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10月间，张元济由沪抵京参加政协会议，有繁忙的事务与故交来往，尽管如此，但他不顾年老，刚到北京，就在儿子张树年的陪同下，前去探访老友傅增湘。张树年曾记道：

“父亲与沅丈在宣统三年清政府的中央教育会议上结识，由于在古籍校勘、整理、收集、研究方面，有着共同的学术研究方向和志趣，故近四十年间，京沪两地书信频频，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使两位老人在生活和事业上均受了巨大的打击。此时的沅丈贫因交加，见到父亲，若喜若悲，但卧不能兴，舌本艰涩，欲语不成，有一二语尚能达意。就床头取所作游记已刊成红本给父亲看，又检叶玉虎亲笔诗扇一柄，又嘱其如夫人开橱取衲本《史记》卷首为沈寐叟题辞。父见他体弱，即握手言别。父亲访问沅丈两次，临别时，知道这是最后一面，不胜唏嘘。”此次见面，俩人可谓心意相通，不言自明。临走时，张元济和他紧紧相握，后“嘱其珍重而出”。[1]

9月16日晚上，陈毅到饭店看望张元济，问及他在北京的故友“存有几人”，张元济借机陈述傅增湘窘况，陈毅表示要去查明，设法解决。10月13日，张元济又写信给陈毅，再昭郑重。15日，张元济即将南下，临别之前，他还是抽时间专门去看望了傅增湘。

由于张元济的嘱托，远在上海的陈毅专函周恩来，建议对这位七十八岁的老人给予关注和照顾。当周恩来的代表敲开了傅增湘寓所的大门之时，这位可敬的藏书家、教育家和知名学者，已在10月20日静静地永别人寰而去了！不久，张元济也偏瘫在床了。

1959年8月20日，张元济弥留之际，口中喃喃自语：“册、册。”其实，他是一心挂念他和傅增湘投入最多、他们合作《册府元龟》的影印工作。由此可知，张元济与傅增湘是事业与感情的生死之交。

因事而生情，因情而成业，因志趣而成大事，朋友之道于此升华为共同的文化人生，岂不快哉！厚厚的《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成为他们事业与友谊，历程与成就之见证。

民国时代，尤其是北洋时期，在军阀纷争的后面，其实还有一个特别的现象，就是在走马灯似的政府中，一大批饱学之士曾相继出任政府官员。仅以内阁总理为例，徐世昌、熊希龄、颜惠庆都是文人；教育部长则是蔡元培。范源濂、傅增湘、张国淦等一干人主导着；还有梁启超，也曾短暂担任财政总长。文化在这个时期未曾终结，这是今天不能忽视的一个史实。本文的主角，就是北洋时期一个政府高官而嗜好文化，尤以收藏名家者——傅增湘。

张元济在他的一生出版活动中，倾注精力最多、文化学术成就最大的，当数古籍整理。他在收藏、校勘、刻印鉴别珍本善本过程中，曾得到当时国内许多藏书家、版本校勘家的全力帮助。自缪荃孙以下的南北藏家，张元济无不倾盖而交。上海的三大藏书家，嘉业堂、适园、密韵楼自不用说，就连远在广东的五十万卷楼莫伯骥、宝礼堂潘明训，都互通声气，函札往返不绝，与他失之交臂的大家可能只有少数几个。尤其是新兴的工商业藏书群体更是视张元济为领袖群伦，其中与张元济交情最深、合作最多、帮助最大的当数傅增湘了，俩人的交情可谓“君自丹铅我石墨，相期事业共千秋[2]”。由于傅增湘与张元济有着共同的爱好、志趣和修养，使他们成为事业上的伙伴。在藏书上，俩人互通有无，未有间碍；在编书上，傅增湘尽力而为，大力协助张元济；在购书上，俩人都为对方设想所需之本。往往为了成本，俩人反复讨论、鉴别古籍的价值，则为常事。张元济自民国初开始刊印古书，从事校勘史、辑印《四部丛刊》、影印《四库全书》几大工程，傅增湘为之提供的善本及热心支持、无不倾尽所能。他们在收藏、校勘、保存、影印古籍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被赞誉于“珠联璧合”。

傅增湘几乎参与了张元济每一项古籍传承的项目或工程，并将他的资源和信息网络为之贡献，张元济在刊刻古籍上取得的成就，傅增湘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张元济十分仰仗和依靠他的热心、学识和资源，正是由于他们的志同道合及心心相通，最终为文化传承起到创世之功。

一、藏书巨擘

傅增湘（1872-1949），字沅叔，四川江安人。1898年中进士，选庶吉士，光绪三十一年任直隶提学使兼京师女子师范学堂总理。1901年，提学天津，在1911年清廷学部召开中央教育会议时，傅增湘与张元济相识，两人同时被推举为副会长。从此，开始他们相识相交并合作的过程。

民国初年，傅增湘当选为国会议员，并担任肃政厅肃政史。1917年冬，傅增湘任内阁教育总长。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的示威和“火烧赵家楼”、“痛打曹汝霖”事件发生后，内阁举行紧急会议，有人提议立即解散北大，傅增湘则坚决表示反对，以拒绝到部办公相抗议。之后便自行辞职，拂袖南行，与张元济一起在苏州、扬州访书去了。

1922年，徐世昌上任，傅增湘再度出山，任总统特派，督办财政清算。南京政府成立后，出任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委员，后兼图书馆馆长，1928年辞职，效法张元济，到日本访书去了。1930年开始讲目录版本之学于清华大学，寄情整理藏书、撰写题跋，再也没有到政府任职。抗战期间，居北平以校书遣日。曾任北京辅仁大学董事长等诸多文化、学校、商业、慈善、公益等各社会团体的会长、董事、委员。

王森然在《近代名家评传》所记中言，傅增湘藏书，“先生家藏，肇自其先祖，辛亥避地上海，时方军兴，故家庋藏，一时星散，偶以百金买宋刊《古文集成》、为四库馆进呈本，出手得庐，私用自喜。更遍交沈乙庵、杨邻苏、莫楚生、徐积余、张菊生诸公，文宴馆容，备闻清论，商略校勘，迨壬子（1912）三月，裒聚千有余册，连筐北归，是为先生收书之始。[3]”

傅增湘到上海代表唐绍议内阁参加南北议和，闲来无事达半年之久，在上海、南京等地以购书遣日，让他有机会与名流交往，畅谈藏书之道。偶然的际遇和兴趣的转变，不期从此便开始了他长达四十年的藏书生涯。从此，政界少了一个官僚，藏书界多了一位巨擘。1913年，他为购书方便，从天津移居北京后，经常留连于北京琉璃厂、隆福寺各书肆，搜奇探秘。有时又南下江浙、安徽等地访书。遇有善本，必欲得之而后快。民国初年正值新旧鼎革之际，不少满族权贵、藏书故家的藏书纷纷散出，如端方“陶斋”、盛昱“郁华阁”、景廉“半亩园”、杨氏“海源阁”以及徐坊、吴重熹、杨守敬、缪荃孙、费念慈等藏书家的书不时散出，均先后流入他的手中。藏书之劫，易代再现，傅增湘着手于此时，又可谓得其之幸。接着，南方的藏书家范氏天一阁、卢氏抱经楼、丁氏持静斋、莫氏郘亭、长沙叶德辉等家藏书都先后流散于市，也陆续归于其手。

1916年，他重金购得端方所藏百衲本《资治通鉴》宋刻后，与祖父傅诚传下来的元刊《通鉴》合为双璧，将藏书楼冠名为“双鉴楼”。1918年，购得北京西四石老娘胡同屋，旁拓小园，有山石花木之胜，命名“藏园”，取自苏东坡“万人如海一身藏”之意，用以藏书。“双鉴楼”即移至其中。1928年，傅增湘收得南宋内府写本《洪范政鉴》，这是仅存的孤本和传世惟一完整的宋人写本。自此，他改《洪范政鉴》与百衲本《通鉴》相配，合成“双鉴”，更为名重一时。1929年，傅增湘编印《双鉴楼善本书目》，所藏宋本众多，达一百八十余种，七千多卷，明本三万余卷，通行之本逾十万卷，雄峙海内，成为陆心源皕宋楼、丁丙八千卷楼、杨氏海源阁、铁琴铜剑楼之后的第五大收藏家。余嘉锡在《藏园群书题记序》中所说，“藏园先生之于书，如贪夫之陇百货，奇珍异宝，竹头木屑，细大不捐，手权轻重，目辨真赝，人不能为毫发欺。”

傅增湘收书有一个特点，不仅勤于在各书肆访求善本古籍，好与其他藏书家置换各自所需之本，互通有无，“书不能皆为我有，已不啻为我有矣”。或郑重嘱咐，或代为搜求，经过数十年孜孜不倦的苦心经营和辛勤积累，双鉴楼的藏书数量之多，质量之高，都堪称一时冠冕，罕见其匹。他自己感到“规模大具”，实非谦词。

傅增湘藏书非为藏而藏，是为了加以利用所藏，致力于版本目录学研究，每见异书，辄取新旧刻本躬自校讐，当世流传珍本，几无不过目，亲自撰述题跋，叙版本之异同，辨字句之谬误，记述作者传略、著书意旨，累积撰成题跋七百多篇，辑集为《藏园群书题记》之《初集》、《续集》和《三集》，其孙傅熹年整理，《藏园群书题记》，以《双鉴楼藏书杂咏》和著述22篇附后，198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历年所经眼之古籍善本，撮其大意，随见随记，积成四十余册，名为《藏园瞥录》，其孙傅熹年整理后，1983年出版《藏园群书经眼录》。   

傅增湘与一些秘藏善本不肯示人的藏书家不同，他颇具开明风范，乐于刊布古书，使之化身千万，流布人间。他个人集资影印、覆刻大量的古籍善本：如《双鉴楼丛书》、《榕村语录续编》、宋本《周易正义》、《资治通鉴》、《方言》、《刘宾客文集》、元本《困学纪闻》及明本《永乐大典》两卷等，多为他个人所藏的善本。尤其是他花一万三千元购下来的宋本《周易正义》，他把它传刻出来，不能不让人为之敬佩。

傅增湘除了校书、刻书之外，也从事编著工作，他曾花了十六年多的时间，从1928年着手，直到十三年后，辑成《宋代蜀文辑存》一百卷，收录四百五十多位四川乡贤的文章二千六百余篇。“发两宋沉晦之文章，以存千百辈蜀贤之志事。”1943年才开印。[4]张元济闻之，即赋诗致贺：“蜀中山水多石胜，宋氏文章己作家，最美数恭桑梓意，尽移瀛海彼披沙。”张元济同样喜欢乡邦文献，这又是知音之遇。在恶劣的时代能做成一件大事，张元济为之盛赞：“此书观成，定当有古今衣冠数千人拜于床下也。”[5]

二、结缘藏书

张、傅俩人自1911年7月在京师召开的中央教育会上相识，一直到傅增湘逝世前，交往近四十多年，现存讨论藏书、刻书之函札收集并编为《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就有622件，共30多万字，平均每年20多封，成了他们文字之交、合作的永远见证。俩人文字来往自当更多，1917年也只存一信，尺牍中所缺1920年、1921年、1948年、1949年等四年的书札即是明证。1920年正是张元济辑印《四部丛刊》和影印《四库全书》之年，这期间俩人来往函札十分频繁。可见所缺尚多。如此多的书札，大多为讨论书事，无非藏书、借书、校书、刻书事，由于他们所经眼都是善本、孤本，所以这些书札，今天已成为版本学上珍贵史料。张元济日记中也有大量的有关俩人来往的记录。

傅增湘购得的第一本宋版书《新刊诸儒批点古文集成》即与张元济有关。据张元济为此书所作跋云：“辛亥冬，傅沅叔同年来沪上，至涵芬楼观余所搜得旧籍，因相与讨论版本，聚首数月，几无日不相过从，甚可乐也。沅叔嗜书过于余，且为余购善本不少。一日语余，有书估自苏州来，携有《古文集成》一部，书系宋本，曾藏江建霞前辈许。余亟趋观，精采夺目。急劝沅叔购之，毋令失之交臂。今沅叔将携以北行，余既幸有此眼福，及亡友之书得所依托，又深喜吾良友之得此秘籍以归也。壬子（1912年）新历五月一日。”之前，他也零星购置过清刊本。[6]是年底，傅增湘投桃报李，将收得的原杨守敬的藏宋本《披沙集》转让与张元济。

此时，傅增湘正由教育家转变为一个藏书家，专事收藏和校勘，张元济则继续在教育上作为，并进而努力于传承文化。他们俩人越走越近，成为终生合作的同道。

傅增湘藏书以双鉴楼而得名，但因缘巧合的是，张元济、傅增湘俩人联手后，又为傅增湘再添双鉴佳话。1930年，傅增湘至苏州，知有宋小字本《通鉴纪事本末》，希冀与双鉴鼎峙而三，为张元济老友宗子戴旧藏，但宗氏并无出让之意，傅增湘对此本已留心十几年，请张元济从中疏通，以千金代价另加两部抄本为礼，终于如愿以偿。[7]为此张元济特以诗贺之：“双鉴楼广收宋、元名，为瞿、杨后劲，更得此书，则双鉴可易为百鉴，为书林增一佳话。[8]”这是傅增湘收购宋版书之昉。

张元济一生购买了二十一册《永乐大典》，这其中有不少是出于傅增湘的心血。据明确的史料记载，就有数册之多。如果没有傅增湘的努力，张元济无法得到这么多册书。

1918年，张元济知悉京城有《永乐大典》数册现世，张即托傅增湘代购，但还是动手晚了，其中三册已被日人购去。张元济发电报愿出两倍价格意购，“俾不绝迹于中土”。经多方努力，张元济几十年间先后共聚得二十一册《永乐大典》，其中大多与傅的努力有关。其中“水”字《水经注》二十卷有四册，是《水经注》四十卷的前半部，民国初年为傅增湘所得，后售予蒋汝藻密韵楼收藏。1926年随密韵楼珍本一起为涵芬楼所收，成为商务印书馆所收中的珍品。

1926年，“家富万签，声名煊赫”，又秘不示人的北方大藏书家徐桐（梧生）归朴堂书散，傅、张俩人为此奔波，合力而为，但面对大宗精品，以己之力无法得手，于是俩人共同设立合创保存古籍会，邀集志同道合者参加，均未成功，由此可见其护书之急切，爱书之情结。

傅增湘和张元济还曾一起为抢救海源阁藏书而努力过，并多次设想集若干同志，筹集专项资金来收藏珍本，既不使名贵之本流失外人之手，又为藏家得其所宝，更为刊传获一资源，但毕竟藏书家各有选择，卖家以求厚利重币，所以并未能顺利实施，但其爱护并用心于故籍之心则可知！

三、《四部丛刊》功臣

张元济曾说：“吾辈生当斯世，他事无可为，惟保存吾国数千年之文明，不至因时势而失坠。此为应尽之责。能使古书流传一部，即于保存上多一分效力。吾辈炳烛余光，能有几时，不能不努力为之。”[9]

早在1913年，傅、张俩人大事收购之时，傅增湘曾提议：“将商务印书馆罕见宋之书各影照一二页，仿留真谱，或用珂罗版印成，约共百篇，印五百部，拟人集股为之，”这是他参与商务印书馆影印古籍之始。

1912年，张元济刊《痛史》，其中所收《甲申朝事小记》旧抄本，即为傅增湘为涵芬楼代购，可见也很早就参与协助张元济收罗古书。涵芬楼秘笈丛刊之《忠传》、《太僕行略》《西湖老人繁胜录》、《查新白诗集》皆为傅增湘代购之稿本，他自藏提供的有《邵氏闻见录》等。

他自1916年冠双鉴楼后，即将校定七种宋版，名为百衲本《资治通鉴》交张元济印行，张元济也提供所得宋刊本，最终与1919年上半年印成，这是他们合作印书之始，此后，他们又通力合作，购买宋本，并交商务印行《学海类编》这一巨著。

张元济影印《四部丛刊初编》时，傅增湘始终是一个参与者、支持者及帮助者。1915年5月，他致信傅增湘：“本馆拟印旧书，以应世用，拟定名《四部举要》。”[10]这就是后来改名为《四部丛刊》的最早记载了。

张元济拟定《四部丛刊》选目后，首先寄给傅增湘过目。傅不仅认真研究，还索要多分目录，分头请朋友审定并提供藏本。最终提供使用达七种。1922年底《四部丛刊初编》告竣，张元济随后寄上《续编》拟目，并希望傅增湘“痛加减削”，应加者亦代为酌定。1928年，《续编》确定目录时，张元济重申前言。傅增湘不负所望，于1934年，《四部丛刊三编》确定目录时两次专门开列了双鉴楼藏书，供《四部丛刊续编》选印目录达74种。张元济拟定采用者近20种。经张元济采择供《四部丛刊》刊用的有8种。即《颜氏家训》、《西京杂志》、《幽忧子集》、《皎然集》、《后山诗集》、《范德机诗集》、《李义山诗集》、《林和靖先生诗集》。另用《山海经》、《西域记》、《元次山集》、《浣花集》4种为对校之用。在瞿启甲之外，为数最多。

《四部丛刊》傅增湘提供的底本共计三十一种。同时，傅增湘不仅慷慨解囊，且利用便利身份，联络北方学者的收藏，将善本秘籍收入《四部丛刊》，如李盛铎所藏宋本《攻媿集》，周叔弢所藏元本《玉篇》。

《四部丛刊》的辑印虽以涵芬楼为基础，但襄助者甚多，几乎当时所有的名家都贡献秘本。出版后，又出古本。这些都不是涵芬楼已有藏书和张元济个人所藏所能及的。

《四部丛刊》初版后，因巨大的反响而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珍本呈现。张元济在选择刊印时力求精益求精，决计更换重校，部分改版发行。这种为追求学术而费工费钱的举措，引发了藏界的关注和学界的共鸣。而在更换底本的过程中，傅增湘以他专业的水平和丰富的收藏，为《四部丛刊初编》更换底本又献出八种作为配补，使《四部丛刊》得以不朽，1929年重印时，已重换19种之多。据傅熹年介绍：傅增湘还提供了《史记集解》《欧阳文忠公大全集》《洪范政鉴》等为商务拍照，当是为“四编”提供，而“四编”最终未能印行。

1931年张元济赠诗道：“经籍销亡千载后，艺林饥渴甚今时，穷披四部新梨枣，发籄频频借一希互”。张元济延请傅增湘为《四部丛刊续编》《三编》撰写了6种题跋，这大概也是张元济对老友提供底本的一种回报方式，可谓一举两得，也让藏家有机会了解自己的藏品所在。

1913年，傅增湘提出让张元济集股影印《京师图书馆宋元版图书》，张元济欣然同意。1919年又旧事重提，张全力配合支持。傅增湘由于所藏珍本很多，有些收入《续古逸丛书》中，如北宋版本的《文中子中说》（钱谦益跋）、《老子道德经古本集注》、《龙龛手鉴》（沈曾植跋本）。这些既传播版本，也光大了傅增湘的藏书。

傅增湘对张元济在出版等事也尽心尽力，如《四库全书》珍本发印，傅增湘投书报社，为商务印书馆招来十部之数。傅增湘一度曾请张元济印《四库》珍本时搭印《蜀贤丛书》，限于合约，张元济命馆中搭印各两本，供傅增湘个人使用，未用其名。

张元济几十年借用傅增湘之所藏，无一损失，连“一·二八”事变，傅增湘所借之书无一损耗。他用过之后，全部妥善保管，珍藏于金城银行保管库中，足见于对友人及珍本的爱护。如傅增湘当年在苏州买宋小字本《通鉴纪事本末》，并没有携归，而是留在了涵芬楼。“一·二八”之变，由于张元济早已安置于保险柜而未遭火灾，一年后，安然无恙地回到傅增湘之手。

四、共事百衲本《二十四史》

清代重经学而弱史学，作为文献大国、历史大国，把最完备正统的《二十四史》整理好自然是文献学家的责任。于是，张元济就把目光投掷在校勘《二十四史》的伟业上来。但他的目的与同代纯学者不同，是为出版而校勘。

张元济为辑印百衲本《二十四史》筹备了十几年，正式出版于1930年。那时，《四部丛刊》已完成初编，《续编》也准备妥当。百衲本《二十四史》原本收入《四部丛刊》，后来因卷帙太巨，校勘无期而另行。此书中经“一·二八”之变，打扰了原有四年出齐之计划，直到1936年才全部印成。为此，张元济为此倾注了七年精力，终于完成百衲本《二十四史》，所谓“百衲本”，即指采用的各种版本，残缺不全，彼此补缀而成，有如僧服的“百衲衣”一样，特名曰“百衲本”。清初宋荦曾经把宋版二种、元版三种配成了百衲本《史记》，傅增湘也用不同的宋本拼凑了百衲本《资治通鉴》。张元济辑印之目的，就是要恢复正史旧本的原貌，纠正殿本的缺失，保持史料的真实性。

百衲本《二十四史》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学术成就，应该记上傅增湘一笔。傅增湘不仅全程规划，而且全力推动，他提供了多种善本，自始至终，不予余力地推动，或为之借书，或为之配本，并呈送校记，供张元济采撷。他们早在1912年通信中就有讨论收罗全史的计划，是年，张元济购得残宋本《史记》。1919年，向傅增湘询及所藏北宋本《史记》和《五代史记》（庆元本），当是“百衲本”发轫或准备工作。1920年初，开始向刘承幹借书。刘承幹显然插架不俗，一下子奉上了七史中四史：《宋书》、《梁书》、《陈书》及《北齐书》，其后又提供了残宋本《旧唐书》（六十九卷）、《新唐书》。1927年底，张元济基本编写了目录，并亲自校勘了《南齐书》、《宋书》、《陈书》及新旧《唐书》。后听从胡适建议，增设人手，成立校史处。这时他辑订的《容斋随笔》终经十年已藏事，可以全力以赴校史，计划于1928年发售。首种为《汉书》，真正发售预约是1930年初。

辑印《百衲本二十四史》，操心用力除张元济之外，傅增湘用力最多，他完全当作自己的事情。傅增湘曾致信张元济曰：“若需协助，亦可分劳，此等大业，吾辈年老而世乱，但愿早成。”1927年，张元济第一次开列《百衲本二十四史》版本目录，首先寄给的就是傅增湘，当时百衲本的名字还没有定下来。则和傅增湘已进行了十年，他曾言经营二十年，则其事始于辛亥革命前后。如果从1927年计，张元济费了十年。如果从1912年计，张、傅俩人为此事牵挂经营了二十五年。

据傅增湘《校史随笔序》：曾为《百衲本二十四史》提供过宋刻《史记》、《魏书》、《南齐书》、《唐书》、《五代史》，元刻则有《辽》、《金》、《北史》，虽未完全采用。《百衲本二十四史》中，最后采用的只有《南齐书》（宋大字本）和《新五代史》（宋庆元刊本），用来配补的则有《史记》、《魏书》、《南史》、《新唐书》。举例而言，《史记》用黄善夫本，所缺的六卷即用傅增湘所藏北宋本《史记》（配有南宋和元本），《魏书》用北平图书馆、傅增湘、嘉业堂及涵芬楼三家藏本互配，《新唐书》用静堂文库藏本，以傅增湘藏宋本补配，无不增重其值。

有一个事例可以说明。他知道李盛铎所藏宋本《晋书》是海内孤本，但李盛铎是一位保守的藏书家。开始，李并不打算提供底本，为了达到用此海内孤本的目的，傅增湘与其反复协调，费尽心机，几次亲自往天津与李相商。李盛铎看到傅增湘已将珍本《南齐书》、《五代史记》慷慨相借，也同意刊用了，最后李盛铎以赠送三套新印本衲史的条件提供底本，这样不仅为衲史得一善本，也为商务印书馆省去不少费用。还有一例，最早，张元济知道定兴归朴堂藏有宋本《魏书》，委托傅增湘借影，不期数月后，徐夫人鹿氏也去世，傅增湘得机购得此书，自然为张元济借影更方便了。

《史记》为二十四史之首，傅增湘特别看重。见预约时只用明本配补，傅增湘特意提出最好得到秘本。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从日本获得宋庆元建安黄善夫本，原缺六十七卷，又以涵芬楼、傅增湘、潘明训三家藏本的拼合，还从日本借到上松侯爵家藏补上缺卷，全部为宋本，这些散卷中许多都是傅增湘千方百计联络得来的。1936年《史记》得以最后面世。

《百衲本二十四史》的辑印，广泛搜罗汇集了珍贵的宋刻善本15种、元刻善本6种、明清初刻3种，只有五代史辑自《永乐大典》，其余非宋即元，至于参校配补的珍本就更多了。由于所取旧本并非完帙，或年久漫漶垢污，订谬补脱，精心校勘，整旧如新。《百衲本二十四史》1930年预约发售，但到1933年底，一至三期的书才印成，历时十八载，方告功成，该书至1937年才告完成，全套共820册、3301卷。这是史学界一致公认的“中国最佳全本正史”，具有极高的版本价值、研究价值和收藏价值。

遗憾的是，此书预订后正遇各地战事频发，商务印书馆将之发往订户，各地分馆库存及运输途中被毁不少，商务印书馆在艰难时期仍坚持清偿，因而导致存货无多。因此，《百衲本二十四史》流传不多，并没有象《四部丛刊》那样广为流传并带来巨大效益。

《百衲本二十四史》的学术文化价值无与伦比。张元济不仅实现了校定全史的夙愿，也为当代学人及后来者留下了经典之作。时至今日，虽有点校本问世，但仍不可偏废，点校本工程是在毛泽东主席的关心、周恩来总理的具体布置下，集中全国史学界几十位名流大家，前后努力近二十多年才告成。而张元济几乎以个人的力量，虽有助手为其襄理，发千古之秘，且分文报酬不取，这种献身学术文化的精神与责任不仅以胸怀和学识来概括，实乃对民族文化的坚守和不惜一切的精神。正因为如此，藏书界才给予大力支持，加之傅增湘倾力相助，学术乃天下公器，这是一般文人的共识和理论。因此，当求《旧五代史》旧本而不可得时，整个学术界、收藏界都行动起来，尽管最后还是未能如愿以偿，只有殿版可资取用，但学界、藏界的努力还是不能遗忘且值得称颂之事！

张元济极为重视《百衲本二十四史》的校勘工作，特地组织十多位人员在住宅附近成立一个校书机构，并描润补笔，使文字清清楚楚。校勘工作在他亲自领导下进行，最后写成校勘记百数十册。由于文字繁冗，有待整理。最终在《百衲本二十四史》全部完成后，才在傅增湘、李宣龚等人的催促下，清理校史笔记。抗战期间，商务印书馆几乎在上海停业的情况下，归纳条领写成《校史随笔》。此书不仅代表了张元济的学术水平，也是史学名著。

《校史随笔自序》：“余始终其事，与同人共成校勘记，百数十册，文字繁冗，亟待整理，际兹世变，异日能续印否，殊未敢言，友人傅沅叔贻书，曾先以诸史后跋别行，余重违其意。”[11]张元济紧张从事校史之间，傅增湘还特从京来沪，在张家居住，商议其事半个月之久。“半月倾禁，读书谈艺，甚以为乐。”[12]《校史随笔》成书后，张元济请傅增湘作序冠之于首。傅增湘为始终参与者，当然乐为之，更濡笔高度评价了张元济校史的成就与贡献。记下了这段老友的辛劳：

“当创议之初，或疑古本传世日稀，诸史颇难求备，且卷帙繁重，沿袭滋纷，造端既闳，杀青匪易。君独奋厉图维，引为己责。招延同志，驰书四出。又复舟车远迈，周历江海、大都，北上燕京，东抵日本，所至官私库藏，列肆冷摊，靡不恣意览阅。耳目闻见，籍记于册。海内故家，闻风景附，咸出箧藏，助成盛举。于是广罗众本，拔取殊尤。远者写做以归，近者投甁见假，而编排待定，端绪至纷。宋刻旧少完编，则别征残卷，秘籍世不再出，则取资覆刊。一史而同备数刻，必录其古者，无刻而兼用传抄，必选其精者。或合并异刻，乃完一书，或续获新镌，而弃前帙。凡此甄择之功，皆再三矜审而始定。”“君乃殷勤商讨，笺札时通。每撰一文，辄千里邮示。遇有疑滞，时获新解，亦举相质证。余惟拾遗补缺，抒一得而已。”“籍以附名简末，其为幸不既多乎！”[13]

                                   五、合刊《道藏》

张元济一生最成功的事业是辑刊了几套大型书籍，这项伟业的发轫不能不说缘于傅增湘。虽然早在1916年，张元济曾刊刻《涵芬楼秘笈汇刊》，但并没有超越前人之举，不过是将涵芬楼所藏秘本小册以影印和排印方式加以出版，真正有影响力的大动作是《四部丛刊》。实际上，他在议印《四部丛刊》之前，就已着手印行《道藏》，而这项工作的真正筹划者正是傅增湘。

1918年3月，时任教育总长傅增湘动议印行北京白云观所藏《正统道藏》。这是一项很有文化眼光的提议。《道藏》历来传见甚少，北京白云观所藏很完整，也很罕见，傅增湘此举可谓显示了一个文献学大家的水平，自然得到了张元济的赞同。于是，他们联手发起印行《正统道藏》。

为印《道藏》事张元济专程到京，在傅增湘亲自陪同下，访北京白云观第二十一代方丈陈毓坤（明霦），谈商借《道藏》之事。张元济返沪前，特草拟与北京白云观合作契约交给傅增湘，但白云观方面久无回复，不得已，张元济另行与上海白云观联系，拟借其所藏，对方以捐款护法为由，索要费用，遭到张元济拒绝。上海所藏谈不下来，张又只好让傅出面再谈北京白云观所藏。

傅增湘继续斡旋于北京白云观，时在傅增湘手下任佥事、也精熟文献的徐森玉正赶上此时在观内修练，经他反复与白云观沟通，白云观方丈终于答应可用藏本，才使得事情转圜。为此，张元济准备了纸张。后因傅增湘已辞职，此事暂停。1921年，傅增湘又有了答复，要商务派人去京照排。但张元济因忙于《四部丛刊》出版，没有时间排印出版日程，此事只好搁置下来。

1922年，傅增湘又启动印行《道藏》，后经徐森玉的协调，《道藏》残本运送来沪。1923年5月，《道藏》终于正式开印第一期，中间又发生各种延拖，至1928年4月得以刊印，前后经历了八年。全书用北京白云观藏明本，缩印为六开，易梵夹为线装，成书1120册，首印100套，后加50部[14]。为了确保项目的成功，傅增湘奋力而代为预订，还为之推广了许多部。当然，此事还有已经罢野的徐世昌的功劳，慨出俸钱二万五千元，支持订购十部。傅增湘原拟有一后跋，由于事烦时久，《道藏》印成时竟来收入，张元济为此十分不安，今傅增湘后跋一文已不可见。今存有他们俩人为此事往返函札达，数量高达五十余封。

1931年，张元济大发诗兴，撰有十八首诗赠傅增湘，专言买书校书事，其中一首专咏印《道藏》事：“道家灵宇白云深，宝录玄文尚可寻。喜见异书维纵读，孙洪遗响未销沉。”由于《道藏》存书部分毁于“一·二八”战火，1935年，傅增湘希望重印，因商务赶印《百衲本二十四史》，没有允诺此事，后傅增湘又提出以排印本的方式重印，以减少篇幅诸种设想，也因种种未如愿。

历经坎坷的《道藏》在其沉睡了数百年之后，终于从宫观走向历史，为人们提供了珍贵的史料研究。历经六十年后，已所存无几，人们据此翻刻才使之大行于天下。

六、温暖故情

1930年，傅增湘就清醒地认识到：“文字典籍，天下公器，此殊尤绝异之品，宁终必为吾有？”（《双鉴楼藏书续记序》）随着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崛起，“信知私家之守，不敌公库之藏矣”。晚年身逢国难，目睹数十年来诸前辈藏书大多不能世守，在动乱中相继散失，为此，他对自己身后藏书的归宿深感忧虑。抗战事起，傅增湘已无力收书，但他这份苦闷只能与张元济言之，“闻有善本秘籍，亦怦然心动，以得见为幸”，可见其积习之深。

傅增湘一度陷入经济困顿之时，他想关闭他在北京经营的书业。此时，东方图书馆已毁，处于欲求恢复之中，因此傅增湘首先想到的是将所经营的书业出让给商务印书馆。张元济在此困难条件下，亦倾力相购，普通本只要不重复的他全数购下，终得以向傅增湘输款两万多，使傅增湘之困大为缓解。

1940年底，傅增湘告诉张元济，计划一两年之内将生平未了之事尽力作一结束，凡六桩：一、刊行所宋代蜀文，二、初撰所刻丛书两部序跋，三、续编善本书目，四、编刻刻校书目录，五、自订年谱，六、古书经眼录。留此余光自行料理文字撰述之事，年届七十五的张元济因劳累过度再次患病住院，张比傅长五岁，只有售书疗贫，他开始安排自己的藏书出路——捐献合众图书馆。

1944年，傅增湘患风瘫之疾，从此隐居不出。1947年，他决定先将生平手校群书，除家留三数种传示子孙外，其余全部捐赠北平图书馆，计337种，3581册。随后部分售与北平图书馆，半生所积累得以善终。1948年，傅增湘病重，自知不久于人世，叮嘱将最钟爱之物——“双鉴”捐赠北京图书馆，并表明身后所遗善本精粹不能分散。

傅增湘去世后不久，其长子傅忠谟遵照父亲遗命，分几次将双鉴楼遗存的宋、元钞校善本精粹悉数让归北京图书馆，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捐赠的孤本。同时，又应四川刘文辉等多次要求，将藏园外库普通书三万四千余卷赠予家乡的图书馆。其中仍有相当数量佳本，现藏于重庆图书馆与四川大学图书馆。

傅增湘以得书、校书为目标，往往随收随弃，或因时局条件所限，散出转手次数甚多，不知内情者亦目之为书贾，其实他是不为书所驭之人。早在1913年即卖出大宗明人文集三百余种，三十年代又卖出次数甚多，但还是收书速度较散书为快，所以积聚甚富。俩人的收藏大多得以善终，并分庋南北，成为国内居一居二藏书与校勘大家，他们的业绩和贡献将永远福泽后世。

傅增湘一生用力最勤的是《文苑英华》的校勘。早在民国建立前，他便着意收罗各种版本，达十余种，为校此书作准备。此书多达一千卷，且传世宋本仅一百四十卷。1930年，傅增湘购得宋刊《文苑英华》，张元济闻讯即为之致贺。1936年，他摒弃一切，专心于此，“日以两卷为率”，“日晷不足，则继之以深宵，人事相缠，则避之别馆”。时逢抗战，作为老人，为此大业，当属不易，“连宵彻旦，习以为常”。这样的大事，在张元济心中，“非弟手不能成，非商馆不能印”。从此，傅负责排日校勘，三年之后，终告大成，于1939年7月校毕，积稿达数万字，张元济对还有校记未撰完，希望傅增湘继续撰写，以便附于书后，方便影印。傅增湘在校本《文苑英华》跋中称：“前辈张君菊先生久任上海书馆，曾覆印宋刻《太平御览》行世。近又续议募印《文苑英华》，以成宋代三大书之举，其本以宋刻为主，取明刻补之。闻余有手校此书之事，属余书录其异同，写成校记，又附诸每卷之后，其意固甚盛也。然以余观之，则其功正非易，非颓老所能堪。”[15]“校本固扃笺笥”这篇跋文的撰写于1939年完成。但由于此项工作十分巨大，傅增湘显然力不从心，加上时局国势处于纷繁混乱之困境，以致未能如张所愿。

傅增湘校书万卷中，对《册府元龟》尤其用心。他很早就得到宋本，积几十年之力，亲自校勘，与张元济讨论尤多。张元济也十分重视此书，1928年曾从日本摄回残宋本四百七十四卷，国内各残本六十九卷，一直谋求刊布傅增湘校本，但事与愿违，《册府元龟》一书最终出版时，后转由中华书局影印。

傅增湘是藏书家，也是鉴赏家，他对古籍鉴定因其天然条件和勤奋钻研而称雄于当代，一生校书达七百九十七种，一万六千三百零一卷，世皆以傅增湘校书万卷，为民国第一，傅增湘亦以此自许。张元济的校书业绩，实亦不多让，其总数卷帙，可能不分伯仲。仅一部《百衲本二十四史》，达几千卷。并称双雄，当不为虚。张元济亦在版本方面十分自负，以民国以来第二人自居。王云五曾记张元济对他说：“余平生对版本学不愿以当俩人自居，兹以远离善本图书荟萃之故都，或不免稍逊傅沅叔。”他所推的第一人即傅增湘，正是因为如此，张元济与傅增湘倾心而交，将其资源影印出版，以利学术。因此，他们的工作是相辅相成的，事业的互动使他们的生命关联无比密切。

清代藏书以“南瞿北杨”为盛，民国以来，校书则以“南张北傅”并称。南瞿北杨，皆有沦亡散失，且以收藏为重。张元济、傅增湘俩人则以校书刊布为主，尽管迭经变故、动乱，俩人交谊愈深厚，理解愈多，支持更多，也只有他们俩人，为收藏、校刻古书而竭尽全力。

参考文献

《藏园群书题记》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藏园群书经眼录》   中华书局，1983年。

《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   商务印书馆，1983年。

《汪康年师友书札》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近代藏书三十家》（增订本）   苏精   中华书局，2009年。

王森然：《近代名家评传（初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

王森然：《近代名家评传（二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

《文献家通考》郑伟章   中华书局，1999年。

《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 清莫友芝撰，傅增湘订补：中华书局，200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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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张树年：《张元济往事》，北京：东方出版社，2015年。

[2]   《张元济全集》

[3]   王森然：《近代名家评传（初集）》，246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

[4]张元济、傅增湘：《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38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

[5]《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388页

[6]傅增湘《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4页 中华书局2009年

[7]《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266页，273-277页。

[8]《张元济全集》

[9]致傅增湘信。

[10] 1915年5月19日致傅增湘信。《张元济全集》第3卷，284页。

[11]1938年

[12]《》

[13]1938年

[14]《藏书群书题记》，7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