绑票是匪类生财的古老门径，土匪、黑帮，以及零星的见财起意的人们，无论智商有多么低，都很容易想起这桩不花钱的买卖来。绑票的目的就是要赎金，不要赎金，绑票何为？不过，天下之大，例外的事儿总免不了，民国年间，有一桩大的绑票案，绑票的土匪还就是不要赎金。　　

1923年 5月 5日深夜，津浦路一列北上的列车进入山东境内，经过临城附近的时候，突然遭遇拦截，车头出轨，几百土匪，明火执仗，涌将上来。车上 200余名中外旅客（其中 26个洋人，一说 35人），除个别逃脱外，扫数被掠走，全部成为“肉票”。这就是当时震惊中外的临城劫车案。　　

临城劫车案的黑手是，抱犊崮的土匪头子孙美瑶。孙美瑶得手之后，将肉票押上抱犊崮，然后放掉几个洋人女票下山传信，提出条件，不要金不要银，只要求招安收编，弄个官军的师长旅长干干。抱犊崮是沂蒙山区很著名的一崮，山势险峻，但山顶却有地可耕，只是耕地之牛得在牛犊时抱上去才行，成年的牛，无论如何是赶不上去的，山故此得名，其易守难攻，可见一斑。雄踞于高崖险山之上，押着有二十几个洋票，孙美瑶自信手里有牌，官军不敢把他怎么样。在此后的一系列谈判中，孙美瑶的价码一会儿高一会儿低，翻云覆雨，弄得当时的曹锟政府很是狼狈。　　

那个时候，国际上对于这种“恐怖主义”行为还没有像今天那样态度坚定，一致采取不妥协主义，而且也没有反恐的特种部队，有各种先进武器可以使。西方各国在事发之后，对自己国家公民的性命很是在意，一个劲地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只许妥协，不许弄强，事件涉及国的公使一日三次跑中国的外交部，像是下命令一样，要求不惜一切代价保障人质的安全。

说起来，当时当政的直系政权算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对西方最硬气的一届政府（因为民族主义情绪颇浓的吴佩孚的缘故），因此也是得到外援最少的一届政府，害得政府上下闹穷，政府各部几个月开不出工资。北京大街上，尽是讨薪的政府官员在游行示威，驻外使馆因经费不继，纷纷下旗回国。尽管如此，洋人依然得罪不起，对土匪，不能打，只能谈。毕竟，自晚清以来，洋人不仅代表着强大，而且意味着文明，洋人的命，无论如何都是金贵的。

山上的土匪也十分清楚他们所倚仗的是什么，他们可以时不时地杀几个中国的肉票（土票）加压，却不动洋票一个指头，洋票在山上住的条件都比土票好，还允许洋票有“通讯自由”，让他们写“匪窟通信”，交到上海报上发表，让外国舆论压政府，外国政府再压中国政府。不过这么一来，一时间，办报的和读报的都兴奋名。　　

唯一让外国人放心不下的是，当时的北京政府真正能管的地方并不多，山东地方，说起来并不是直系的地盘，压力加在北京政府头上，到底有多大用处，其实是个未知数。反过来，这一点也成了北京政府跟外国人谈判的价码，抵制他们要求对绑匪无条件妥协的压力。利害相关的洋人，面对如此错综复杂的局面，知道全指望中国政府估计也不行，自己也在想辙。

最后还是在上海租界的中国通们厉害，说动了上海黑道很有势力、后来成为青帮三大亨之一的黄金荣，让黄亲自出马，带上各位黑道老大的亲笔信，上抱犊崮跟孙美瑶谈判。　　

黑道的面子要比白道大，事实上，在当时没有土匪傻到跟帮会为敌，否则，他们贩毒走私的买卖就没戏了（这可是土匪的最大宗的收入）。黑道中人沟通起来很容易，黄金荣上山之后，谈判渐入佳境，孙美瑶不再漫天要价，山东军阀田中玉却得以就地还钱，孙部编成一个旅，由山东地方解决给养，先送上大批的粮食和2000套军服。

1923年 6月 12日，最后一批洋票被释放，孙美瑶下山接受改编，一场塌天大案，宣告结束。　　

不过，孙美瑶的旅长没有做上几天，到了年底，他就被新任的兖州镇守使在枣庄中兴公司设下鸿门宴（中兴公司有个北方著名的富豪俱乐部，吃喝嫖赌一应俱全，孙美瑶也是常客）诓过去，当场，一个石灰包打在孙美瑶的眼睛上（韦小宝的伎俩），被熏得昏头的他，被一顿乱刀给捅了无数个透明窟窿，脑袋还给切下来传命各处，孙美瑶的部下群龙无首，在重兵包围下也只好缴械解散，四散而去，估计大部分还是当土匪去也。　　

从晚清到民国，是乱世。其实兵和匪的界限不是十分清晰，一个地方，当官兵不太能控制局面的时候，就会有匪类出来“帮忙”，官兵要当家，匪兵也要当家，争斗的结果，往往达成一个均势，各收各的“保护费”，维持一个虽说是畸形的，但也是一种的秩序。不见得凡是土匪，就一律烧杀抢掠，道理很简单，都烧杀掉了，他们吃什么去 ?土匪的烧杀，往往针对那些不肯服软的地方，尤其是那些有地方武装、抵抗过他们的村镇，烧杀主要是为了杀一儆百。尽管如此，做土匪的，不管规模多大，最大的心愿还是受招安，从非法状态的收费转到合法状态来。

从晚清开始，也的确不断地有地方官在剿匪不成的情况下，有意招抚一些匪帮，让他们变成官兵，再去打别的土匪，一如《水浒传》中受了招安的宋江去打方腊。这些受招安的土匪也在战斗中逐渐成长，变成一方具有官方身份的霸主，比如北边的张作霖，南边的陆荣廷，都是这个棋子，当时有谚日：若要官，杀人防火受招安。当然，这种情形下的秩序，肯定不会太好了，无论官兵还是土匪，有时纪律都差不多的坏，说匪来如梳，兵来如篦，可能有点夸张，但驻兵与驻匪都时常扰民却是真实的。那些由匪变兵的军队，比如张作霖的奉军，一直到小张 (张学良 )时代还以纪律差闻名，在老张时代，就可想而知了。　　

不管怎么说，南有干帅 (陆荣廷字干卿)，北有雨帅 (张作霖字雨亭)，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各地的士匪都纷纷效法，也有条件效法。事实上，袁世凯死后，由于混战不止，各地军阀都在招抚土匪借以扩展势力，只是各地有各地的高招，招抚的方式，有收抚的，也有打抚的。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反正在 1923年，山东督军田中玉跟抱犊崮的土匪之间从原来的相安无事、各管一边，变成了真刀实枪地对打，两个混成旅开到兖州，其实，真实意图是剿是抚，还是以剿逼抚，还真说不清楚，然而，不幸的是，在冲突中，孙美瑶的哥哥孙美珠一个没留神丧了命，所以，激得孙美瑶使出了拼命的招儿，酿成一场大案。　　

不过，在那个大家都怕洋人的时代，这招虽然很灵，足以让官方满足他的条件，拿到一笔做土匪的都想要的特别赎金，却犯了大忌，不光是白道的大忌，也是黑道的大忌——不动外国人，免惹大麻烦，黑道自道，殷鉴不远，都还记得义和团的教训。所以，事过之后，孙美瑶非死不可，官家即使用上韦小宝的下三滥的招数，也得让他死。　　

孙美瑶绑了一笔大票，要到了他想要的赎金，然后全赔了。以后，这种赔老本的买卖，土匪就再也不做了。

来源：《张鸣说民国》中国工人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