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3月24日，北伐军攻下南京，同年4月18日，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发表《定都南京宣言》。首都南京作为全国首善之区，又系国际观瞻，而娼妓作为旧时代的遗毒，与赌博、烟毒一样，很快就成为被禁的对象。1928年7月25日，南京国民政府在首都下达“禁娼”令，于同年9月1日起，查禁公开营业的娼寮，娼妓们听闻后，纷纷另谋生路。

但是，不少女性仍暗操旧业，依靠卖淫维持生活。不少人是支持南京市府的“禁娼”政策的，当时南京特别市妇女救济院主任成瘦卿曾召集相关部门与机构商讨废娼办法，配合政府的“禁娼”计划。起初，“禁娼”效果显著，南京市面上的公娼已经销声匿迹，俨然成了当时“禁娼”的典范城市，不过，公娼的绝迹带来的并不是娼妓的消亡，相反，南京城内私娼反而愈来愈盛，加之南京城经济萧条，政府财政长期入不敷出，因“禁娼”引起的风波屡屡不断。

佩章风波

1932年至1934年的“开娼禁”风波告一段落，南京为响应新生活运动，在首都决定坚持之前的禁娼政策，这次风波也让市府认识到禁娼后的救济工作不够完善，开始改变以往一些仅停留在纸面上的弊政。

在“开娼禁”风波平息后，一枚小小的“桃花章”却引发了另一场风波。首都新生活运动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市府也明确了态度，对于被世人认为是“变相娼妓”的歌女们，市府采取了更加严格的管控，这才有了“桃花章”事件。

1934年6月，南京市政会议上考虑到维护首都风化问题，市长石瑛提议取缔歌女奇装异服，此方案也是为了响应首都新生活运动，决议内容为“奇装异服应一律取缔，歌女并应佩带标志”，这项决议本无异议，因为在南京禁娼之初，南京市政府就规定在她们登台歌唱时必须佩带一枚银质徽章，以资识别，而且，社会局局长王崇植强调“此种标记，犹如各机关职员之佩带徽章”，看来应该是极为普通的徽章，但是，这次决议后，社会局为歌女们选定的却是“桃花”形状的徽章，歌女们也明白桃花章在北洋政府时期是颁给花界那些烟花女子的，社会局让歌女佩带“桃花章”的做法立即引来众人关注。

佩带桃花章首先遭到当事群体歌女们的强烈反对，她们认为桃花有轻薄之意，“桃花人面，语涉轻薄，至于‘命犯桃花’”。歌女不愿佩带桃花章，夫子庙的飞龙阁、文鸯阁、天香阁等情场茶社的歌女们纷纷罢歌，以示抗议，并且希望社会局改桃花为兰花、菊花，或者是玫瑰花。社会局方面则认为歌女根本不理解其中深意，一方面，歌女佩带千叶桃花章，正好符合其身份，没有侮辱歌女的含义，并且列举四条理由，以证明社会局选择桃花章的正确性，其一，花与实均完美，“花为完全花，果系营养果”；其二，历史上之推崇，“贵胄王孙，何等荣华，梅且有所不及”；其三，社会上之敬仰，“桃花源”、“王母蟠桃”、“碧桃花下”等“不胜枚举”；其四，名胜名著，“桃叶渡”、“桃花扇”，“此景此书，流传江南，感化力不减”。另一方面，歌女佩带“桃花章”是为了表示清白之身，避免与娼妓混淆，“本局所制歌女桃花章之用意，原为与一般私娼有所识别，以便取缔，歌女不明此意，反对佩带，实属毫无理由”。但是，社会局给出的的理由没有获得歌女的认可，以至于原定计划8月1日起统一佩带的计划只能延迟。

折衷办法

面对歌女方面拒绝佩带的态度，在多次劝说歌女们无效后，社会局表示不会因为部分歌女反对而取消佩带一事，决议联合首都警察厅执行强硬措施，迫使南京歌女一律佩带，倘若歌女不愿佩带徽章，警察局会吊销其营业执照，并将其驱逐出境。在政府强逼之下，仍然有一部分歌女表示“宁可饿死或另跑码头，亦不愿受此侮辱云”，于是，自动辍歌另谋出路者不乏其人。当然，也有部分歌女态度转变，表示接受京市当局的规定。9月伊始，南京歌女均佩带桃花章鬻歌，这部分歌女，因为没有其他技能和依靠，迫于生计只能以鬻歌过活，据南京市当局推测，留下的歌女中，“其余素操副业者，则以佩带桃花，引为美观，更乐得易于招徕狎客”，不论属于何种情况，市政府得偿所愿，终于让南京的歌女们佩带起桃花章。

但是，对于佩带桃花，因为是市政府强制推行，绝大多数歌女多少是不情愿的，所以，即便是佩带，她们也把桃花章佩于衣内，不愿意外露，外人根本看不到，这种做法被时人评为“折衷解决办法”，“说不佩章却已佩章，说佩章却又没人看见，于当局的法令，于歌女的颜面，双方都过得去了”，不过，经社会局调查发现后，在《中央日报》上对这样的做法提出批评，并严令歌女们将桃花章“一概佩于衣外，以资识别，否则，如发生事件，当以严厉处置”，其实，社会局对于将佩章置于衣内的行为并未较真，那种折衷的办法成为双方妥协的“产物”。

1934年的“桃花章”风波让社会局颇费精力，当时，歌女们暂时屈从了当局的规定，桃花章的佩带在社会上引得众人热议，舆论上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过了半年左右，桃花章的新闻已经销声匿迹，歌女们渐渐地把桃花章丢弃，社会局也没有严办的意思，这次风波“结果闹了一通，不了了之，社会局可谓自讨没趣”。

（来源|《读者报》 作者|杨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