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曾说，陈独秀和胡适之间的友谊不能用常人的眼光看待，因为二人性格迥异，还经常摆出一副老死不相往来的面孔，可在大事大非面前，二人又能瞬间化干戈为玉帛。

鲁迅就曾经这样评价二人：“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

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

鲁迅的评价，不可谓不精辟。

与人打交道，陈独秀总是剑拔弩张，胡适则待人温厚平和。但即便是争论得再激烈，二人也都严格遵循一个原则——“君子绝交不出恶声”，这是陈独秀的主张，亦是胡适的观点，因此两人即便矛盾再大，也会“很客气地辞别”。

1915年，刚刚从日本回国创办《青年杂志》的陈独秀，与亚东图书社老板汪孟邹闲谈。

《新青年》马克思主义专号封面

期间汪孟邹谈到，他有位在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学哲学的老乡，文笔极佳。陈独秀当即问道：你是说胡适之吗？

汪孟邹大感惊讶，后来才得知，陈独秀早在日本留学时就曾收到一位美国留学青年的来信，当时便对他的文采大加赞赏，而这个人，就是胡适。

回国后，陈独秀对胡适的文笔依旧念念不忘，此番听说汪孟邹与之是老乡，便动起了向胡适约稿的心思。

这稿约的可谓一波三折……但也许就是缘分使然，陈独秀和胡适这两位素未谋面的文人，竟然在几封书信的往来间，成就了一番传奇的友谊。

陈、胡未曾谋面，便在《新青年》这块阵地上发起了新文化运动，他们以“德先生”和“赛先生”为运动口号，宣扬民主与科学，诸多新思想、新理论在当时相对封闭落后的中国迅速蔓延开来，焕然一新的文字风格也为看惯了八股文的年轻人打开了一扇通往新世界的窗。

一、相识

这场影响力极大的运动，也为早就想将陈独秀招致麾下的，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添了一把火。

陈独秀与蔡元培

1917年1月13日，蔡元培正式将陈独秀招致麾下，任北大文科学长，每月发放300元薪酬给他，这对正在穷困潦倒中的陈独秀而言，无异于雪中送炭。

然而在当时的北大内部，传统文学还占据着主导地位。陈独秀自觉孤助无援，他又想到了自己曾向蔡元培力荐的伙伴——胡适。

正是蔡元培的成全，使得陈独秀和胡适这两位相隔万里的伙伴终于有了共事的机会。

陈独秀和胡适的到来，无疑让蔡元培时期的北大如虎添翼。此时的北大文科部，既有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等旧教员，又有陈独秀、胡适、刘半农、鲁迅、周作人等人新思想的汇入，使得当时的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在北大刮起，并迅速在全国流行起来。

二、分手

几封书信，促成了陈独秀和胡适传奇般的友谊。按理说，二人从素昧平生发展成知己、同事，理应有一个完美的大结局，然而二人的关系却并未像大家预想的那样发展。

胡适从美国回到上海后，曾发誓20年不谈政治，20年离开政治，只从教育思想文化等方面入手追求一种非政治的文化基础，这与陈独秀“不谈政治”的宗旨是契合的。然而1919年11月11日，一战停战的消息传来后，陈独秀竟忍不住在《克林德碑》一文中舞文弄墨，饱含情感地形容起北京市民欢庆胜利的景象。

同时激情澎湃的还有蔡元培，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胡适，然而恰在此时，胡适的母亲去世了，他“谈政治”的热忱一下子沉寂了下去，再加上他本来就更加热心于文艺，所以但凡遇到陈独秀管他要有关政治的稿子，他也只是敷衍几篇了事。

之后，二人在政治、思想上的碰撞多了起来，分歧日渐凸显，这引起了有意与政治保持距离的胡适的不快，乃至后来二人爆发了激烈的矛盾。

胡适与陈独秀因《新青年》结缘，也因《新青年》分手，然而二人始终未在公众场合表达过对对方的不满，直到30年后，胡适回忆起这段历史还明确地表示他和陈独秀之间的矛盾并非个人矛盾，而有关主义。

二人也并未因此中断往来，恰恰相反，陈独秀此后曾有过数次被捕的经历，甚至差点丢了性命，正是因为胡适的出手相助，才得以化险为夷。

三、营救

陈独秀和胡适的关系，就像是两条曾经汇聚于反封建主干道的河流，大部分的时间，它们分流而去。不过，在这两条河流中间似乎总有一些支流将它们连结，藕断丝连的二人时而势不两立，时而同仇敌忾，时而在关键时刻为对方挺身而出。

1922年8月9日下午，陈独秀的新居——上海法租界环龙路铭德里二号闯进了一帮不速之客。这几个人，是法总巡捕房特别机关探长西戴纳、督察员黄金荣、探子程子卿、李友生和包探曹毅卿。

他们所来当然不是什么好事，而是以陈独秀家中藏有违禁书籍的名义，将陈独秀抓进了牢房。

这并不是陈独秀第一次被捕，所以他也没有表现出特别的恐惧，他照例配合巡捕做完询问笔录，又被量了身高：一米六三。

陈独秀被捕当晚，胡适就得知了消息，并在一个大雨过后的清晨，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给时任北洋政府外交总长的顾少川，详细说明陈独秀案内的证据，并说法国人今年做的事，实在大伤中国青年的感情，请他以此意劝告法公使，请他们不要如此倒行逆施，惹出思想界“排法”的感情。

复审当天，律师博勒在公堂上说，陈独秀家中确实有《新青年》杂志，但他家仅有此书，并无印刷设备，因此也不违背法租界条例。

就这样，法国会审官商议后，判罚陈独秀大洋400元，由保人保出，所抄书籍一律销毁。

第二天，顾少川秘书便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胡适，胡适连声道谢。

陈独秀十分感念胡适搭救之恩，他写信给对方，并寄出自己的一篇文章——《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给胡适新创办的《努力》杂志，虽说陈独秀的观点依然与胡适相左，但二人抛开思想之外的情感却从未间断。一直以来，陈独秀就好像是那个冲锋在前、无所畏惧的少年，而胡适则像是一个心思缜密的长辈，穷尽所能为其搭建了一个又一个避难所。

四、最后的共鸣

晚年的陈独秀，依然没有改变自己的一身傲骨。

1937年，刚刚出狱不久的陈独秀去中英协会和胡适等人晤谈，期间胡适对陈独秀说：“我觉得仲甫可以进国防参政会，现在国难当头，正是用人之际……我现在也是国防参政会参议院，仲甫若进来，我们又可以轰轰烈烈在一起干了。”

面对胡适的邀请，陈独秀丝毫没有给这位曾多次营救他的老朋友面子，直摇着头说：“蒋介石杀了我许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我和他不共戴天。”

胡适听了默不作声，他知道陈独秀的脾气，也不便再强求。而这次不算愉快的会面，也成了二人此生当中最后一次晤谈。

晚年的陈独秀选择偏居在四川江津的一个小县城，过着贫困潦倒的生活。此后，陈独秀与胡适就没有什么联系了。然而在陈独秀最后的日子里，乃至他去世以后，两人在思想上的共鸣依旧没有中断。

也许胡适也没有想到，二人最后的共鸣，竟是在陈独秀过世之后产生的。他将老友的遗著重新编辑出版，定名为《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论文和书信）》。

他还为这本书撰写了一篇序言，由衷赞美老友在“最后见解”中发掘出民主真谛的意义。他说：“我觉得他的最后思想——特别是对于民主自由的见解，是他‘深思熟虑了六七年’的结论，很值得我们大家仔细想想”。

有人说，晚年的胡适变得无所畏惧，这与当年的陈独秀颇有几分相似。

1962年2月24日，72岁的胡适在台湾的一场鸡尾酒会上发表演说，那场演说的内容涉及“言论自由”、“思想自由”等话题，他始终慷慨激昂，早已忘记自己久病初愈的身体，说到激动处他当场昏厥、后脑着地，当天便在台北医院去世。

晚年的陈独秀和胡适，依然坚守着自己的思想，或笔耕不辍，或据理力争，这让人不禁想起梁启超的一句名言：“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坛。”，此二人，正可谓得其所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