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2月27日，台北一位名林江迈的妇女在兜售香烟时与国民政府专卖局武装缉私人员产生冲突，缉私人员的枪托打伤了妇女，引发周围民众愤怒和围观。缉私员傅学通向人群开枪示警，打死了一名抱不平的群众。缉私血案激起台北市民的愤怒，28日上午，四五百人发起游行请愿，要求行政长官公署“严惩杀人凶手”。其间，有民众抢夺警卫枪支及开枪射击卫兵，卫兵还击，当场打死三人、打伤三人，逮捕六人。之后，台北市的学生开始罢课，上街游行。

手忙脚乱的台湾党政军一把手陈仪未能妥善处理，骚乱遂蔓延全岛，引发一连串群体事件。陈仪将情况汇报给蒋介石，在南京的党政要员商议后，认定该事件是“暴乱”,急令军队赴台湾增援，大规模的暴力镇压亦随之而来。

背景——

社会背景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宣布向美国、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苏联等同盟国无条件投降，并移交包含日本本土在内的所有日本统治区域的管理权。总理日本接管事务的盟军太平洋司令麦克阿瑟指示日本，将台、澎等地区交由同盟国成员中华民国代表同盟国暂时接管。

虽然战前（1895年至1945年）在日本的统治下，台湾的近代化有出色的表现，但仍未能完全脱离殖民地的角色，政治上的压迫与经济上的榨取造成许多台湾人民不满，而这种不满的情绪便开始转化为对中国的热烈期待，并在陈仪于1945年10月25日代表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中正来台接受日本投降时达到高潮。同日，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正式运作。

经济背景

受国共内战影响，中国大陆的经济情势江河日下，当时通行的法币一再贬值，民生物资飞涨。

台湾产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遭受重创，战后台湾农业产值只有1937年的49%，工业产值则不到33%。此外学校、商店、工厂、医院、铁路、发电厂等建设也受到战火严重破坏，加上日本政府停止台湾人储蓄金归还申请，债券成废纸，造成金融与物价秩序混乱。

国民政府接管刚抵台湾的蒋介石之后又大量印制钞票，并将台湾人赖以维生的米、布、盐、糖等民生物资运往大陆以资助国共内战，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后来的币制改革中，1元新台币换四万旧币）。而且国民政府一方面接收原属日本人与殖民政府的财产，并拆装卖往大陆，另一方面又延续日本殖民政策中的专卖制度，垄断如烟、酒、糖、樟脑等的买卖，利用各种关系排挤民营公司，并积极实施严格的经济管控措施，垄断台湾与大陆贸易的经济管道，继续延续日本的殖民方式治理压榨台湾，甚至变本加厉，让原本期待结束殖民对待的台湾人感到更加失望。

政治背景

日本人撤出台湾，台湾人认为应该有更多自治与参政的机会，但是国民政府在台湾政治方面，重要职位几由外省人控制，长官公署的九个重要处会十八位正副处长中，只有一位副处长是台湾本省人。十七位县市长中，仅有四名本省人，且均为自重庆返台的“半山”，并不受台湾人欢迎。此外，“同工而不同酬”的待遇，以及台人不易谋得公家机构职务，更是引发台人不满。相较之下，在日占末期，台湾议会有半数官派，半数民选，台湾日占时期的本省人反而有更大的自治权力。

接管台湾的国民政府官员也有严重的官僚作风与贪污问题，例如把持机关任用私人、涉足不良场所、不守纪律而常为媒体所报道，暂驻台湾的中国军队更是军纪败坏，例如乘车、吃饭不付钱、低价强买、仗势赊借，乃至有偷抢拐骗、开枪伤人、奸污妇女等事情发生。此等缺点与日占时期日本官员的高行政效率、纪律严明形成强烈对比，也使得台湾人民越来越轻蔑与敌视来自中国大陆的人士。

文化背景

当时台湾刚经历50年日本统治，四处皆可见日文，举目皆是日本风格，甫历经中日战争来台的大陆人对于台湾文化感到适应不良。从1942年1月以前，日本政府实施志愿兵役，虽然台湾人有权利选择不参战，部分地区却因日本殖民教育灌输下出现少数人加入日军侵华作战的现象，许多外省人因此迁怒于台湾本地的亲日人士，其中一些人在战后被视为汉奸，并有受到缉捕的情况发生。陈仪领导的行政长官公署与当时握有控制权的外省人不信任本省人，认为本省人被日本“奴化”，这些误解再加上当时大多数的本省人不会国语（大陆称[普通话]），造成当时的本省人认为无论在政治权力、经济社会或工作职位等各方面均受到不公平对待，十分不满。

文化界和学生曾展开要求民主与经济改革的活动。对此，曾担任福建省首长的陈仪所主政的当局采取了“宽舆论，紧经济”的政策。一方面并未严格禁止批评时政的言论，但同时也未采纳意见。228事件发生后，陈仪致电蒋介石委员长，台湾发生叛乱事件，但隐瞒事实的真相；惟台湾省全体参政员上电蒋介石，说明事件原因及公署严重失政，并建请根本改革台政，勿用武力弹压，以免事态扩大，但此说明不为蒋介石所接受。最后蒋介石下令“清乡”，陈仪趁机采取高压手段大肆屠杀，酿成悲剧。

事件过程——

爆发

1947年2月27日下午，时近黄昏。台北市南京西路天马茶房。中年守寡、带着一儿一女艰难度日的林江迈守。在自己的烟摊旁，招徕顾客。突然，人群开始骚动，等林江迈反应过来时，已经来不及跑了，台湾省专卖局专员叶得根带着另外9名缉私队员已将烟摊围住。林江迈向缉私队员解释、哀求，均无济于事。在拉扯中，一名缉私队员用枪托将林江迈打得头破血流。愤怒的围观群众与缉私队员发生冲突，打伤了缉私员赵子健与警员张启详，缉私员傅学通向人群开枪，当场打死无辜市民陈文溪。

当天晚上，部分群众拥到台北市警察局和宪兵团，要求严惩凶手。28日上午，更多的市民围攻了台湾省专卖局。下午，约有四、五百名群众来到行政长官公署，向行政长官陈仪请愿，竟遭卫兵开枪射击，当场打死数人。于是事态迅速扩大，游行、示威、请愿很快演化为大规模武装冲突，一场反独裁、反专制、反暴行、争民主、争自治的运动在全市漫延。陈仪随即宣布实行戒严，派出大批军警在全市大街小巷巡逻。

台北市民罢工、罢课、罢市，包围行政长官公署、警察局、日产处理委员会、电台等机关，放火烧掉台北专卖分局，甚至开始抢劫军用仓库，释放狱中囚犯，与军警不断发生流血冲突。起义民众还通过电台向全省广播，控诉军警的暴行，号召人民起来反抗。各地民众闻风而动，群起响应，围攻所在地机关、部门。由于当时国民党刚刚接管台湾，兵力不足，起义群众很快控制了除高雄、基隆以外的所有地区，国民党对整个台湾省的形势已失去控制。

镇压

1947年3月2日，台北市民众成立“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并随后在各地成立分会，代表民众就事件处理和台湾的政治改革与行政长官公署交涉。陈仪也派人参加了这个委员会。1947年3月8日，委员会通过其宣传部长王添丁起草的“三十二条要求”，包括实行地方自治、保障人民基本权益、废除专卖制度、减免苛捐杂税等条款，基本反映了台湾各界人士要求民主和自治的合理愿望。

但是，随着起义规模的不断扩大，起义队伍中也混进了一些不良分子，包括与日本关系密切的地方绅士和流氓，他们将三十二条扩大为四十二条，增加了一些不切实际甚至错误的主张，例如要求接管行政长官公署等，致使陈仪怒而撤出了派往委员会的代表，并加紧部署镇压行动。

早在1947年3月2日，陈仪见形势不妙，就急电南京：“台湾发生暴乱，已及全省，形势危急，请速派国军赴台救援。”蒋介石接报，经与国民党要员商量，均认定“二·二八起义”是“暴乱”，为防止事态扩大，必须采取果断措施，进行镇压。蒋介石立即电令驻守上海的21军火速乘船赶赴台湾增援，并限令于8日前赶到。

1947年3月8日中午，21军先头部队在基隆登陆。遭到起义群众阻拦后，21军竟在船上架起机枪向码头上的群众扫射。9日，国民党主力部队在血洗基隆后，进驻台北，与驻守在台湾南部地区的国民党“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缉联手，对起义群众进行大规模镇压。

结果

经过近半个月的艰苦斗争，轰轰烈烈的“二·二八起义”最终失败。大批台湾市民、学生及社会知名人士包括教授、作家、医生遭到屠杀，确凿死亡人数难以计算，有人说有3万人（确切数据是800多人，由当时行政院长郝伯村核对户口，发现二二八事件前后台湾人口八百五十六个人，包括发现死亡六百八十人，失踪一百七十六人）。

此外，还有不少人被捕、逃亡和失踪。“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也被当作非法组织遭取缔。3月，国民党还在台湾进行了大规模地收缴枪支和肃清“暴乱”分子活动。1947年4月24日，国民党政府撤消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成立台湾省政府，陈仪被撤职赋闲，魏道明被任命为台湾省政府主席。

参与情况——

原住民

二二八事件中也有台湾原住民参加，邹族参与进攻嘉义水上机场是其中一例。1947年3月1日邹族的青壮年，晚上11点左右开始从乐野出发，走向触口。当时集合了所有邹村落中，各派出所的枪支及平常打猎用的猎枪，还带了山刀。邹族人花不到一小时的时间攻下红毛埤军械库。并进而围堵嘉义水上机场。之后由于主战、主和意见分歧，高一生便下令邹族部队撤回山上。

外力介入

虽然事件发生时的主要抗争目标是将腐败官僚赶出政府，但是由于国府迁移至台湾初期，外省人大多居于主管或等级较高的职位在长官公署的科股长，专员以上的316名中层官员中，也只有17名台籍人士，其余299名都是外省人或极少数的半山仔。因此将腐败官僚赶出政府的诉求转变成为打倒外省人的行动，甚至扩大事端以致于最后伤及无辜外省人。在事变期间，台人不仅反抗公署，也有殴打伤害外省人之事，因此国军登陆后，由于军纪不佳，所以立即采取对台人报复之行动。

事件爆发后，部分地区亦有台共乘机介入，如台中地区主导“三二事件”的谢雪红和杨克煌。谢雪红不仅利用示威群众并召开市民大会，以全面接管台中市的官方机构，更利用青年学生以武装“二七部队”组织，在处委会的议会路线之外，另辟一条武装路线。

嘉义地区则自三月二日事件发生后，就显现出与其他地方不同的特质。嘉义民众与阿里山邹族原住民组成武装队伍，参加攻击红毛埤军械库及水上机场的军事行动，惟参加者大半是临时结合之民众，亦有嘉义地区不少社会人士支持反抗行动。

在二二八事件中，直接的族群排斥对抗虽然激烈，不过有出现了不少不同族群之间互相施救的事例。外省籍学者，清华大学教授何兆武在建国中学担任教师的时候经历过二二八事件，他在台大医院住院时，曾受到医院本省人护士的保护。

平反——

随着1970年代后半兴起的党外运动、1980年代的自由化与本土化，台湾民间渴望平反二二八的声音逐渐出现。1987年，陈永兴、郑南榕等人串连数十个海内外台湾人团体成立二二八和平日促进会。1989年，全台第一座二二八纪念碑在嘉义市建立，由市府提供土地、民间人士捐款设计建筑完成，碑文中呼吁：“政府公布事实真相、平反冤屈、安慰受难者家属、兴建纪念碑、制定二二八为和平纪念日。”‎‎

台湾实行民主化以后，原本被视为禁忌的二二八事件开始受到政府的平反。1995年，当时的总统李登辉首先代表政府向所有二二八事件的受难者家属公开道歉。同年10月21日，行政院成立的财团法人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正式运作，行政院政务委员张京育任首届董事长。

1996年，担任台北市长的陈水扁宣布订定二二八事件纪念日，并把二二八事件主要发生地点之一的台北新公园改名为二二八和平公园，于公园内设立纪念馆和纪念碑。以“二二八和平纪念碑”为名的该纪念碑，除碑文外，另有水路、桥、始石、跳石、终石、阳石、阴石、瓮、手印、水池、曲折入口、岩壁和船身钢铁等建物设置。这些建物表达了对该历史事件的追诉、记忆起始、哀恸、宽恕、停留缅怀、悼念罹难者、低头沈思、族群融合等隐含意义。

同年，台湾行政院通过订定2月28日为和平纪念日，并为国定假日。除了政府之外，中国国民党前任主席连战曾在2003年与2005年，就此事件而向台湾人民公开道歉。其中，前任总统马英九则于2006年将此事件解释为“官逼民反”，并代表国民党道歉认错。他表示将二二八纪念日降半旗，甚至将二二八视为国殇也不为过。

1997年2月28日，台北228纪念馆于台北市二二八纪念公园内开馆。2002年3月23日，全台第一座私人的二二八纪念馆——阮朝日228纪念馆成立，作为南台湾二二八历史研究之据点。

2006年2月19日，陈水扁总统出席“二二八事件责任归属”研究报告发表会，二二八事件责任归属研究报告指蒋介石为二二八事件元凶，应负最大责任。2007年2月28日，二二八事件届满六十周年，国家级的二二八国家纪念馆（原台湾教育会馆）正式揭牌成立，并于2008年2月28日开馆营运。

此外，握有最多二二八第一手史料的中国国民党党史馆，亦开始逐步公开予民众和学者进行研究。

政府态度

中华民国政府在民主进步党执政之前，官方视二二八事件为一场反国民政府统治的民变，解严前更认为二二八是中共当局策动共产党所煽动的骚乱，尔后开始出现种族对立或是种族冲突的解释，更名为二二八事件。

二二八事件在早期台湾为敏感话题，过去政府对于事件的原因有各种不同解释，并且以“不要挑起族群冲突”为由要求不要揭露二二八，例如1988年担任行政院院长的俞国华曾表示二二八事件乃：“中共利用偶发事件来扩大事端”，又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纷争自古便有。当年满洲人入关杀了很多汉人，满洲皇帝也未向汉人道歉。”；1989年担任国防部长的郑为元认为二二八事件是谢雪红等台湾共产党分子“幕后策划”。

直到解严后，才开始有较为明显的检讨与大规模公开研究。1990年2月，立法院首次为二二八事件受难者起立默哀一分钟，新版高中历史科教科书第三册首度列入二二八事件。包括出版官方版本的《二二八事件调查报告》，于1995年将台北市的新公园改为二二八纪念公园，并建立“二二八纪念碑”，时任中华民国总统李登辉亲临落成典礼并公开正式向受难家属道歉，同年公布《228事件处理及补偿条例》，行政院并成立“财团法人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受理二二八事件补偿申请、核发补偿金。

评价与影响——

根据李筱峰的研究，在此次事件中，不论是政治交涉路线，或者是武装抗争路线，他们在事件中所提出的诉求，事实上都仅止于“高度自治”而已，在国家认同的层次上，基本上仍以中国做为认同的对象，并未寻求独立于中国。

但是，在二二八事件后期由于共产党势力参与暴动，让国民党政府非常恐惧，其认为若暴动成功，则很可能造成中华民国彻底灭亡。在这次事件以后，国民党政府害怕中共渗透入台湾，于是针对台湾进行高压统治，导致台湾人和外省人之间的仇恨越来越深，部份台湾人渐渐产生想要追求独立的、自己的国家的想法。

因此二二八事件可说是战后台湾独立运动的起点，例如台湾独立运动开创元老廖文毅与廖文奎兄弟。美国学者Meisner表示：“‘二二八’一词，不仅仅是海外流亡之台湾独立团体的口号，更是唤起所有已成年台湾人之个人悲惨经验的一个象征。很多人认为二二八事件是台湾史上，死伤极多，影响深广的历史事件。

因为二二八事件牵涉到省籍问题，不少老一辈的台湾人将这次悲剧归纳为大陆来的外省人欺压，而在二二八死亡阴影及后续长达38年的戒严与白色恐怖之下，台湾人为了保全生命安全，对此事件隐讳不谈避免引来祸端。

另一方面，在过去国民党所掌握的中华民国政府将事件等同为共产主义、台独，造成外省族群对事件的负面看法。二二八事件发生之后高普考分省区定额录取的制度，使得在 1950-61 年间参加高普考的外省籍考生有高录取名额的优惠。

其次，实际上更重要的另一个取得公务员资格的管道— 特种考试，虽然没有分省区定额录取的设计，但是其中 1958-81 年间的退伍军人转任公务人员特考，其录取人数之多与录取率之高，使得透过这个管道取得公务员资格，出生世代与 1950-61 年间参加高普考者大约相当的外省人，实际上是享有省籍优待的；这样的优待虽然早已结束，但外省人获得的优惠仍会让许多下一代继承（以统计论，子女的成就与父母的社经地位成正相关）。

加上早年外省族群在商界容易先获得政府有利消息，让本省人长期在社会、以及婚姻上、就业上对外省族群的相当排斥感。二二八事件爆发，张超英之父张月澄和台湾五大家族的“基隆颜家”颜国年子颜沧海是少数被释放的知识份子，张月澄在拘留所时曾亲眼见到林茂生和陈炘，最后两人都在事件中惨遭杀害；对此张超英表示：“二二八的影响确如一般所说，台湾的菁英阶层顿时噤若寒蝉，心态上混合了恐惧、绝望和不屑，瞬间从公共事物的领域退缩，对政府工作不再感到兴趣。……当他（张父）发觉同时代的知识菁英朋友消失无踪时，他也对生命的热诚挚意消褪殆尽，他的余生从此在孤独的书房度过，不再与外界接触，也不与家人多说一句话，过著自我封闭的日子。”

二二八事件的影响，造成台湾人对于军人、公务员等相关行业的畏惧及怯步，然而更根本的原因是当时政府坚持大中国法统的制度，与国民大会虚设各省代表一般，客观上限制了台湾人在政治、经济与传播等各重要领域的参与。例如：早期公务人员的考试录取名额上是以中国各省的人口数比例来制订的，所以，在台湾虽然以台籍本省人口为多，导致录取的人数却是外省籍居多，此种现象至蒋经国担任行政院长时开始在人事上采取‘专业化’、‘台湾化’、‘年轻化’政策因应，才使得政府机关开始迈向今日本土化的脚步。

台湾人民在遭遇二二八事件后，到蒋经国时代晚期白色恐怖结束为止，人民参与政治的热情大幅滑落，许多知识份子惧怕迫害不再谈论或涉足政治。当代国民党政府亦借此加强对台湾地方的控制，纷纷占据各领导地位，结合地方派系担任地方官或提名参选民意代表或操控人民组织（如农会、渔会、水利会），结合地方政府机关以左右甚至控制选举；职位则用来巩固地方派系，形成黑金势力。这些问题愈来愈激化。

台湾人与外省人之间的省籍情结是起源于二二八事件，并表现在言论，行为以及蓝绿政治倾向上，可见此事件对台湾各层面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40至50年代由于政治需要，称二二八事件为“二二八起义”，对起事者持赞同态度，并给予台湾民众高度评价，并数度指责国府野蛮制造白色恐怖。香港主权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后，香港的亲共媒体《大公报》在报道二二八事件时亦多用起义形容，而此时中国则反而由于二二八所带有的台独性质，转为避而不谈二二八，反而和国民党统一口径称之为“二二八事件”，并在舆论上支持国民党一方。

陈仪自己在国民党全面败逃中国大陆前，曾要求汤恩伯投共，自己最后便因“通共”的罪名遭处刑，从中国大陆专程押赴台湾台北马场町执行枪决，中央日报报载前往守候观看行刑的台湾民众高达两万人。

受难者——

罹难人数

二二八事件中牺牲受难者的详细明确数目因发生年代久远，加上国民政府的漠视，一直都有所争议。若引自若林正丈，他的估算数字是15,000人至28,000人。事实上由于种种原因，例如当时政府所主导的滥杀行动，很多没有书面资料遗留，各界对二二八事件确实的牺牲者人数，一直有极不一致的估算。从不到一千人，一直到十几万人不等。

如Lai, Myers, and Wei所估算的数字是10,000以下。李乔则推估死亡人数为18,000人左右。伤亡人数估计值依统计的方法论不同而异，取中间数并没有意义。至于向二二八基金会申请赔偿的有效案件，截至第119次董事会已审：2728件，其中成立2264件（死亡680件，失踪179，羁押、徒刑等1405件），不成立464件。惟此补偿案件数不等同于实际伤亡数字，原因有七项，在二二八基金会官网有详细说明…..

若干人士引用杨逸舟的著作《二二八民变》指出1960年行政院下令注销十二万有籍无人的户籍，做为二二八罹难人数的一个参考数据。但是台湾户籍法规定申报过死亡就不再有户籍，民法规定失踪七年也能报死亡。所以这十二万人，没有一个在二二八事变当年被申报死亡或失踪，才会十几年后还有户籍。而真正在二二八当年罹难，申报过失踪或死亡的人，都已除户没有户籍，不会落在有籍无人的清单。所以所谓有籍无人，跟二二八事变罹难人数无关。

二二八事件死伤人数各方数字整理如下：杨亮功调查报告 死190人 伤1761人。白崇禧报告书 死伤1860人。《纽约时报》霍伯曼南京专电 死2200人。台湾警备总司令部死3200人。保安司令部 死6300人。监察委员何汉文至少死7000至8000人。《纽约时报》记者杜尔曼‧德丁专电 死1万人。台湾旅沪六团体1947年《台湾事件报告书》 死1万人以上。民政厅长蒋渭川1947年《二二八事件报告书》 死1万7000人至1万8000人。日本《朝日新闻》调查研究室 死1万至数万人。美国驻台领事馆副领事乔治柯尔死2万多人。行政院官方调查报告 死1万8000人至2万8000人。

附录（一）：孙运璇日记

距离台湾省烟酒公卖局三百公尺外，就是孙运璇纪念馆，此处原是“行政院长”官邸。馆内展示着一份日记，几乎是当时最重要的一页纪录，日期是二月二十八日。孙运璇写道：“昨晚太平町专卖局职员，因缉私烟发生聚殴，结果民众死伤各一，惹起公愤．今日上午民众数千人围攻专卖局，分局内地职员多被殴伤，且有数人毙命。下午复包围长官公署与及警察发生冲突，复被击毙数人，事态愈形扩大，演变成本省人排外风潮，遇见外省人即打。下午三时许长官宣布戒严令，暴徒四出滋扰。余在公司，三时半蔡课长来告：外间情势紧张，应提前下班以免生事。当即召集紧急会议，提前于四时四十分下班。五时左右，闻暴徒已至台北支店，乃急寻黄协理，同至蔡课长家中躲避。及暴徒至公司后，内地人皆已避去，故未肇事。晚间，与蔡瑞堂、周春传谈及此次不幸事件，颇为痛心，尤其是令日人看见我们自己火拼更觉难堪。”

附录（二）：唐贤龙《台湾事变内幕记》记载

1、在台中市，烟酒专卖局科员刘青山从办公室走出，即被推倒、围殴。后入台中医院治疗，第二天晚上，十余人冲入医院，割去刘的耳朵、鼻子，挖出两眼，再加殴击，直至毙命。

2、在台北桥附近，外省小孩在路上被流氓抓住，一个人抓左腿，一个人抓右腿，将小孩撕开，尸体被丢到水沟里。另有两个小学生，路遇暴民，暴民一手执一学生，将两人的头猛力互撞，直至脑血横流，旁观者拍手叫好。在万华附近，一小孩被捆绑双脚，暴徒将小孩头倒置地上，用力猛击，使脑浆流出，抛于路旁。

3、在台湾银行门前，有一职员从办公室走出，即被暴民当头一棍，打出脑浆殒命。适逢一对青年夫妇路过，又被暴民围住，吆喝喊打，拳脚交加，棍棒齐飞，二人均被打得血肉模糊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