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教育领域掀起了“兴新学”“立新风”风潮。当时灵武部分有识之士针对回族汉文化水平低下的现状，积极倡导回族“新文化运动”，希望通过发展现代民族教育提升民族文化素质，运动核心内容就是兴办新式回族教育、创办回族刊物、创立回族社团。

宁夏护军董福祥也特别认同，积极响应。1918年（民国七年），马福祥在灵武县祟兴寨至吴忠堡倡议兴办6所清真小学，灵武地区新式回族教育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起步。 其中在灵武祟兴大寨子建一所清真高级学校。祟兴大寨子清真高级学校校址在当时祟兴大寨子东南角，占地三亩多，盖有学堂6间，住房及杂役房10间，校园四周用土墙围住。开设课程有修身、国文、美术、历史、地理、体操、乐歌等。

但在回族聚居区创办新式教育是件不容易的事，主要有两个方面困难：一是生源。当时回族教育主流是封闭式、保守式的经堂教育，父母在孩子还小的时候就送到清真寺去学《古兰经》。广大回族民众长期形成的是“重宗教轻现代科技文化”的教育观念，认为学汉文化没有用，二是学校经费来源问题。当时在祟兴寨清真小学未建成之前，因规模小，学生人数少，祟兴寨初等教育主要依靠李府私塾。1917年（民国六年）又在寨子的灵官庙设立一所小学，所需经费主要由寨子上的斗牙行（民间交易中介机构）筹措支付。后来清真高级小学建成，私塾和灵官庙小学全部并入清真高级小学，学校学生迅速增加为70余名，加之聘请了教员及其他工勤人员等，学校经费来源就成了大问题。

为了解决上述困难，董福祥采取了相应的对策，一是将新学开到清真寺或以“清真小学”来命名，这些清真学校在开设新式课程的同时，也教授一部分阿文内容，这样既契合了回族民众让孩子学《古兰经》的主流思想，又让回族孩子受到新式教育影响，学到科学文化知识，此项措施推出，效果立竿见影，许多回族家庭踊跃送适龄儿童到清真小学就读。二是动员社会各界慷慨解囊。为了鼓励社会名流、士绅向学校进行爱心捐助，马福祥以个人名义捐助210串钱，并对于捐资助学的社会贤达发放牌匾进行表彰。为了博一个好名声，社会士绅的助学热情高涨，捐款络绎不绝。

清真学校运营不久，董福祥发现学校经费仅靠时有时无的社会捐助远远不够，不可持续，于是把目光放在商人身上，开设新税种学捐。20世纪30年代在祟兴寨经营的行业主要有屠宰、餐饮、皮毛、商号、牙行等，于是就出现了多目众多的“学捐”，如屠宰行有“屠宰捐”，餐饮有“餐饮捐”。

鸽堂也是一个行业，鸽堂出的学捐就称为“鸽堂捐”。众多商人都抱有“教育明理长智，家之幸，国之本”的淳朴认识，各种不同名义的学捐，没有在社会上引起大的呼声和议论。据《灵武市志》记述，1923年（民国十二年）灵武县先后开征车驼捐、牲畜捐、商店铺捐、担头捐、籴粜捐、烟灯捐、鸽堂捐等十数种”。

这时期灵武县其他回族聚居地区创办的清真小学运营模式也是如此，如创办于1919年（民国八年）的灵武县第二清真小学（位于吴忠堡吴南大寺北），教师的日常开支则由鸽堂捐支付。灵武地区以“鸽堂捐”等各种“学捐”支持清真学校的情形一直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灵武县废除包括“鸽堂捐”在内的一系列捐税，学校经费由政府支出。

为了筹措更多的新式教育资金，从1924年开始，官方引导灵州信鸽爱好者每年举办放鸽会，也就是当今的信鸽竞赛。放鸽会起点是宁夏府,终点站是灵州，放飞数一般为100只,最多时超过300只，参加比赛的人赛前交纳一定资金，官方取其二作为办学教育基金，剩余部分用于办会费用和奖励金发放。据有关资料记载“灵州人有放鸽之会,岁五六月始放鸽。鸽人各以其鸽至,立者验其鸽,为调四、调五、调六、调七也,则以印半嵌入翼,半嵌于册以识之。每一鸽出金二钱,主者贮以为赏。三场皆中,内主者择其最先归者,以花红缠其鸽颈,演伎乐相庆，越数日分所贮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