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讲究文笔犀利，揭露社会阴暗面和人的瑕疵，社会本也是由人组成，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讲，杂文作家终须是要骂人的。

作为一个杂文大师，鲁迅一生骂人无数，不但不少坏人被他骂过，很多好人也被他挤兑、吐槽。

鲁迅骂叶圣陶的文笔和作品，骂过杨荫榆思想封闭，也骂过梁启超学问不专却爱钻研政治。

由此可见，鲁迅”骂人”是不讲情面、不分对象，逮谁骂谁。民国文坛的名人，没有被他骂过的不多，包括文坛巨匠郭沫若。

鲁迅与郭沫若同是文学大师，可二人似乎是天敌，很少有心平气和交流的时候。

“相骂何必曾相识”，还没有见过面，二人就开始唇枪舌剑、骂个不可开交。

郭沫若骂鲁迅是封建余孽，鲁迅毫不示弱骂他是东洋狗。

他们二人之间有何深仇大恨，让其势不两立，对对方如此刻薄呢？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1928年初，创造社、太阳社发起革命文学运动。为了追求新思想、显示新思维，创造社、太阳社开始破”四旧”，要想标榜自己敢为，必须拿权威开刀祭旗，鲁迅作为当时文坛最有名气和权威的文人，就是出头鸟，自然是首当其冲被两个文学社团当成天然的好靶子。

鲁迅生性好战，骂人是自己的专长，一见有人怼自己，很难不兴奋，当即写了《醉眼中的朦胧》、《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等文章进行反击。

郭沫若在反潮流战线是新锐尖兵，看到鲁迅反击，毫不犹豫用笔名杜荃写了一篇《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批评鲁迅的<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一文进行回击。

在这篇文章中，郭沫若给鲁迅戴了三顶帽子，随便哪一顶都够沉重的。

一是”封建余孽”，二是”二重反革命”，三是”法西斯蒂”。

郭沫若这三顶帽子就像三大招，招招见血，入木三分。

郭沫若在这篇文章中写道：“鲁迅的文章我很少拜读，提倡趣味文学的《语丝》更和我无缘。”紧接着，郭沫若就开始找出证据，说鲁迅是封建余孽、法西斯蒂、二重反革命，铁证如山不容抵赖。

郭沫若甩过来的三顶帽子，引爆了他跟鲁迅的矛盾，二人从此结下梁子。

虽然郭沫若用了化名，但鲁迅何等消息灵通，当即得知这个杜荃就是郭沫若。

鲁迅当然不会放过郭沫若，他一向睚眦必报。

鲁迅随即回敬了郭沫若：”郭沫若的《一只手》是很难称之为佳作的，······《一只手》也是穷秀才落难，后来终于中状元，谐花烛的老调。”（鲁迅:《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鲁迅全集》第四卷）

后来鲁迅就更进一步，骂郭沫若人品不行，抛弃了糟糠之妻，而郭沫若就曾在报上与鲁迅公开掐架，指责鲁迅侵犯他人隐私。

鲁迅毫不留情进行回击，在1931年发表的《上海文艺一瞥》中，鲁迅就批评创造社是才子+流氓的组合，直指郭沫若。

在创造社官司缠身的时候，鲁迅也不忘落井下石，痛打落水狗：“无论古今，凡是没有一定的理论，或主张的变化并无线索可寻，而随时拿了各种各派的理论来作武器的人，都可以称之为流氓”。

叫人匪夷所思的是，直到此时，二人竟然只是听过对方的姓名，却还未曾谋面。

鲁迅与郭沫若为何总是合不来？很简单，就是看不惯郭沫若的狂傲和目中无人。

而郭沫若作为文坛后起之秀，想要出名，必须踩在名人肩膀上，取得轰动效应。

哪怕是现在的互联网，那些想出名的人，也要挑刺名人，撕逼名人，猛怼名人，才能轻松走红。

可是一来郭沫若这三顶帽子太沉重了点，二来他找的对象不是善茬，所以二人之间的开撕自然在所难免。

岂止是鲁迅和郭沫若，民国时代的文人对骂，是一道“靓丽”的风景，无形中为旧中国思想解放、为新文化运动起到了锦上添花、推波助澜的作用。

郭沫若与鲁迅的互撕，震动了当时中国的文坛。

胡适、梁启超、钱玄同等文学大家不得不组团从中进行调解，双方这才平息怒气，偃旗息鼓。表面上看，鲁迅当时跟文坛众星之间的骂战有失斯文，很不雅观；其实，郭鲁二人之间的互骂，实在是中国社会的幸运。

每当皇权崩塌，乱世纷扰之时，就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自由的时候，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会因言获罪，大家畅所欲言，狂放不羁。

所谓名家荟萃、大师辈出的时代，一定是文人骂战酣畅淋漓的时代，当文人畏缩于引骂，专注于赞美，民间“大师”就安心成为了官家“大家”，杂文这种体裁便也失去了存在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