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10月13日的浙江慈溪，正是一年中最让人觉得舒服的天气，秋高气爽、不冷不热，这一天，在慈溪官桥村陈布雷的家里，正发生着一件让他既紧张又喜悦的大事，他的夫人杨品仙为他生下了第5个孩子，是一个粉雕玉琢的女儿。

在这个孩子之前，他们已经养育了3个儿子1个女儿，都是顺顺利利地出生和长大的，想必这个孩子也不会例外。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一刻还是欢天喜地，下一刻就很可能是悲伤满怀。

生下孩子不久，虚弱的杨品仙就因为感染而犯了产褥热。在那个医疗条件落后的年代，生孩子就是在鬼门关里走一遭，面对杨品仙的病症，请来的医生根本束手无策，敷衍地开了几副药就匆匆离开了。持续高烧了几天的杨品仙，在病痛的折磨下丢下了她刚出生的女儿，悲惨地离开了人世。

陈布雷和妻子杨品仙一直以来都是琴瑟和谐、感情甚笃，失去妻子的巨大打击，让他的精神瞬间就崩溃了，他当时唯一的想法，就是“女夺母命”，是这个一出生就带来灾祸的女儿害死了他相伴多年的妻子，听着孩子一阵又一阵刺耳的哭声，陈布雷愈发地心烦气躁。

陈布雷当时就像得了失心疯一样，一把将婴儿倒提在手上，塞进了盛着水的痰盂, 想要将孩子溺死，为她悲惨离世的母亲偿命，不知所措的孩子吓得手脚乱蹬、惊慌啼哭，似乎是像在父亲求饶，但陈布雷却丝毫不为所动，坚定地执行者他的“复仇”计划。

幸好这个时候，孩子的外婆听到哭声不对劲，一边大声询问孩子出了什么事，一边飞快地赶了过来，陈布雷发现痰盂不能立即致孩子于死地，又走到窗前，毫不犹豫地将她扔出了窗外。

外婆赶来，发现孩子已经不在房中，质问陈布雷孩子去了哪里，陈布雷这个时候才如大梦初醒一般，嘴里不停地念叨着：

“我不该呀, 我不该呀! 我有罪, 我有罪!”

孩子的外婆一看女婿这失魂落魄的样子，心中早已经明白了七八分，她三步化作两步赶到窗边弯下身子往下一看，奇迹般地发现孩子并没有坠落到地上，用竹竿搭成的天蓬挂住了她穿在身上的小褂，救了她一命。

外婆赶紧朝下面的人大喊：“下边的人，快点过来接住孩子！”就这样，这个出生没几天就被父亲扔出窗外的孩子侥幸地活了下来。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然而这个孩子的一生却格外坎坷，躲过了这一次劫难，却还有着更多的坎坷和磨难在等待着她，那个时候的她，却不再有这么幸运。

刚刚失去了女儿的外婆同样伤心，但是她更心疼这个刚出生就没了母亲的孩子，加上女婿如此狠心地对待她，外婆下决心将这个孩子带回家，自己亲手将她抚养长大。外婆的家在慈溪县城，家境殷实，孩子从小吃喝不愁，跟着外婆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也没遭什么罪。

但外婆一直可怜孩子的遭遇，于是给她取了一个小名叫怜儿，怜，既是说这个孩子惹人怜爱，也是说这个孩子的身世令人怜悯，这个名字似乎是在冥冥之中预示了孩子可怜又可叹的一生。

时光荏苒，六载春秋岁月，就像沙子般在指尖匆匆流去，当初那个襁褓中嗷嗷待哺的小婴儿，已经长成了一个能跑会说的小女孩。但六年前还是精神矍铄的外婆，却变得日益衰老，越来越没有精力照料孩子了。

外婆心里知道，怜儿早晚还是要回到她的亲生父亲身边，只是还缺乏一个合适的机遇。在怜儿两岁的时候，走出了丧妻之痛的陈布雷，续娶了第二任妻子王允默。

王允默出生书香之家，同样的温柔贤惠，逐渐抹平了陈布雷心中丧妻的创伤，时过境迁之后，再回想当初的往事，陈布雷的心中对怜儿早已不再是恨意，而是充满了愧疚。

在怜儿去了外婆家以后，陈布雷的人生轨迹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20年，陈布雷带着家人去了繁华之都上海，靠着妙笔生花的飞扬文采，很快在上海站稳了脚跟，先后担任《申报》《商报》《国闻周刊》等重要刊物的主笔。

因为文章写得好，陈布雷的声誉渐隆，受到了蒋介石的青睐，1927年加入国民党，历任浙江省政府秘书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等职务，进入了国民党的决策中心，素有”领袖文胆”、“国民党第一支笔”的称号。

陈布雷骨子里是一个非常传统的知识分子，“士为知己者死”的道德观念深入骨髓，蒋介石很懂得如何赢得陈布雷的忠心，将陈布雷待为上宾，尊敬有加。蒋介石考陈布雷的第一篇作文是《告黄埔同学书》，陈布雷文不加点，挥笔而就，蒋介石读后大加赞赏，演讲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国民革命的历史，我们黄埔已占有最光荣的一页, 这是任何人不能抹杀的，翦除沉泥，肃清东江，讨平杨刘 ，统一全粤，我们黄埔同学每一次战役都作了中坚，不知牺牲了多少生命，黄埔这两个字，从此震动全中国全世界。”

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演讲稿慷慨激昂，鼓舞了全国军民同仇敌忾的斗志，演讲稿的主笔正是陈布雷：

“如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候只有拼民族的性命，求最后的胜利……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

作为蒋介石的代笔，陈布雷兢兢业业，对领导的想法把握地非常精准，不过更难得的是，身居高位的陈布雷，为人十分正直，多年来一直是两袖清风，不为了谋私利卷入到任何党争之中，因此更受蒋介石的尊敬。

与家庭决裂，和父亲分道扬镳，48岁时却与父亲一样走上不归路

怜儿6岁时，姑姑来到外婆家把她接回了陈布雷的身边。身为国民党高官陈布雷的小女儿，怜儿可以说是一名真正的豪门之女，然而在她长大成人后，却越来越反对父亲选择的政治道路。

怜儿不仅是陈布雷的女儿，更是一个满怀报国理想的中国人，她不能沉浸在大家庭的温室里无所事事，社会的黑暗、百姓的疾苦都让她感同身受。七七事变后，怜儿投身到了宣传抗日的热潮。

1939年7月，还在读高中的怜儿瞒着父亲秘密加入了共产党，和父亲分道扬镳，走上了完全不同的政治道路。1939年，怜儿考入西南联大，临行之际去同父亲告别，陈布雷看到如今的女儿亭亭玉立，已经可以独自面对风雨，不再是那个需要人怜爱的小女孩了，于是给女儿改名为陈琏。

“怜儿，阿爸给你取个学名吧。取‘怜’的谐音‘琏’，‘琏’，古之祭器。希望你永远不要忘记为你而死去的母亲。”想到自己的母亲，陈琏眼里含泪，点了点头，同意了父亲的提议。

在西南联大，陈琏认识了她一生的爱人袁永熙，两个人风风雨雨几十年，在时代的浪潮里，谱写了一曲跌宕起伏的爱情悲歌。

袁永熙1917年出生于贵州修文的名门望族，祖父是清朝高官，二姐袁永熹嫁给了国民政府外交部次长叶公超。从出生上来看，陈琏和袁永熙是门当户对，从对人生的选择上来看，陈琏和袁永熙也是志同道合。

袁永熙当时是西南联大的支书，是负责跟陈琏接头的上级，在长时间的工作相处当中，两个有着很多共同点的年轻人自然而然地发生了爱情。陈琏娇小可人，袁永熙英姿飒爽，在理想之光的照耀下，两个年轻人的脸上都洋溢着无限活力，无论是在谁的眼里看来，他们都是再般配不过的一对佳偶。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大肆搜捕共产党员，袁永熙带着陈琏撤离昆明，隐居乡野。离开之前，陈琏放不下家中亲人，给姐姐陈秀写了一封信告别。从这封信里，我们也可以读到作为家庭叛逆的陈琏，内心的纠结和挣扎。

和安安心心地做陈家大小姐相比，她知道自己所走的道路必然是布满了荆棘，她也知道自己的突然失踪会让亲人伤心，让父亲陈布雷忧心如焚，但是在家庭和理想之间，她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理想：

“时代既然决定了要在我和家庭之间来排演悲剧，我是无法拒绝的。我只有希望你尽可能地为我弥补我走之后给家里留下的难以弥补的大窟窿。父亲那里特别需要你的安慰……这道路诚然会很艰辛的，但是为着祖国的自由，我没有别的话说。”

失去了女儿消息的陈布雷，一边在报纸上刊登寻人启事：“怜儿：见字即盼返家。父示”，一边四处托人打听女儿的音信，始终毫无所获。直到一年后，陈琏才回到了重庆，因为陈琏有着陈布雷女儿的特殊身份做掩护，组织上安排她到重庆进行潜伏工作。

抗战胜利后，陈琏和袁永熙都到了北平工作，7年过去了，两个人之间的感情依然坚定如初。当时陈琏已经27岁了，早已经过了结婚的年纪，陈布雷一直在为女儿的婚事挂心，没想到陈琏主动写信跟他说，自己要嫁给袁永熙，随信件一起，还寄了一张她和袁永熙的合影。

陈布雷毕竟身份特殊，他赶紧写信托北平市副市长张伯瑾对袁永熙的底细进行了彻底的摸查，得出的结论是袁永熙确实是一个不论人品家世都上佳的乘龙快婿。陈布雷答应了女儿的婚事，但自己身在南京脱不开身，就请陈琏的六叔陈训畲出面替兄嫁女。

陈琏很反感用陈布雷女儿的身份将婚礼大办特办，但是陈训畲却反驳她说：

“请帖都是以你父亲的名义发送，发少了得罪人，办得不像个样子，更会让人笑话！”一直关心袁永熙和陈琏婚事的钱瑛大姐也说：“既然是公开结婚，婚事就该办得像样一点，不能太寒酸了。不然，怎么和陈布雷的女儿相称呢！”

于是，1947年8月，陈琏和袁永熙在北平六国饭店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婚礼，由北平市市长何思源证婚，婚礼上来的嘉宾都是有头有脸的大人物。然而谁也没有想到，正是婚礼上一个宾客无意间的举动，让陈琏和袁永熙遭遇了一场牢狱之灾。

陈琏在贝满女中有一个同事叫田仲严，是地下电台一个情报小组的负责人，他们彼此都不知道对方的身份，田仲严知道陈琏是陈布雷的女儿，想从她身上搜集情报，有意和陈琏夫妇搞好关系，这次见面时，田仲严和袁永熙交换了一张名片。

不久后田仲严身份暴露被捕，受不了酷刑叛变，招供说有一个姓袁的人经常给他送情报，但只知道姓袁，不知道名字。刚好特务们从田仲严家里抄出了袁永熙的名片，自然认为这个姓袁的人指的就是袁永熙。

新婚不久的袁永熙、陈琏双双被逮捕入狱，此时陈琏已经怀有身孕，碍于陈琏的身份特务不敢对她下手，却对袁永熙严刑拷打，用皮鞭毒打，用竹签子刺手指，往鼻子里灌辣椒水……袁永熙多次昏死过去，始终坚决否认自己是共产党。

特务撬不开袁永熙的嘴，又想突破陈琏的心理防线，把她带到刑讯室看袁永熙受刑，看到丈夫受尽折磨的惨状，陈琏咬紧牙关什么也不交代，敌人一无所获。

知晓女儿女婿被捕后的陈布雷如坐针毡，深思熟虑下他还是选择了忠诚于自己的主子，主动写信向蒋介石袒露心迹：“女儿陈琏、女婿袁永熙，因‘共党嫌疑’自北平解抵南京，该当何罪，任凭发落，没口无言”。

事关自己心腹手下的家人，具体细节蒋介石早已经了解得一清二楚，知道抓捕袁永熙、陈琏并无铁证，只是怀疑而已，便卖了陈布雷一个面子：“你女儿女婿的案子，我已派人查过，不是共产党，是‘民青’，你可以把他们领回去，要严加管教”。

有了蒋介石的这句话，陈布雷吃了一颗定心丸，和叶公超一起，将在监狱里关押了半年的袁永熙和陈琏保释出狱。回到南京后，陈琏一直都想将父亲争取过来，然而坚持愚忠的陈布雷，早已经扼杀了让人生走向另一个方向的可能：

“我如同一个已经出嫁的女人，只能从一而终了！”

当其他人都在准备后路之时，陈布雷已经下定决心要为蒋家王朝殉葬。1948年11月12日，陈布雷叫来女婿袁永熙，跟他做了一番倾心长谈，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陈布雷嘱咐袁永熙的一段话格外地动情，也格外地发人深思：

“永熙啊，我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从政，从政而不懂政，投在蒋公门下，于今悔之晚矣！政治，政治这个东西不好弄，你们千万不要卷进去……”

1948年11月13日上午八点，陈布雷还没有起床，警卫觉得有点反常，上楼查看，发现睡觉从来不锁门的陈布雷，把卧室的门锁上了，一脚踹开门，陈布雷已躺在床上离世，床头的柜子上放着4个安眠药的空瓶子。

在58岁生日到来前2天，陈布雷自杀了，临死之前他仍不忘给自己效忠了20多年的蒋介石留下一封倾诉衷肠的遗书：

“值此党国最艰危之时期，而自验近来身心已毫无可以效命之能力，与其偷生尸位，使公误以为尚有一可供驱使之部下，因而贻害公务，何如坦白承认自身已无能为役，而结束其无价值之一生。”

对父亲的死，陈琏感到惋惜，也因此更认定了自己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头也不回地奔向了解放区。对于自己的出身，陈琏从不避讳，在1956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她还专门做了“出身不由己, 道路可选择” 的发言，连周总理都夸奖她讲得很好，却没想到时隔多年，陈布雷女儿的身份，还是给她带来了一场无法逃脱的劫难。

1957年整风运动时，袁永熙被打为右派，陈琏在重重压力之下和袁永熙离婚，一个人带着3个孩子生活，还主动申请调离了北京。离婚之后，陈琏坚持不再结婚，每次从上海到北京，都会约袁永熙的外甥女孙士询过来同住一晚，一边抹眼泪，一边询问袁永熙的近况。

不过陈琏没有想到的是，哪怕自己如此决绝地和父亲分道扬镳，和丈夫划清界限，依然没有躲过时代的风暴。文革开始后，陈琏被造反派污蔑成“货真价实的国民党孝子贤孙”，她的家被抄了，连当年外婆交给她母亲留下来的遗物也被抄了出来——红绸布里面包着的一条母亲穿过的旗袍，还有几件金饰，这些年来她一直随身携带。

或许陈琏骨子里的性格终究还是和父亲陈布雷有几分相似，20年之后，不堪屈辱的陈琏走上了和父亲一样的道路。1967年11月19日， 陈琏用因为寒冷和激动而瑟瑟发抖手不停地写着：

“我是清白的， 我绝对不是叛徒，我以死作证……”

穿戴整齐后，陈琏从上海泰兴路华东局宿舍11楼跳了下来。她桌子上的遗书上写着：

“同志们，关于我被捕的情况，我1949年的交代是完全忠实的，这一点你们将来总会明白的，然而我自己却等不到那一天了……”

父亲陈布雷在58岁服安眠药自杀，48岁的陈琏没想到自己会像父亲一样以这样惨烈的方式结束年轻的生命，瘦弱不堪的她并没有跌得很难堪，只有头顶流出了一些鲜血，48年前被父亲扔出窗外大难不死的婴儿，48年后却从11楼跳下自摔而亡，她的一生，究竟是幸，还是不幸呢？

陈家两代人的悲剧，实在是可怜，可叹，任谁听了都要为之惋惜。

陈琏离开了，袁永熙在第二任妻子张兰芬的拼命保护下度过了劫难，等到了重见光明的那一天。儿子陈必大后来问他：“如果仍从当年的环境开始，让你重过一生，你还会投身革命吗?”袁永熙是这么回答的：“如果天下清平，谁都想有一个稳定的职业，过体面的生活……即使你老老实实当一辈子缩头乌龟，谁能保证日后你就不会被打成右派呢？问题不在当初的理想是对是错，问题在于为什么后来不能按照当初的理想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