特的视觉享受和心灵震撼。如伴着“月儿弯弯照九州”的歌声，张忠良投入王丽珍的怀抱，而此时的素芬却在家中苦苦地思恋着丈夫；同一个夜晚，素芬斜坐在床沿给婆婆吃药，抗儿在桌边吃杂粮，而张忠良正在重庆花红酒绿的餐厅里陪伴着王丽珍；张忠良和王丽珍迁入华丽的新居，大摆筵席庆贺“乔迁之喜”时，素芬一家在狂风暴雨中经受痛苦的煎熬……一组组平行镜头的对比、穿插，给观众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从某种程度上说，《一江春水向东流》不仅是中国电影探求古典美学精神之集大成者，而且也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电影的民族风格，对于未来中国电影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1947年10月，经过摄制组全体人员一年多的艰苦劳动，《一江春水向东流》终于完成了最后一个镜头的拍摄。影片分《八年离乱》和《天亮前后》上下两集，长达三个小时。由于影片揭露了上层社会的黑暗，在送审过程中遭到国民党政府检查官百般刁难。眼看辛辛苦苦拍的片子不能上市，制片人夏云珊和编导蔡楚生、郑君里心里别提有多着急了。情急之中，夏云珊根据郑君里的建议给检查官送去了一束花，不久影片就通过审查了。原来，那束花中放了几只金表。当摄制组全体人员盼来这一消息时喜极而泣，抱头大哭。其实，类似这样的事情并非只有这一次。1979年陶金在接受外国影评人采访时称：制片人夏云珊在拍片期间曾一路贿赂国民党官员，这才得以使影片完成并通过审检。
1947年秋，历尽磨难的《一江春水向东流》终于与广大观众见面了。尽管当时上海已是秋风萧瑟、秋雨绵绵，然而，在各大影戏院门前却出现了“成千万人引颈翘望，成千万人踩进戏院大门”的壮观场面。甚至有的盲人也在家人的陪同下走进电影院，虽然他们看不见，但却执意要来听一听“一江春水”。影片在上海首演时一连上演三个月，观看人数达71万人，创造了继电影《渔光曲》后最高卖座的记录，同时也创下中国电影问世以来国产影片最高上座纪录，并荣登1947年由上海文化运动委员会评选出的“国产十部最佳影片”之首。据当时报载，平均每七个上海人中就有一人看过该影片，全市约有百分之十五的人看了该片。电影不仅在上海首映引起轰动，在香港、美国公映也获得了观众的高度评价。远在香港的夏衍、瞿白音、叶以群、周钢鸣、洪遒、孟超、韩北屏等七位著名评论家联名发表文章，盛赞这部影片是“插在战后中国电影发展途程上的一支指路标，雄辩地告诉一切糊涂的电影工作者：路在这儿！”好莱坞华裔摄影师黄宗沾在看了影片后也激动地说：“这是我所看到的国产片中最好的一部。”蔡楚生和郑君里也因拍摄这部影片而获得了极高的声誉，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旧中国最卖座的四部影片中，蔡楚生拍摄的影片就占了其中的三部，即《都会的早晨》《渔光曲》《一江春水向东流》（另一部是蔡楚生的恩师郑正秋拍摄的《秭妹花》）。

影片在公映过程中还有一个细节值得交待。大凡细心的观众不难发现，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上集《八年离乱》出品者是联华影艺社，下集《天亮前后》出品者是昆仑影业公司。上下集作为一个整体合映时，出品者则变为联华影艺社、昆仑影业公司联合。为何会出现上述情况呢？原来该片上集是由阳翰生、蔡楚生、史东山等人于1946年成立联华影艺社拍摄的。而昆仑影业公司则是由民族资本家夏云珊、任宗德等人在战后合资经营。1947年6月，“联艺”与“昆仑”合并，仍名为昆仑影业公司。《天亮前后》由“昆仑”继续拍摄。当时电影公司和电影明星对公司产权、影片创作历史和个人排名都很敏感，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公司对于《一江春水向东流》上下集单独放映及两集合映的宣传作了上述规定。不仅如此，影片放映的《紧要附注》中还特地申明：“各戏院放映本片之报纸及一切文字广告，本片出品名称，演员排名，制片人及广告句，务请依照广告样本；如因上列事项引起纠纷，其法律上之责任，应由发稿之戏院担负。”真可谓小心翼翼，一丝不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