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6日，正值中秋佳节，张元济趁来京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之机，在他早年南洋公学的学生，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1]的陪同下，和郑振铎、张允亮等朋友一起，在御花园绛雪轩进行了一场专门的品鉴会。

马衡对老师这次前来观摩古物十分重视，不仅专门挑选了在御花园陈设展品，还搬出了慈禧结婚时用过的椅子，供老师享用，至于提供给张元济赏鉴的物品，自然是精品中的精品，让张元济大饱眼福的是：唐代旋风装吴彩鸾书《切韵》、写本《唐音统籖》以及刚从东北接收过来的文物精品。

张元济以八十高龄，抱着残病之躯，在儿子张树年的搀扶下，仔细观赏了一个下午，在御花园渡过了愉快的时光。想当年，他风华正茂，参加殿试，果然高中，今天得以在御花园品鉴极品,更是意犹未尽，尤其让他感动的是，故宫文献馆出示了光绪十八年殿试的黄榜，上面列着张元济为二甲二十四名。当张元济看到和自己同榜的蔡元培、汪康年，如今都已故去，只有他和唐蔚芝还健在，回首往事，不胜唏嘘。当即，他答应故宫，把自己珍藏的殿试卷头相赠，以示纪念。

在故宫博物院中，张元济的故旧甚多。1924年11月成立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设立首届故宫博物院董事，其中不少人是张元济的故交旧友，如蔡元培、吴稚晖、汪大燮、李石曾，以及先后在故宫博物院任职的马衡和主管图书馆的傅增湘、张允亮、徐森玉，都是他的至交好友。但几十年间，或因内乱，南北睽隔。张元济执掌商务印书馆，一直以影印古籍为志业的张元济所推诸多文化工程罕有其匹，而早已广为人知，却很少利用故宫珍藏的文化国宝，这已成为一个历史的存在。但仔细检寻，我们还是发现这南北两大文化机构的诸多关涉。因此，检寻张元济与故宫之间的史迹，或可窥见张元济对文献搜集与刊布的努力之处。

张元济后半生的主要精力均投掷在传承古籍的大业上，前期，他主要通过文缘、学谱获得资源，但他始终奔走南北，丐之域外，虽摩肩放踵而不息，历尽艰难险阻而不弃，成则喜，不成则继续赓事之，但在他事业兴起之中，诞生的故宫博物馆之珍藏，不仅时时在念，而且耽之不息，故宫承袭的天然珍藏怎能不让他着迷与沉醉？合作自然从文献出版展开。

故宫藏书，不仅汇聚历代皇家之精，且所收多为孤本珍本，这自然是任何其它公私藏家所不能相比的。如文渊阁《四库全书》、《四库全书荟要》、《宛委别藏》，当年都是故宫所藏，真是文献渊薮，天府珍秘。

一、化古物为公器

为了刊传文献，张元济早在故宫博物院成立之前，就和清室打过交道。1913年，涵芬楼已印行清宫乾隆时编写的手抄之《宁寿鉴古》十六卷、《西清古鉴》乙编共二十卷，两书皆录藏礼器之书。前书编于乾隆时期，收录宁寿宫所藏，商周到唐代铜器七百零一件，后书收录盛京清宫藏同类器图九百种，均系抄本，这大约是清宫旧藏图书影印之昉。

古物陈列所在1916年建成宝蕴楼，1926年由容庚辑录，《宝蕴楼彝器图录》就是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27年，由商务印书馆在京机构——即京华印书局出版了《内务府古物陈列所书画目录》，是古物陈列所创立以来一项大规模的书画编目工作。古物所自1916年自建印刷厂，开始出版印刷，但故宫博物院成立伊始即启动系列项目，尤其是古画出版印刷质量要求。1931年又出版了《西清续鉴》乙编，署名为北平古物陈列所。[2]1940年由王季迁与德国艺术家维多利亚孔达编写，《明清画家印鉴》乃辑录故宫所藏画家印鉴而成、敦煌巨擘也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他最早措意的是内廷当时珍藏的两套《四库全书》，即文渊阁和文津阁底本，他是最早动议影印此书的人。自1917年起，张元济就十分渴望印行《四库全书》。后来，北洋政府也想印。几经周折，终没有印成。到1924年，在为纪念商务印书馆成立三十周年之际，张元济再次想到了印行文渊阁《四库全书》作为馆庆献礼，可依然未能达成心愿。

此前，张元济曾成功地刊印了《四部丛刊初编》，《道藏》及《古逸丛书》部分，商务不仅积累了古籍影印的经验，且实力日益大增，已无需借助外力，可独立印行《四库全书》。为了减少周折，使事臻于成，他找到了仍珍藏在宫内的文渊阁《四库全书》，放弃由北洋政府掌握在手中的文津阁本《四库全书》。

张元济的建议得到了宫内小朝廷的认同。这主要得力于当时效命于小朝廷的张元济之友郑孝胥的支持，如此事成功，小朝廷也可得商务印书馆所付资费而得以解困。双方合作的事情很快就顺利达成，与之前北洋政府的合作相比，此事开头出奇的顺利，张元济立马派得力助手高梦旦北上着手此事。

但小朝廷的势力只能行于宫内，出不了红墙，要将原书全部运至上海，仍需依靠北洋政府势力不可。结果，运送过程中，遭到了军阀曹锟手下的干涉和为难，再次使事情夭折。对此，张元济、郑孝胥、高梦旦等人只有中断此事。

这是商务印书馆和故宫文献牵涉大事之始，第二年故宫博物院成立。故宫博物院是由清室善后委员会发展而成的，清室善后委员会主任是李瀛煜，委员则有蔡元培等人，李瀛煜与张元济为故交。整理故宫档案的负责人是北京大学的朱希祖，更是张元济同乡兼故交。但由于北方动乱，张元济一直没有机会对故宫珍藏加以运作。尽管文渊阁《四库全书》、《宛委别藏》、《四库全书荟要》一直存放在故宫之中。

二、合作天禄琳琅丛书

925年10月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因避免北洋政府插手故宫之事，1926年12月，故宫博物院专门成立了维持会。1927年7月北洋政府完全接手故宫，正式成立故宫管理委员会。1928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接手， 10月，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易培基出任院长。

在国民政府的支持下，社会各界专家、学者云集，此时的故宫博物院进入一个黄金发展时期。马衡出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后，于1933年9月，故宫博物院的工作出现了一段承平期，各项工作也走上正轨，对古籍珍本的出版工作也开始着手。

傅增湘于1926年10月，被聘为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傅增湘上任伊始，检视善本甚多，发现所存虽不及《天禄琳琅书目》十分之一，仍然让这位藏书家怦然心动。即主张他在上任前已着手策划与商务印书馆合作，致信张元济：“昨见清宫委员会人，纵恿印书，拟先印宋刊《郡斋读书志》。侍主张与馆中合办，诸人颇赞叹，特将尺寸页数寄上，祈赐算速复为要。宫中善本多，此机不可失也，将来拟印大部丛书。”[3]

闻此评，张元济立即表示：“清宫善本能影印，自所甚愿，近年影印善本，尚以本馆最为努力，凡有书未有不乐于影印者，此事唯吾兄相助最多，亦相知最深。”“清宫善本能景印，自所甚愿，《郡斋读书志》，恐系世间孤本，首先付印，尤为相宜。其他各种，鄙意应择其罕见而卷帙不甚多（原注：至多在五、六万百叶之间，能少尤佳）者。否则不易销售，于进行转有不碍也，高梦翁即入都，一切当与兄当面商酌。”[4]他俩已有二十年的交情和共同的志趣，谈起事来自然没有必要含糊，一提笔就进入实操阶段，并安排高梦旦亲自入京商议。得此消息，傅增湘即回复道：“大概可印行者有十余种，然尚未清全也。”[5]仅数日后，傅增湘在尚未看齐的情况下，开列了七种，拟印和续选四种。[6]其后，又建议抽出《帝范》，加入此三、四种，符合张元济卷帙不甚多的要求。而此时，张元济正筹《四部丛刊续编》，老友出掌故宫，不啻得一文献渊藏也。

傅增湘在深入审视故宫藏书之后，更改了原计划，提议独立的善本影印计划。向张元济提出：“清宫拟印小丛书，检宋、元人集之少见者（先印元、明刻本，钞本后印），或子史零种，照《（四部）丛刊》式，先印约十册，或十二册为一集，亦可行销，不知馆中愿合办否？”[7]接着，傅增湘又连续致张元济一信提出：“拟排印各书为一集。以世无刻本，或有关清史掌故，档案文件之类，如馆中可合办，当开种类奉告。”可见他对故宫图书馆所藏出版之用心。对于老友，傅增湘自然以实情相告：“故宫图书馆，支绌异常，故拟印书以资贴补，书影或自办，或与馆办酌定再闻。”

张元济收到信后，看到傅增湘的计划越来越大，知道是有意两家另编一书，而不是选入部分进入《四部丛刊》。有将故宫所宝全部刊布之想，张元济心中虽然高兴，但不能不顾当前现实，当然也有他一惯的在商言商的态度在其中。他立刻将傅增湘的要求和想法转达编译所，经大家商议后，即回复傅增湘：“《四部丛刊》石印太忙，若用铅印，近正排印中小学图书馆所用之新旧书，两年之后完工，际此时局，又不将工厂扩充，恐不克应命矣。”[8]

当时，商务印书馆正大规模出版《万有文库》，同时又与铜琴铁剑楼签订合议，可以续编《四部丛刊》，张元济本人则已全力以赴校《百衲本二十四史》。这些傅增湘自然知道。

但对于职掌故宫的傅增湘来说，还是希望双方合作，不仅要把事情做成，而且也为故宫推出一个品牌。他开始准备南下上海商议，可谓是信心满满，尤其是对商务印书馆抱有很大的期待，为此他还做不少的准备，即将善本书又增列了一批，宋本《奉使宣和高丽图经》、元本《宣和画谱》、宋本《周礼正义》、宋本《秦淮海集》，删去了常见的书共十五种。带上这份目录，他登上了南行列车，他认为此事和张元济一起面商是最好的办法。

张元济看到老友如此热诚地运作，他建议将这类书收入《四部丛刊续编》中，容易成事，要独立编印傅增湘所提的小丛书，希望傅增湘有具体的实施计划。得到张元济的确认，傅增湘接受张元济的建议，不再别拟新丛书之名。北归后，即迅速着手合作事宜，他希望能尽快办成此事。

傅、张俩人即将合作的印行故宫古籍珍本之事，消息一传出，在社会上引起反响，也有人提出要和故宫合作。傅增湘立即告知张元济：“馆中人只认商务印书馆，将来由愿印者，与贵馆合作可也。”面对这样的时机，也为利用好故宫的资源，在经过详细的了解和规划后，傅增湘决定大干一场，将原来计划编辑的小丛书，定名为《浮溪丛书》，希望一并和张元济合作。并指示北平分馆经理孙伯恒具体实施。张元济也同意以新丛书的名义出版，不再坚持纳入《四部丛刊》之中的原议。但甚为遗憾的是，1928年6月，北伐胜利，国民政府接掌故宫，傅增湘即辞去了图书馆馆长一职，所谋全部出版之事，即告中辍。

今《四部丛刊续编》中收有一巨帙《嘉庆一统志》，实来源于清史馆，共五百六十二卷，是丛书中规模最巨者。民国初年从清史馆借得钞本，由北京分馆拍摄，但不幸在“一·二八”战火中毁去部分。后幸又借得友人蓝印本补齐，激发了张元济刊行此书，不仅仅是为抄本，主要是有感于国土凌侵，几欲忘国，而以此书载之疆土强大来比观当日之弱势。所以，一改只收家弦户诵之书，不收巨帙之例，特予收录。“考文献而爱旧邦”乃其真实写照。

1932年，故宫博物院发起影印《天禄琳琅丛书》第一辑，十五种，共计二十八册，成了重要的成果之一。招股章程上说：“拟请北平故宫博物院影印所藏天梁琳琅宋元善本书籍，以若干种为一集，并得继续刊行至数十集(前十集发售后，当再拟目续印 影印书籍以罕见及有价值者为标准)。”[9]

《天禄琳琅丛书》的编辑，基本上是以傅增湘拟目的框架，另外增加两种，即《历代名医蒙求》（宋书棚本）和河上公《老子道德经》二卷（宋麻沙本），删除了《论语笔解》、《范文正文集》，傅增湘最为看重的《郡斋读书志》等几种，调整幅度并不大。故宫博物院之所以用《天禄琳琅丛书》这个品牌，看来也是用意深远。其所藏珍本，数以百计，且大多传自天府，无人能与其比肩。第一辑只是发端，学界谁不知《天禄琳琅丛书》及后续所载善本珍本数以百计，且无不出自天府珍藏，将之公诸于世，于故宫地位、形象、学术建设大有益处。

值得一叙的是，故宫博物院在编辑影印《天禄琳琅丛书》时，他们学习借鉴商务印书馆的办法，制定了招股章程，把张元济和商务印书馆均列为发起人，一则希望借重其名，二则通过商务印书馆，有利于发行。发起人名单如下：易培基、谭延闓、于右任、吴敬恒、江瀚、张乃骥、李煜瀛、蒋梦麟、王宠惠、李宗侗、张乃熊、蔡元培、胡汉民、古应芬、叶恭绰、张元济。发起人名单阵容强大，主要是故宫和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的成员，这其中并没有傅增湘和陈垣。

故宫博物院当时的规划甚大，影印所藏天禄琳琅宋、元善本书等，希望能刊行数十辑。对此事，张元济曾给予大力支持，不仅以个人名义入股两股，共一百元，同时又顶商务印书馆十股五百元，共入股六百元。[10]从启文中可知，实际上承印方仍是商务印书馆在北方的印刷机构——京华印书馆，只不过编辑出版方是故宫博物院而已。社会上早有自编自印而挂名商务出版之举，这可能是当代合作出版的先声吧。

1931年，“九·一八”事变骤起，存放在故宫的文物古书令人堪忧，于1933年打箱运装南下，影印《天禄琳琅丛书》的刊行，也算是文物大迁徙前的一次重要刊布。可叹的是，无数的宝藏没有得以开发。更加上故宫此时正发生了所谓易培基盗宝案，闹得人心惶惶，其事自然无法措手。1933年，易培基黯然去职。9月，院长由马衡接任，袁同礼则接任图书馆馆馆长之职。

故宫毕竟没有张元济这样的行家理手，发起人和赞助人也分不清，更为遗憾的事，书一出版，就有缺页，不得不向读者发启更正。从事出版对于故宫博物院终属外行之手，所以后来此事故宫也没有在开展下去，连第二辑也未编妥，何来数十辑之举？

三、《四库全书》首传

1933年故宫古物大规模南迁，大部分国宝先是存放于上海，其后转至南京，再转往内地。直到1935年，经过几经周折，商务印书馆终于如愿印成文渊阁本《四库全书珍本丛刊》和《宛委别藏》四十种。《四库全书珍本丛刊》于1935年全部告成，选印《宛委别藏》四十种一百五十册，也于1935年底得以问世。有关此事的曲折经过，已广为世人所知，在此不再详叙。

商务印书馆曾选印《宛委别藏》，此事则罕为外人所知，1933年10月，故宫博物院与商务印书馆签定影印《宛委别藏》，共四十种，缩印成与《四部丛刊》大小的小六开本，用纸裁至边缘，送院方十分之一印数，包括重印，印数由馆里定。这段合约，较之《四库全书》早了近一年。

《宛委别藏》共收书一百七十三种，实为《四库全书》之续编多抄本。有关《宛委别藏》的选印，至今所见史料不多。为成此事，张元济曾多次致信傅增湘：“《宛委别藏》及北平图书馆所藏善本，弟极原流通，应如何订约、借用，并祈顶鼎力询商，玉成其事。”[11]看来此事应是傅增湘提醒张元济所作，因为当时《宛委别藏》也正在上海。

《宛委别藏》虽然也是选印，从中可以看出，似乎实施起来也较为顺利，只是拘于当时形势，还是只选印了其中一部分。为何张元济只选印了《宛委别藏》其中一部分？这其实并非张元济本意。他在给傅增湘的信中说：“本意照目全印，甚是甚是。惟亦财力所限，只能先印所谓罕传者，其余请俟日。”[12]其目的亦是服务于学术广为传播。尽管只是选印，但学界和馆方之间合作似乎很顺利，也算是选印四库全书珍本的搭车行为。

在当时我国正处于内忧外患的时代，先谋抢救之效，再图传世之功，才是现实的选择。从今天来看，《宛委别藏》选印工作的重要性，其实一点也不亚于《四库珍本丛刊》的出版。只是由于对于《宛委别藏》，过去学界知之甚少，其中大多为稀见之本，并无巨著，所以不及《四库全书》之盛名也。也就是说，张元济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代，抢救出版了故宫博物院所藏两大宝藏中的不传之秘，终使其不再成为张元济所担忧《永乐大典》之续。

故宫博物院所藏南迁到上海其间，张元济特别珍视这样的时机，用故宫所藏完成了两大工程。但他仍叹道：“故宫所藏大宝，应大多利用”。1936年9月21日，他致信特别丁英桂：“故宫沪存，报称将运回南京，如有应校之书，应从速办理，勿速勿亡。”[13]可见张元济对故宫珍本的重视。

据丁英桂回忆：“影印《四库全书》珍本丛刊的摄影工作，是商务印书馆在故宫博物院上海储藏处仓库前宽敞地上临时建屋，设立工场进行的。摄影时，由储藏处会同中央图书馆等各处派员负责监督。叙此，也可见时局之一斑。”

四、善本存真

今《四部丛刊》中刊入故宫所藏者，宋本《郡斋读书志》（宋淳熙袁刻本）。此书为《天禄琳琅书目》所漏收。后刊入《续古逸丛书》之三十五，张元济为此撰有长篇跋文。今宋本《郡斋读书志藏》即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1936年8月，商务印书馆从故宫摄到的《山海经》、《集韵》和《蚁术词选》（致丁英桂信）。这些珍籍，都是在马衡的关照下得以实施的。

《四部丛刊三编》收有明本《蚁术词选跋》：“《词选》，刊本已佚，从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借宛委别藏抄本，配合印行，可能完壁。”这是从选印《宛委别藏》中取得的底本，除此之外，还有《嘉庆一统志》这部巨帙，收入《四部丛刊三编》之中，也是从故宫摄得的抄本，当是得到了马衡的支持。商务印书馆利用故宫的要籍，无论从规模到品种都十分有限，当年故宫不仅自然传有自者其多，而且它有观海堂藏书甚多，不若今天故宫所藏，别无秘册可言也。

辑校《百衲本二十四史》时，张元济一直期待以故宫所藏对勘，特别是《明史》，有人建议用文津阁抄本，终未如愿。

马衡一直想谋印《石渠宝笈》、《秘殿珠林》。《石渠宝笈初编》始于乾隆九年，《秘殿珠琳》初编更早于《石渠宝笈》一年，收入《四库全书》。但两书《续编》由于编成于乾隆五十七年，未得以收入四库。《三编》则成书更晚，嘉庆二十年才告成。后两书均没有刻本，珍藏在故宫之中。

作为文物大家，自然知道其传世的必要。大约在1936年4月，马衡曾主动提出将两书交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之，但张元济没有同意。张元济为何去信加以拒绝？他给马衡复信的理由：“卷帙过繁，成本过重，势必定价高昂，不易销售，印得暂行缓议”。这可能是一个方面，后几日，他在给傅斯年信中曾有这样的话：“惟故宫及北平图书馆，索酬较重，同仁为营业计，以是不免趑趄。”[14]看来这才是真正的原因，即使对这位昔日的南洋老学生，张元济也不愿讲商业用语。

本来，张元济收藏有两部名贵的《唐音统籤》（抄、刻配）。《唐音统籤》大约是1910年以后孙毓修为张元济收得。[15]此书仅故宫有全藏，胡震亨系张元济同乡，所以张元济特加以收藏。因此和故宫博物院发生了一段渊源，经与图书馆励乃谦往复商议讨论，使两书之版别得以考明。惜今天不知张元济此本是否仍存天地间否，似已散佚。

由此看来，一如张元济遍交天下名士一样，故宫作为名家共集之地，其中不少与张元济为至交好友，就如曾担任理事长的蔡元培、监事的吴稚辉不用说，其中许多故宫名家均与张元济为旧交。

五

故宫博物院是一个典藏最为丰富的文化宝库，商务印书馆是当时最大的出版机构，尤以辑印文献而盛称于世。商务印书馆成立于清朝末年，十有五年而清亡。清亡之前，其所藏势不能染指。清亡之后，小朝廷仍盘踞其中，文物本亦归其所有，外人也罕窥其秘。

张元济辑印古书，始于民国以后，以辑印《四部丛刊》为发韧，因限于时间和地点，主要粹力于南方，北方局势不稳，文化上较之也不甚活跃，加之故宫一直到1925年建立博物院组织后才得以真正开始工作，也才有可能开发资源。可惜的是，故宫古物太多，与博物院同时文献馆，也是以明清档案为要津，善本古籍为其中一小项，即使如文渊阁《四库全书》、《荟要》，也一直未闻有人整理，仅有抄本。《宛委别藏》及《荟要》则是陈垣等人从布满尘埃的旧宫中清理发掘出来的，加之博物院自成立后，直到解放前，处于动乱之中甚久。虽然成立前几年，由傅增湘当过图书馆馆长，正赶上混乱时期，也只干了几个月就辞职了。

日寇入侵，北方动乱，古物南迁，古籍是其主点，在转徒流动中，也无从利用之，张元济和商务印书馆也无从加以利用。随后1931年开始筹划南迁，捆载南归清理。所幸的是，南迁时，1933年2月起，曾在上海的法租界天主堂街和英租界四川路临时存放。后因南京建筑保存库，三年多后即1936年12月转放到南京。半年后，即爆发“七·七事变”，保管故物都说不上，何来整理与出版？1937年再次西迁。故宫很早就有自己的出版机构，但重点在史料的发掘上，至于出版经营与商务印书馆相比，自然不能并提。故宫当时许多印刷物，还是商务印书馆在北平的京华书局印刷的。

故宫博物院成立后，利用其丰富的资源，编辑了大量图书，大多印制精美，而这些精美的印刷品不少是由当时北京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京华印书局承印。京华印书局是商务印书馆在北京的印刷机构，与北京分馆同处南城，分馆在的琉璃厂，印书局在虎坊桥，京华印书局最早由康有为、梁启超强学会主办，1905年由商务购入，曾以京华印书局名义出版过不少书，民国时期被誉为“南商务、北京华”。1920年斥资建设，是当时北京地标性建筑，至今尤存。这当然不能归入张元济与故宫之关系一题中，但走笔至此，对张元济在出版的作为，有关京华印书局之史事不彰，特记及之。张元济日记和书信中关于印书局收购事记录甚详，但商务解放以前的出版目录却未将印书局所出书目收录，甚为憾事。

1925年清室善后委员会成立，继而议立故宫博物院，一切所积开始清理、公布，才为外人所知。商务印书馆正在故宫博物院成立前后，在张元济主持下，肆力于刊布古籍，《四部丛刊》尤为代表。遗憾的是，其后三十年间，双方并无各大合作成就。皆因时代环境和条件所限，两大文化机构经历了极其复杂的过程，诸多事情历尽艰险而无成，但前人的努力，仍值得我们铭记。

参考资料:

马衡日记

马衡传

傅斯年文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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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衡（1881-1955）曾考中清末最后一届秀才，南洋公学中院学习三个学期，后入北京大学学习，1923年聘为北大教授兼国学导师，1933年任院长，直到去世。

[2]古物陈列所创立于1914年，属北洋政府内务管辖，设在外之武英殿和文华殿，收藏盛京、热河行宫皇家藏品二十余万件，开办经费由福开森协调，用中美退还庚款救作保障。

[3]《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504页

[4]8月4日《张元济全集》，

[5]8月13日《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

[6]其目如下：《孟子注疏义》（八行），《郡斋读书志》（宋本），《心经》，《政经》（宋大字本），《常建诗集》（书堋本），《范文正集》（宋乾道本，亦拟缓印），《元丰类稿》（元本），《佩韦斋文集》（元本），续选：《尔雅疏》（南宋初大字，汲古阁藏），《论语孟子》三册（复印廖莹中刊本，白文，与岳本五经同式，亦加圈点，极精湛。）《算经七书》（毛抄，极精，乾隆御题）《论语笔解》（宋本），《春秋集注》十七卷（张洽、宋本）。《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 170-171页

[7]《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1927年11月4日

[8]《张元济全集》， 11月19日

[9]《张元济全集》，第10卷，264页。

[10]《张元济全集》第三卷，有故宫博物院给张元济发起人的一封信，以及二封张元济给北平故宫博物院的信件，从中可以看出其中的关涉。

[11]《张元济全集》第 卷1933年8月2日

[12]《张元济全集》第 卷1933年9月25日

[13]《张元济全集》第 卷，88页

[14]《张元济全集》1936年4月23日

[15]《张元济全集》1910年孙毓修致张元济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