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中叶，虚掩的山海关大门敞开，“闯关东”浪潮迭起，中原文化向东北地区大规模挺进，民国38年间，山东人闯关东数量达到平均每年48万人之多，总数超过了1830万。张作霖、张学良主政东北期间，出于经济和战略的需要，有计划有规模地从山东往东北移民数百万。

上上个世纪，河北省河间府大城县一家李姓的人家把儿子过继给了张家。这个叫张天达的男子生了一个儿子张允贵，是张家的第十代。清道光年间张允贵随着闯关东的人流到了山海关外的奉天省海城（今辽宁海城）。

张家的第十三代就出生在海城，叫张作霖。他的第6个孩子也出生在这里，他叫张学良。

张学良先祖闯关东

清道光年间，张学良的高祖张允贵既无恒产又连遭天灾，谋生艰难，不得不加入了闯关东的大潮。据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杨树标考证，张允贵闯关东的时间大约在1820年至1850年之间。对于这一流民潮，杨树标还查到清朝的有关卷宗中“逃荒乞丐充塞运河、官道之旁倒毙满路”的记录。张允贵携家带口一路上受的辛苦绝不亚于时下热播电视剧《闯关东》中朱开山一家受的磨难，这一路的颠簸最终“止于海城”。把所有家当挑在担子里的张家在奉天省海城县西小洼村落户，用从河北带来的在当地看来先进的农具，在这块肥得流油的黑土地上操起了旧业——种田为生。

他们寄身的海城县顺治十年（1653年）建制，是清王朝开国后在东北设立的第一批行政机构之一。张允贵一家依靠劳动过上了安定却不富足的生活。他的儿子张发又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张有财。杨树标告诉记者：“从张有财开始，张家人就不再以务农为生了，他开始在‘保险队’里当‘保险’，而他的生活方式也不再像当年闯到关东时从事农耕的祖辈那样朴素，手里有几个小钱以后不仅喜欢吃喝还嗜赌，到了他的儿子张作霖这一代，还是继续做‘保险’，只能靠‘赌命’生存了。”

在唐德刚的《张学良口述历史》中，90多岁时的张学良回忆自己的父亲称：年轻时靠给村子当“保险”为生。张作霖这种保一村平安的工种自然不同于当代商业行为下的保安公司。那是三五个人拉起竿子就能成立的一种民间组织。仗着自己“身怀绝技”或者仅仅是一些花拳绣腿，就敢在村里挨家挨户地收取保险费用，条件是保障这个村子不受外来势力的抢劫。

不过张作霖的功夫看来是过硬的，年轻时跟另一个势力下的“保险”枪对枪地决斗过，张作霖眼疾手快但还是受了重伤，不过他一枪打死了来抢地盘的对手，于是对方带来的十来个人七八杆枪就随他姓了张，但是这种势力的扩张伴随着生命危险。张学良在回忆自己祖辈闯关东以后的生计时，对唐德刚说过这样一句话：“我家上辈子的人，没有一个是正经在床上死的，我父亲一提这个就掉眼泪”。

人为因素下的移民大潮

张学良作为这个移民家庭的第五代，在20世纪20年代，与他那位已成为“东北王”的老帅父亲张作霖一道，在山东人“闯关东”的历史上，起到过重要的作用。

在1925年至1929年山东人成批地移民东北时期，“协助”张氏父子完成这项巨大工程的，是母子两代人都闯关东的山东掖县人氏张宗昌，他的亲娘早年闯过关东时人称“女光棍”，而他本人则是“狗肉将军”。

张宗昌粗俗蛮横，这与他的成长有关。他的母亲年轻时曾只身闯关东，她并没有在关东定居，属于跑关东中的“候鸟”，飞遍三关六码头，称得上是个人物。回到山东老家后就变成“黄二仙姑”，下起了大神。这位胆大妄为的女人同样鼓励儿子张宗昌闯关东，张宗昌在19世纪末年闯关东时已不再务农，而是为沙俄修中东铁路。

张宗昌最为狂热的爱好是麻将牌，另一样就是嫖了。但是这位粗俗嗜赌的莽汉却喜欢炫耀几句，他留下过描写济南大明湖的诗作，据传是这样的：“大明湖、明湖大，大明湖里有荷花；荷花上面有蛤蟆，一戳一蹦■。”当年的山东人民就生活在这样一位赋税嫖赌皆强悍而又附庸风雅的混世魔王的统治之下。

因此，较之19世纪天灾造成的闯关东大潮，张作霖、张学良主政东北时期的移民，更多是人为因素形成的。一是张氏父子对于人力的急需，二是张宗昌督鲁时期，苛捐杂税层出不穷，社会秩序混乱不堪。二者对于移民大潮的形成，正好形成了一拉一推的作用。

张氏父子移民的政治远见

山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刘大可告诉记者：“交通改善，华北、东北地区铁路接通，沿海地区航运开通。加之张作霖主政下的东北地方政府移民实边、发展实业的政策以及之前移居关外的山东移民对家乡人的影响，使得山东人在20世纪20年代把逃荒的目的地定在了东三省。”

张作霖想往关东移民，以促进他地盘上的经济繁荣，对移民制定了一些“优惠政策”。杨树标说，在一系列成文的“优惠政策”中，有一条就是贫困农民、妇女、儿童坐火车闯关东可以免票。可见当时张氏对于人力的需求有多么迫切。

张作霖、张学良父子力主移民，是出于壮大自身的考虑，但在客观上，从1923年到1925年每年100万人口的移民，以及一直持续到19世纪20年代末的这股大潮已在事实上起到戍边的作用。

与张氏父子争着往中国东北移民的国家大至沙俄，小到日本，日本在占领朝鲜期间，还把朝鲜人移入中国东北。在扩张疆土的同时也看中了这块战略要地。因此张氏父子在民国时期掀起的闯关东移民高潮，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国防方面，都具有重要而长期的意义。

闯到东北去谋生

中国近代史上，有2000万人闯过山海关，到关外谋生。这种考验生死的闯关东，到了民国期间，就成了经营事业的跑关东。

不闯，过不了山海关；闯关，也许有生路，也许是死路一条。

但是2000多万山东、山西、河南、河北贫民，还是选择了这条闯关之路。

到关东去，不“闯”不行

到关东去谋一条生路，一定要闯！不闯就过不了那道封禁线。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比较大的向关东移民，是因为顺治颁布过“辽东开垦令”，当时还是1644年左右，满八旗入了关，关外广袤的土地还需要人来打理。

山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刘大可解释：“清朝历代都有关内向关外移民的事儿，康熙初年曾下召封禁，不许汉人再出关谋生，但是效果不佳。”东三省农林牧副各业都有特产，采老山参、开矿淘金、狩猎伐木都是利益丰厚的营生。而山参、金矿这些经济来源全都掌握在清廷手中，清朝专设参务部门，价格持续走高的人参只能由朝廷专控。像人参、金矿这些经济行业不再允许汉人涉足。

而逃洪荒避战乱的晋冀鲁豫贫民，凭着毅力和机敏，听信着传说中的诱惑，还是一心想去关外找寻生活出路。所以就形成了历史上五次大的“闯”关东。闯不仅有了闯荡的恣肆，更有一层夺路而出的悲壮。形成这股主流的，正是上述四省的逃荒贫民。

闯关东，沈阳是第一站

在逃往关外谋生的晋冀鲁豫四省难民中，山东与河北人居多，在这两个省中山东人又居多。刘大可介绍说，由于历史的渊源，辽东的设置属山东管辖，有了这一地缘再加上汉政权基本以长城为界，辽东督都府这样的军事机构也属山东管辖。因而山东民众在离家寻求生路时，首先想到的是辽东。

从海路和陆路进入关外的内地人，到了盛京（今沈阳），算是找到一块可以歇脚的地方。民俗学家、沈阳文史馆研究员齐守成称：“说到闯关东，沈阳是不可缺少的一环，电视剧《闯关东》中少了沈阳，比较遗憾。”

沈阳中街是皇太极时期就存在的一条街，17世纪中期，第一批闯关东的关内人，就带着中原文化在这里形成了一条商业街。齐守成介绍，在当时的盛京这个以游牧民族生活特点为主的城市中，从中街开始，慢慢地融入一些中原文化和从齐鲁大地带来的儒家文化。当时沈阳中街的天字号、吉字号等6大字号，全是关内带来的。

中药老号天益堂的先祖在外关得到一根老山参，成就了自他开始的这个家族在东北的全部事业。他卖了参，置了产业，把全家接到盛京中街，开出了这里的第一家中药铺，随着家业的增长，前店后厂地稳步发展起来。这种前店后厂的发展模式，普遍存在于这条街上的所有店家，服饰业中的丝房、餐饮业中的老边饺子、马家烧麦，这些从挑挑子开始的绝活，都在中街扎根发达起来。没有闯关东的人群，就没有这条繁华了数百年的商业街。

流民与流人，构建起关东最早的文化与经济形态。

闯关东的五次大潮

顺治年间第一次政府有计划地向关外移民，一场场围绕着辽河流域，从辽东向辽西扩展的移民在明末清初形成了一股大的潮流，清初时达到了高峰。

“前期的闯关东往往是候鸟式的，关内自然灾害、一度的政策放开都能形成临时性的闯关东”，刘大可说：“待灾情过去恢复生产或者关东再次封禁，移民就会迁回。”

第二次大规模的闯到山海关外，发生在自1860年到辛亥革命的半个世纪间。直到这一时期清代移民基本还是候鸟式的“冬去春归”，当时到关外谋生的贫民，主要还是去当“人丁”，虽然有了可耕地但“人丁”没有人身自由。这一时期山东老家的土地却在日益减少。刘大可举例，在山东清初人均还有两亩地，到了晚清人均只有一亩地了，东北的土地辽阔足以供养更多的人口。因此，闯关东到了清末出现了一次高潮。

这一时期，闯关东的“闯”字可以用另一个动词所替代，那就是“跑”。沈阳文史馆研究员、民俗学家齐守成说，跑有跑生意的含意，是一种主动的经商活动，从而使关东移民史在第三次移民大潮中有了性质的改变。

在张氏父子主政时期的关东移民持续到1929年。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3年建立起伪满洲国这段时间，跑关东再次被禁止。出于战略的需要，日本人开始在中国东三省建立他们的重工业基地。从事重工业开发，1939年日本人开始实施自己的移民政策，也就是把日本人和朝鲜人移入中国，为日后占领东三省乃至整个中国打基础。

但是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直到1944年，由于日本在中国以及东南亚战线拉得过长，所以又开始拉壮丁。刘大可说，这一时期，日本人不许中国人将在关外挣的钱汇往关内。他们对关内人先是采取欺骗利诱，后是进行强虏，拉壮丁一般地拉到关外，对他们采取了强制性的劳动管制，这是近代史上第四次向关外移民，也是内忧外患最为深重的一次。第五次向关外移民，是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代中期，政府有组织地迁过一批移民。

来源：摩之孤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