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口民国日报》1920年8月5日，《民国日报》登载全国和平联合会的通电:”不有卖国协约，则参战军无从发生。不有参战军，则边防军无从变形。不有边防军，则安福系无从跋扈。然则曹陆等实为胚胎安福之种子，即为祸国之根源。……..其罪恶之重大，不减段、徐、曹、李，应请一并拿办，处以极刑，庶乱源可遏，国事得苏也”。通电指出，安福系祸国殃民的种种罪恶，可以溯源到曹汝霖、陆宗舆的卖国协约。

《晨报》也发表南京各界联合会、南京学生联合会通电，电文说:”安福祸国，于今三载，卖路鬻矿，无恶不作，推厥祸首，实由曹汝霖、陆宗舆等造成。此次近畿战争，曹汝霖阳托调人之名，阴主谋逆之实。陆宗舆私挪汇业存款，接济逆军至三百余万之多。是曹陆之罪浮于毓隽，不减树铮，于理于法，皆应处以相当惩罚。乃拿祸首命令，竟未提及曹陆二人，群情愤骇，罔知所措。若仍无以解于联军。兹代表民意，请将曹陆二人并案拿办，以清乱源”。

11月7至8日，李达、陈望道和邵力子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为阵地，对张东荪的言论进行批驳。5日，张东荪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的时评，附和与宣扬罗素的主张，认为”救中国只有一条路，一言以蔽之:就是增加富力……开展实业”。”我们也可以说有一个主义，就是使中国人从来未过过人的生活的，都得着人的生活，而不是欧美现成的甚么社会主义、甚么国家主义、甚么无政府主义、甚么多数派主义等等”。李达和陈望道分别发表《张东荪现原形》和《评东荪君的”又一教训”》一文，揭露张东荪以前曾大讲”社会主义”，却排斥一切社会主义，自己反对自己，”无非是不讲社会主义去开发实业罢了”。邵力子也发表《再评张东荪君的”又一教训”》一文，指出主张社会主义的人不但不反对”增加富力，开发实业”，并且还认为有必要，问题是采用什么方法。只有”社会主义是真正’开发实业’的方法，是真正’使一般人都得着人的生活’的方法”。关于社会主义的辩论由此展开。

1921年3月18日，陈独秀在《民国日报》发表《辟谣告政学会诸人》。针对政学会机关报《中华新报》刊登的一篇广州归客谈，进行辟谣。该篇归客谈曾污辱陈独秀提倡”废德仇孝”的”禽兽学说”。陈独秀在文中说:”合乎社会需要的道德，提倡犹恐不及，如何言废?””更不说孝是万恶之首，要去仇他”。”至于’百善淫为先’这句话，我想除了极不堪的政客，做淫小说的新闻记者，和姬妾众多的大腹以外，没人肯主张吧!”

1921年8月17日，《民国日报》副刊《妇女评论》发表署名汉俊的文章《女子怎样才能得到经济独立》。他说，我们既然晓得了女子所以堕到现今非解放不可的地位，完全是因为女子在经济上失了独立，我们应该晓得女子要从这个地位解放出来，非先在经济上得到独立不可了。

他认为，女子在经济上失了独立，完全是掠夺的私有经济制度下发生和存 在的现象，并不仅仅是女子在财权上、教育上、职业上和男子处在不平等的地位。女子要求经济独立，只有打破私有经济制度的一途。这私有的经济制度打破了，女子才能在经济上得到独立，在财权上、教育上、职业上得到平等。

1921年10月21日，邵力子在《民国日报·觉悟》发表《社会主义与”公妻”》一文。文章引用德国社会主义者柯祖基的一段论述，指出社会主义与”公妻”处于绝对相反的地位，对社会主义真有研究，而又真正信仰社会主义的人断不会有”仇父公妻”的主张。”公妻是上流社会所发明，与劳动者无关”。

报章谣言

1921年10月22日，陈独秀在《民国日报》刊登启事:”鄙人在粤时，曾有无耻的懦夫，不敢与我正面为敌，躲在人背后，造下流谣言，中伤我，说我主张’仇孝’、’讨父’、’公妻’、说我演说’万恶孝为首，百善淫为先’等话，居然传诸报章，我即撰《辟谣》一文登载《民国日报》，辨正此事，不图仍有一二家报章，传载此种无稽之言，以致法租界会审公堂亦据此项谣言，对于鄙人有所怀疑。兹特声明，今后各处倘有印刷物公然传载此类谣言者，即认为有意损害鄙人名誉，立即诉诸法庭，以做邪僻，决不取从前置之不理态度”

1922年9月10日，李达的《劳动立法运动》在《民国日报·觉悟》发表。文章号召所有的劳动者，都应急起直追，切不可观望不前。文章指出:中国劳动者处于半封建式的武人政治之下，受不到法律的保障，军阀资本家可以任意杀人，若想用合法的手段取得真正的自由，当然是不可能的。但劳动者解放的第一步，至少必先取得结社自由和罢工权利。有了结社自由，无数劳动者便可组成一大阶级就可以学得作战方略和有产阶级相对抗。所以中国要求劳动立法，一则可获得组织、团结的机会，一则可顾及利益。

张闻天译作发表1923年1月18日，《民国日报·觉悟》登载《苏维埃俄罗斯政策之发展》一文，该文为苏联人梅斯克撰写，由张闻天从英文转译。文章介绍了俄国在革命时期所发生的种种事实，内容分:一、临时政府，二、苏维埃的势力，三、政治战争之影响，四、新经济政策，五、退却的限度，六、反革命的势力，七资本主义的衰败，八资产阶级世界底无力，九、俄罗斯的最近的将来，十、俄罗斯与资本主义的世界，十一、俄罗斯共和国与世界改造。

1924年3月10日，泽民(沈泽民)在《民国日报·艺术评论》上发表《一个门外汉对于艺术教育的意见》一文。文中指出的消极现象有:培养出来的人才不符合社会的需要。把留着长头发，在刊物上写些肉麻文章作为”艺术家的风度”。甚至互相倾轧，打官司，写匿名信，造谣言，敲竹杆，把办学校当生意做等等。

1924年8月28日，《民国日报·觉悟》发表恽代英的文章《民治的教育》，文中提出教育的目的应是”养成为民众服务的人”。他说:”从前皇帝时代，皇帝就是一国主人，所以那时的教育，只要使大家知道忠君报国…..只知道有皇帝，不知道有自己，也不知道有民众”。”民国时代与此人不相同，主人翁就是民众，所以教育就要使大家明白自己的地位，知道自己的责任”。

1925年6月9日，《民国日报》刊登了登了宋庆龄关于”五·卅”惨案的谈话:中国人民能一致起而反抗英捕房之暴行，在上海此实为第一次。吾人所恃之武力何物?全国国民之爱国心与团结力而已。宋庆龄指出:”吾国武力、外交，皆不可恃，所可恃者，唯公道与民意耳。故今日最当恐惧预防者，为国人之自相分裂与中道气馁，尤忌违反公理之调和”。

以上说的是上海的《民国日报》，而事实上。在同一时期，还有汉口的《民国日报》（创刊于1926年11月25日，该报名义上是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机关报，后兼作武汉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党部言论机关，但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以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公开面貌出现的大型日报。也是共产党开展革命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舆论工具。），之后，广州、长沙、天津、杭州、青岛、北京、宁波、无锡、南宁、梧州等地相继出现同一名称的报纸，虽然《广州民国日报》和《汉口民国日报》一度成为国民党中央报纸，《天津民国日报》也宣称“以阐扬本党党义，介绍政治、经济思潮，讨论实际社会建设问题，及提高革命情绪为宗旨”，但均因存续时间不长，故实际影响难及沪版《民国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