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胡茂芹

1918年，胡适完成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的创作。此书一经出版，便受到学术界的关注，3年内连续再版了7次。有学者评价说，此书是“用现代学术方法系统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史的第一部著作，它的出版被视为中国哲学史学科成立的标志”，“虽然只有上卷，但是它的成就和特色足以为后世哲学史家开出全新的境界”。
　　1922年，中国哲学史研究大家梁启超应北京大学哲学社的邀请去作一次演讲。他选择的题目是“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并说，在演讲中将要把胡适书中“认为欠缺或不对的地方，老实说出”。

　　当时，胡适在北大任教务长，哲学社是胡适积极参与的团体，而梁漱溟正在北大教印度哲学课程，所以被请来主持这次演讲。在接受做主持的工作后，梁漱溟考虑再三，觉得对梁启超的演讲题目胡适可能有意见，于是找到胡适，向他确认情况。但胡适说：“好呀，请他来吧，我也出席。”在会上，梁启超在演讲中先指出此书哪些地方不对，哪些地方更不对。胡适只是默默听着。等到梁启超讲演完毕，他才开始对梁启超的批评一一作答，说哪些地方说得对，哪些地方梁启超没弄懂，但态度自始至终非常平和。
　　实际上，主持人梁漱溟对胡适的这部著作也是有自己的考虑的。他“认为书浅而明，对社会很有启发性，然不够深入”，也并非完全同意梁启超的观点。于是梁漱溟作总结说，梁启超哪些地方对了，哪些地方不对；胡适哪些地方对了，哪些地方不对；梁启超哪些地方是据中国文化传统来批评胡适的著作，而胡适在答辩中，哪些观点是结合胡适的老师、美国哲学家杜威的实验主义哲学观点来陈述的。

　　梁漱溟的一番讲话，为这场辩论画上了圆满句号，听众无不感到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