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陈侃章

题记：84年前的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突然发生。“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国共两党的走向乃至中华民族共御外敌都有重要影响，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转折性事件。本文在海峡两岸重要媒体先后发表，引起较大反响，获得肯定评价。

“西安事变”的众多书籍在述及蒋鼎文时，只点到他为蒋介石传令递箭，且未作深入，语带贬意，陈陈相因，以致演绎讹传，与事实真相越来越远。然如深入发掘，梳理分析海内外档案文献史料就可发现，蒋鼎文实是“西安事变”的关键性人物，是从生发到结束的全程参与者，他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新职成为导火线

蒋介石1936年10月实地考察西北后意识到用，张学良、杨虎城的部队“剿灭”陕甘边境的中央红军已不可能，为此他将原准备对付“两广”的中央大军渐次调来。调入的中央军由谁指挥？蒋介石经过“苦思焦虑”选中了蒋鼎文。刘峙在《我的回忆》中记述：“因张学良、杨虎城剿匪不力，且有与匪勾结的传闻。蒋公（介石）于度过其50岁诞辰后，经苦思焦虑的结果，决心一面亲赴陕西坐镇，一面命蒋鼎文亲率中央大军进剿。”

台湾史书认为：“蒋鼎文之受任新职，自然是由于他勇敢善战对于剿共具有经验，同时并有其他因素，按之计划：剿匪军总司令是蒋委员长兼任，张学良任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而以蒋为前敌总司令即因张与蒋感情较洽，两人可以合作无间。”①

蒋鼎文是1936年12月8日赶到西安的，蒋介石让他即时出任西北“剿总”前敌总司令。当时西北“剿总”指挥东北军20万人，17路军4万人，马鸿逵部2万多人，马步芳部1万多人，而胡宗南的3万中央军，原由蒋介石直管。如今由蒋鼎文出任“剿总”前敌总司令，他不但可指挥调入西北的中央军，还可指挥原有西北兵力及胡宗南部。前敌总司令这个位置，在直接对敌方面有时强过副总司令，按照蒋介石指挥习惯，他往往直接下令给前敌总司令。这样一来，张学良“副总”之位实际上被架空，且“西北剿总”前敌总指挥部设置在平凉，显系与中央红军近距离接触。

12月9日下午，蒋鼎文与张学良见面。张告诉蒋，抗日之事他与委员长分歧节点依然在攘外安内次序上，蒋鼎文则申述了自己的观点。这次谈话，张学良明显感到蒋鼎文流露让他交出军权之意。

周恩来有过分析：“蒋介石召集西安会议，陈诚来了，蒋鼎文也来了，是准备以蒋鼎文代替张学良的。这样就逼出一个西安事变。”②

同日，蒋介石给陕西省主席邵力子写了一封密函，信云：可密嘱驻陕大公报记者发表以下消息：蒋鼎文、卫立煌、陈诚后皆到西安。闻蒋委员长已派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陈诚亦来陕谒蒋，闻将以军政部次长名义指挥绥东中央军各部队云。但此消息不必交中央社及其他记者，西安各报亦不必发表为要。

蒋介石于11日下午把张学良、蒋鼎文等召到华清池晚宴。席间蒋介石向张学良说了一番冠冕堂皇的话：“汉卿，现在铭三来了，我知道你们二人意气相投，我命他到此协助你，今后剿匪军事，我派他为前敌总司令，总部设平凉，由你指挥他，再由他转知于学忠、杨虎城、陈诚、朱绍良、卫立煌各总司令办理，限你们在三个月内肃清残匪。”③

张学良对蒋鼎文新任之职颇感不快，张学良的亲信卢广绩回忆：“委派蒋鼎文为西北‘剿总’前敌总司令，事前没有同张学良将军商量。蒋鼎文被委派为西北‘剿总’前敌总司令，就是说，对以后西北的‘剿共’任务，要由蒋介石直接指挥，而不通过原来的西北‘剿匪’总部了。这是蒋介石对张学良和东北军不信任的具体表现。张自己已经感觉到了。”④

《大公报》12月12日要闻版刊出西安专电，四行标题：“陈诚指挥绥东军事”，“蒋鼎文负责剿共，任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甘绥四省边区总指挥”。《大公报》采用大号字“蒋鼎文负责剿共”做主题，对蒋介石密嘱主旨作了点睛之笔的排版。

《大公报》1936年12月12日刊出蒋介石密嘱

电文如下：“[西安十日下午八时专电]蒋委员长派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甘、绥四省边区总指挥。陈诚日内赴太原，将以军政部次长名义，指挥绥东国军各部队。邵力子、杨虎城十日晚在新城大楼宴来陕将领，邀各界作陪，到60余人，尽欢而散。陈调元十日晚到西安。蒋鼎文对剿匪总司令职表示谦辞，但愿短期内在陕帮助进剿。据闻残匪之消灭仅属时间问题。”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读者拿到这天《大公报》时，报上所列的命令发布者和受命者都在这一天成了张、杨的阶下之囚，可算得上新闻史上的别样趣闻。

在蒋介石张弓搭箭，欲射未射之际，张、杨抢先一步开弓，这是蒋介石所没有预料到的。

一席对话、文动武移

12月12日凌晨，待临潼扣押蒋介石枪响后，城内西北军宋文梅亦率部包围西京招待所，武力扣押中，邵元冲越墙逃跑被打成重伤，被扣的军政大员有：蒋鼎文、朱绍良、陈调元、钱大钧、陈诚、邵力子、卫立煌、蒋作宾、万耀煌、蒋方震、郭寄峤等。

蒋鼎文与张学良有些渊源。1935年农历除夕之际，蒋介石召高级军政人员至庐山集训。蒋鼎文与张学良、顾祝同共住一室，三人围炉夜话，无所不谈，国难家仇，始终是中心话题，每当此时，张学良义愤填膺，悲不能止，有一次他痛哭流涕地对蒋、顾说：“二位老兄，长此下去，怎生得了！我的部下离乡背井，深感国耻家仇，要我剿匪，人员损伤，弹药缺乏，又不补给，我内心的痛楚你们知道吗？”事后，蒋鼎文特地找到蒋介石，汇报张学良的困惑和惴惴不安，并说张所吐苦水，亦出于实情，然蒋介石不为所动。

蒋介石有一天下达命令，凡上山学习人员，除杨永泰年龄较大，熊式辉腿脚不便外，其余都随他跑步到莲花洞，而且速度要快，以测验大家的体力和意志。其时大雨刚停，山路泥泞，蒋介石在前面健步如飞，众等不甘落后，蒋鼎文则与张学良挽臂而行，张手拿一钢制手杖，适时借力，不意在一急坡拐弯处，二人速度太快，同时滑跌，张的手杖不慎戳破蒋鼎文的额头，裂开了一道很深的口子，顿时血流如注，张学良甚感窘迫。蒋介石看到了蒋鼎文满面是血，急说：“喂，铭三头部出血啦，汉卿你陪他回牯岭吧，你们不要下山啦。”蒋鼎文不作解释。从此，蒋鼎文的额头留下一道清晰可见的伤疤，直至终身。

由于原本志趣相投，性情相近，再加这种不意之中的“流血”之交，两人的友谊又加深了一层。

当日下午四时许，张学良来到蒋鼎文住室，两人作了如下谈话：

张：“对不起，铭三兄，害你受惊了。”

蒋：“这种大事，个人受惊算得了什么。”

张：“对于此事，你有何意见，请指教。”

蒋：“你因国耻家仇，急于抗日，这点我非常理解和同情，你的想法我早已知道。然蒋先生是否是抗日的呢？”

张：“当然，蒋先生的日记我亦看过了，他是要抗日的。”

蒋：“你既已了解蒋先生要抗日，他的主张与你是一样的。只不过你认为攘外而内自安，蒋先生认为攘外要先安内，所不同如此而已。然抗日之事，各方面须有充分准备，断不能仓促从事。我国地广人又多，民弱国不强，情势复杂，是否需要蒋先生来领导呢？”

张：“这不用多说，那是当然。”

蒋：“既然如此，有蒋先生在，则有抗日之一日，国耻与你家仇，亦自有报复之一日。如果无人领导，则国耻家仇无望矣。”

张：“你这是什么话，我们当然需要他领导。”

蒋：“你既然希望蒋先生领导，最重要的是确保他的安全。目前蒋先生和我们这批中央文武官员都做了你的俘虏，但你的部队在城外，说不定在几小时之内，连你的安危也成问题，也可能变成别人的俘虏，那时候你自身难保，再想保证蒋先生的安全就不可能了。”

张学良忽然醒悟似的，随之用手重重地拍了下蒋鼎文的肩膀：“铭三兄，你的话，我明白了。还有什么？”⑤

从这次对话中，蒋鼎文感到张学良并没有“杀蒋”之意。只有做通张学良的工作，这个局面才可以解开，于是他想到了张学良的心腹爱将鲍文樾。鲍文樾是张作霖旧部，足智多谋，其时任“西北剿总”总参议，辅助张学良决策。在扣押之人中，陈调元、蒋百里都非蒋介石核心圈的人，而蒋作宾是文职，三人相对超然。于是蒋鼎文即用名片简函陈调元：“请速找鲍文樾，托其婉告张，被禁同人中，不乏关心他的朋友，如百里先生与公，不妨物色一、二人作参谋。”

蒋鼎文写好后，苦思如何将此信带出。真有凑巧，万耀煌将军夫人周长临女士来到室内。因是女眷，看管较松，凡扣押之人，只有她可以在招待所内自由走动。于是蒋鼎文与周女士简单耳语，将所托之事一一告知，嘱其务必完成。

蒋鼎文所托是：第一，请陈调元或蒋百里设法找到鲍文樾，让鲍文樾建议张学良，对眼下僵持之事，去请教陈或蒋，让这些相对超脱人士为他出出主意；第二，张学良在西安城内兵力空虚，要设法命万耀煌驻咸阳13师向汉中方向撤走，让出大道，以便东北军返回西安。

蒋鼎文的提醒，使张学良感到要尽快地将蒋介石和中央大员迁入到自己所能控制之区域，同时又要让于学忠部向西安靠近。然于部东进，必将与万耀煌驻咸阳的二十五军十三师相冲突，为此他要设法让万部开走，故而派何柱国、王以哲去说服万耀煌下令，然却被万以待决之囚，不便多言拒绝。

多年以后，万耀煌将军夫人周长临在台北《传记文学》第49卷第3期上发表回忆此惊险之事的文章，节选如下：十二月十三日……我走进铭三先生房中，铭三先生一见面就说：“大嫂来得正巧，我有事托你。第一件事，是带个便条给陈调元、蒋作宾、蒋百里三位，要他们设法找鲍文樾来，婉告张汉卿，解铃还是系铃人。第二件事是你要设法找人与在咸阳的廿五军通消息，要他们速开汉中。此间先生们均被监视甚严，惟有你是妇女，或者可以乘机做这件事，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我说：“此两事我都无把握，你我都已失自由，不过我可以一试……此时铭三先生说：‘大嫂，目前情况危险万状，武樵（万耀煌）兄的军队在咸阳，对西安构成最大威胁，可以阻止张、杨的行动，但西安城内是杨虎城的势力，孙蔚如、赵寿山两师；张汉卿只有刘多荃一旅，实际也不到一旅。如果杨虎城不顾一切蛮干，可能汉卿本人也难免，所以要廿五军离开咸阳，好让张自己的军队于学忠等进入西安。如果廿五军阻挡于军入西安，在西安的人，不但委员长的安全，张无法保全，连他也自身难保。这一危险混乱局势，他们在外面怎知道，此事你必须尽力为之，否则，后果不堪想象。’我利用侍候雨岩（作宾）先生服药时，乘机将铭三先生所托第一件事，偷偷转告，以后听说鲍文樾来招待所探视他们。
……十二月十四日上午，随外子多年之卫士黄青山突然前来……俟外子与王以哲等争执时，我细声嘱咐黄青山：你今天务必出城，赶到咸阳，转告卢副军长，部队迅速撤离咸阳。我申明此为蒋鼎文总司令口头之命令。
十二月十五日，得知委座已于昨日移居城内高军长桂滋住宅。西京招待所被扣之中央大员，亦于下午五时，分别移住仁寿里、丰阜里两处……这是铭三先生要我带给陈雪轩、蒋雨岩、蒋百里诸先生的口讯发生之效果，也就是铭三先生传略中所谓‘不负重托’的第一件事。
十二月十六日上午，张汉卿来仁寿里，对外子说：‘廿五军昨晚突由咸阳开拔南行，恐系刘经扶之命令。’殊不知廿五军之南下，系铭三先生计谋，我嘱黄青山口头传达，此乃铭三先生传略中所谓‘不负重托’之第二件事。”

周恩来12月17日向中共中央汇报时亦提到此事：“十三师离咸阳经华阳趋汉中。”

西安事变亲历者，后任台湾“国防部长”的郭寄峤所发文章亦进一步印证此事：“万耀煌夫人最勇敢，亦敢说话。在这一事变初期严重关头，她曾遵令将驻咸阳万军密行南移让东北军一部进驻西安。”

对于这一重要史实为何迟迟未予披露，周长临女士继续叙述道：“由西安返京后，铭三先生谓我曰：此事是否可讲出来？当时揣度铭三先生之意，我以君子约定，极度严守秘密，故连外子亦不知道此中曲折，委座既已出险，事情自可公开……故西安事变中此一关键，使廿五军南撤，张汉卿之于学忠等部队进入西安，接替西北军杨虎城各师勤务，使张能有实力保委座之安全，送委座回京。今我以垂暮之年……为西安事变史实，作一补述。”

由一个军官夫人调动大军，尽管她是奉令而行，但传出去的话，显是大笑话。国民党元老多以道学自任，是不允许夫人干政的，即使贵为宋美龄，当时他们在南京开紧急会议商讨如何应对西安事变、如何营救蒋介石时，也因为宋美龄其时不是中央委员就不让她参加，一度连列席也不允许。

对于蒋鼎文的斡旋，有多位“西安事变”的亲历者和知情者发表不少文章，如蒋介石的侍卫长，同扣于西安的钱大钧，国民党中央党部驻陕西省特派员、CC派重要成员郭紫峻，西安行营参谋长李家鼐等等，限于篇幅，把钱大钧的文章节选如下：民国廿五年有西安事变，领袖蒙难，不数日，张学良竟幡然悔悟，护送领袖离陕，得力于铭三兄者实多，而铭三兄生前鲜为外人道，亦鲜为外人知，余当时侍从领袖蒋公留陕，亲与其难，且遭叛军枪伤未死，故知之甚详。变起之日，铭三兄义正辞严，面告张学良应以国家安危为重，后由铭三兄奔波于西安、南京之间，继又迎领袖于洛阳，震惊中外之变，弥平于俄顷之间。⑥

双方就派特使去南京已达成默识。但派谁去？这是蒋介石、张学良都在思考的问题。这个人选除所遣者本人要愿意外，张学良要认可，蒋介石要首肯，更重要的是当时南京掌权者要接受和信任，这四者不可缺一。

蒋鼎文对蒋介石的忠诚，已不用多说。重要的是，蒋鼎文与何应钦关系密切；与刘峙、顾祝同的交情，他们可以互相“骂娘”；还有他与国民党元老戴季陶、居正、孙科等，关系都不错。事实上，张学良心中的最佳人选也是蒋鼎文。前一天，何应钦电告张学良，希望他在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中选一人去南京，商量西安、南京之事；两天前，张学良在看望陈诚时，就告诉他准备派蒋鼎文赴南京之事。蒋介石《西安事变日记》17日载：午前，张又约百里先生来见，谓：“张意即请照委员长之意致函中央，令军事当局在3日内停止进攻，并请派蒋铭三携函飞洛阳。”余可之。旋铭三来见，余乃亲函敬之，嘱暂停轰炸3日，至星期六日为限，付铭三携去。

对于南京之行，蒋鼎文作为当事者如此回忆：十六傍晚，张（学良）在丰阜里百里先生处，派总务处长周文章来邀往晤。既至，张谓拟请先回京一行，余曰只要有益大局，且得委座命，任何使命，在所不辞。张谓拟不日恭送委座还京，但须先有人传令停战，并已陈明委座，请明晨一同谒见。是晚，余宿丰阜里，并先电陈请饬前线暂停火勿前进，其余次日前来面报。

17日上午，蒋鼎文在张学良的陪同下来到蒋介石住处，蒋介石停战令是这样写的：闻昨日空军在渭南轰炸，望即令停止。以近情观察，中正于本星期六（十九日）前可以回京。故星期六以前，万不可冲突，并即停止轰炸为要。

蒋介石在西安手书何应钦暂停轰炸影印

这里还有一个有趣的插曲。当蒋介石书写信函之时，张学良出去了一下。在这瞬间，蒋鼎文趋前一步对蒋介石细语：“我想要子文来，他们是干亲家。中央若无人来，我仍回来。”蒋介石忙说：“好啦，好啦，你出去。”并以目示意，免张学良起疑心又横生枝节。

张、蒋辞别蒋介石后，一同回到蒋百里住处。正当这时，张学良接到报告：杨虎城不愿蒋鼎文赴南京。张急赶到杨虎城处说明情况，一直至下午才回来，亦无说通迹象。张学良有点意气地对蒋鼎文说：“铭三兄，我们走，不管他。”

然而，蒋鼎文还是飞赴不了。原来，中央军的飞机又来轰炸。蒋鼎文赶快给何应钦发了一份紧急电报，电报云：“文正预备起飞时，闻空军轰炸三原，又生枝节。委座面谕、手令均令停止一切轰炸冲突，务望迅饬全线陆空军遵令办理，余俟文到京后面陈。”

为免意外再次发生，张学良自己驾车把蒋鼎文送到机场，让他转告南京政府：第一，西安城内依然是青天白日，并无红旗悬挂；第二，邵元冲先生夫人处，请你上门致歉。现暂告在医院养伤，到时我再上门谢罪；第三，中央诸位同仁，请代为问候。蒋鼎文登机时已近下午五时许，这夜宿住洛阳。

蒋鼎文对南京的复杂情况还真是不太了解。南京的要人们，可谓人言人殊，舆情汹汹，群龙无首，各行其是，一度连军事行动都几乎失去控制。南京当局在12日深夜开紧急会议作出决议：“剥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但并没有提到要对张、杨进行军事讨伐。可手执兵符的参谋总长朱培德竟弃中央的决议而不顾，自行颁发命令，在天上用飞机轰炸，在地下用军队进逼。

而宋美龄、孔祥熙是在13日由上海赶到南京。他们劝诫各位大员，西安之事应明了情况后再作决定。宋美龄力主和平解决，然任凭宋美龄言之凿凿，乃至声泪俱下，各位大员依旧大义凛然，不为所动。即使宋美龄这样的强人，这样声势鼎盛的家族，这样无可取代的地位，在蒋介石被扣后，也几被汹汹的主战浪潮所湮没。

何应钦任讨逆军总司令后，同时任命刘峙为东路军集团军总司令，由河南洛阳一线作进攻西安之准备；任命顾祝同为西路军集团军总司令，由宝鸡、咸阳之间东围西安。

蒋鼎文就是在这样的浓重战火乌云笼罩之下，踏上东去洛阳之路。尽管怀惴“天子之令”，但此时在所谓的中央决议面前，是否能挽狂澜于既倒？

对于蒋鼎文出使南京，中共方面投入极大关注，毛泽东密电周恩来，要他设法打听为何释放蒋鼎文？

“和战”阵营，天平倾斜

蒋鼎文是18日中午到达南京的，想不到的是他飞机刚一落地，就碰到了非常棘手的事。原来“战”“和”双方的核心人物都要先见到蒋鼎文，都想急切知道蒋介石的真实处境和张学良、杨虎城的真正意图。

当国民党中央作出讨伐决议后，显然在什么时候进攻，军权在握的何应钦有决定性的发言权。所以当17日晚间蒋鼎文告知将于明日到京之后，何应钦口气颇重地告诉蒋鼎文：“明天我在家等你，什么地方都不要去，先到我家。”

为这生死攸关之事，宋美龄与何应钦发生了激烈争吵。宋认为你们这样用飞机去轰炸，会把委员长“炸死”。何应钦说这是中央的决定，你宋美龄不要干预国家事务。故而宋美龄处于高度紧张不安中，她奔走呼号，寻求同盟者，然除了孔祥熙以外，应者寥寥。所以当蒋鼎文将飞抵南京，宋氏兄妹要急于了解来自危城西安的第一手情况，兄妹两人决定去机场接机。

何应钦在电话嘱托蒋鼎文后，又安排了相当高明的一着，故而让蒋鼎文无所措手的事情发生。

第一个迎上来的是蒋鼎文的堂叔蒋伯诚。二人握手之机，蒋伯诚说：“铭三，你平安回来就好。西安的情况，何部长在家里急于听你汇报，上车吧。”蒋伯诚既是蒋鼎文的族叔，也曾是他战场上的救命恩人，两人关系之深不用多说。

不等蒋鼎文回答，这边宋子文趋身向前：“铭三兄，你受惊了。大致情况我们已经知道。夫人在车上等你，我们回去慢慢聊。”宋子文一手拉着蒋铭三，一手搭在他的肩膀上，向他的车子走去，不知不觉间蒋鼎文便上了宋子文的车。

任凭蒋伯诚足智多谋，此时的他也不知怎么好！他已无法完成何应钦交派把蒋鼎文先接到的任务。

此时的孔公馆成了宋美龄的“临时行宫”。蒋鼎文向宋氏兄妹及孔祥熙介绍了西安的情况，并告知他们无论是张学良，还是委员长都希望和平解决此事。其时陈布雷也赶来了，蒋鼎文于是又简单重述，然后二人驱车再奔向何应钦公馆。

何应钦所关心的是蒋介石写停战手令的真实想法，以及张、杨到底会对蒋介石怎么样？回答这些疑问，蒋鼎文无疑是最直接的。

是晚八点，南京举行阵容齐整的军政会议，主旨是听取蒋鼎文对西安的情况汇报，以及由此作出下一步的政治军事行动。参加者为国民党中央常委、各院院长、军事当局主要掌事者，会议直到十二时才结束。

蒋鼎文除了报告西安的情况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委座已下达停战手令，张学良也有强烈的示和举动。我们对此不能漠视，而应据此事调整原有的计划和安排，因为事情发生了变化。”

在座的大员都知道，蒋鼎文是一位军人。对于打仗，职业军人有一种天性，怎么在如此浓烈的大战气氛中，他反而却步？

蒋鼎文继续说道：“现在的情况很清楚，如果我们继续轰炸，挥军西进，则南京与西安之间不但不能拉近，而且裂痕会越拉越大，直至崩塌。如此，不但委员长可能殉难，大战亦不可避免。作为委员长个人来说，他的死会在历史上留下名声，但作为国家和民族来说，前景不堪设想，四分五裂的混战局面必将出现。如此我们将如何面对我们的百姓、我们的民族？”

蒋鼎文接着说：“当我乘机离开西安时，张学良非常真诚地告诉我，铭三兄，你一定要带信给南京诸位朋友，西安挂的仍然是青天白日的旗，绝对没有一面共产党的红旗，张学良仍然是听命于南京的中央政府。故而对于张学良的和谈诚意，我们不要拒之千里之外。”

宋美龄的《西安事变回忆》也记述了蒋鼎文这番话：“蒋鼎文果来，彼等闻其面述委员长令，始服从无间言。蒋鼎文并恳切劝告，勿任南京、西安间之裂痕日见加深，谩骂之无线电广播及恶意之报纸论文，皆以中止为佳。同时其他方面阻止冲突之努力，亦在进行中。”

蒋鼎文的报告和呼吁，无疑是这次会议的亮点。会议最后作出决定：在军事上暂停轰炸和进军；在西安问题上密谋出解决之法。

上弦之箭终于暂时松了下来，南京方面已不排斥以和平调解方式解决西安事变，甚至在如何营救蒋介石方面取得了部分共识。蒋鼎文与宋氏兄妹、孔大连襟组成的“和谈核心”与戴季陶、居正、孙科、朱培德、何应钦、吴稚晖等“讨伐派”的对话中，暂时占得上风。

在西安，张学良时时关注着蒋鼎文的动情，是和是战，蒋鼎文此行至关重要。张学良对于蒋鼎文的挂念，在蒋介石《西安事变日记》中亦有折射：12月17日：午后，张（学良）又来见曰：“此事甚多转折。现在不问如何，先派铭三飞洛通信，余事再议。顷已送铭三上飞机赴洛矣。”
12月18日：张又言：“铭三到京，尚无来电。”状似焦急。
12月19日：是晚，张又来言：“铭三已来电，称彼到京报告后情形颇佳。”

与此印证的还有陈诚《西安事变纪事》：“12月18日……张（学良）谓铭三从陕飞洛后，曾来电话，但抵京后，迄无消息，或系被京方包围，亦未可知。”

到了19日，张学良等不及了。因为蒋鼎文除电告“情形颇佳”外，再无其他利好传来。张学良有点担心，蒋鼎文是否已被那些位高权重的人压得说不出话来，是否被汹汹的主战浪潮所湮没。

为此，张学良给蒋鼎文发了一封长长的电文：蒋主任铭三兄勋鉴：此间要求，唯在抗日，委座已表示容纳。此种情形，兄已彻底明了，请兄返京，确是诚心诚意，力谋解决此事。若大家能抑体委座之意，为国家着想，使抗日实现，则国际地位立时提高，委座得享千秋万世之令名，岂不善哉！文日之举。纯为爱国家，爱介公，绝无金钱欲望，但求国家不亡，绝不顾任何牺牲。此情兄已尽知，想到京以后，应不至因众口呶呶遂不尽言。总之，抗日主张如不能实现，难送委座回京。南京同人如能平一时之忿气，为整个事体打算，则一切一切，（不）难办（到）。否则，不顾大局，必欲用武力以对内，须知弟等发动此种惊人大事，岂能视同儿戏！一条生命，早已置之度外……⑦

这是西安事变中一份非常重要的电文，信息容量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此间要求，唯在抗日，委座已表示容纳。”说明在17日之前，蒋介石已同意了张、杨的抗日主张；

其二，请蒋鼎文出使南京，张学良说，此事“兄已彻底明了，请兄返京，确是诚心诚意，力谋解决此事”；

其三，西安之举纯为国家，无金钱之求，且不顾任何牺牲，“此情兄已尽知，想到京以后，应不至因众口呶呶，遂不尽言。”

张学良又强调，做这样的惊天举动是经过充分考虑的，中央若要动用武力，我们将自卫反击，言语之间毫无畏惧之色。

张学良给蒋鼎文发电报的同日，又给孔祥熙发了一电，除重述相同内容以外，又指出，现在“铭三兄到京，想已悉此间真况，”你们多问问他就行了。

此时的蒋鼎文除在会议上大力主张和谈以外，还在各种场合与他的朋辈同党、黄埔将领介绍西安的真实情况，告诉他们的委员长平安如常及张学良扣蒋的真实想法，尽一切可能阻止战火燃烧。

再返西安谈判调停

宋子文先行西安，又在21日下午返回南京后，即与各位军政大员商谈，首先他要求宋美龄尽快去西安，以改变蒋介石流露出来“听天由命”的态度；其次，他告诉孔祥熙等，张、杨所提四项条件应理性地讨论；其三，与何应钦、蒋鼎文商定，宋氏兄妹、蒋鼎文、端纳、戴笠等在次日再去西安。

宋子文私下向蒋鼎文请教了军事问题，请他从军人的角度看南京政府的军事安排。蒋鼎文明确告诉宋氏兄妹，中央军“在12月26日前无论如何不会开战，因为军队之调遣与实际投入战斗至少须至12月26日始得完成”。

为此，他们商定尽量在圣诞节前和平营救出委员长。22日中午，宋、蒋一行乘机经洛阳稍停再飞西安。

当飞机在西安上空盘旋时，宋美龄有几分紧张，她把护身的小手枪递给端纳，正色地说：“若张、杨军队滋扰无法控制，他们要对我侮辱有失尊严之时，请你马上用这把枪打死我。”端纳一怔，蒋鼎文马上过来安慰：“夫人请放心，他们不敢出此异端。”待飞机停稳后，张学良趋前相迎。宋美龄告诉张学良，希望不要检查行装。张学良回答：“夫人何出此言，学良安敢如此。”

见到蒋鼎文去而又返，张学良拉住他的右手，同时用左手拍着他的肩膀：“铭三兄，你果然是条好汉，不怕死又回来了。”

蒋鼎文巧妙地回答：“哪里！副司令是大好汉，我蒋鼎文是小好汉。”

一行数人先到张学良公馆，宋美龄稍作品茗，在张学良引导下来到了蒋介石住处。

而张学良与宋子文、蒋鼎文及戴笠就此行的议题作了讨论，双方达成统一意见。蒋鼎文还向张学良递交了何应钦手书的停战条件。张学良认为在东北军方面做到并不难，唯现时中央军还在前进，偶然间的擦枪走火是他们所无法控制的。

蒋鼎文向张学良提出，可否现在能去看望一下陈诚他们。张学良乃电话通知王以哲、孙蔚如陪同蒋鼎文前往。陈诚的《西安事变纪事》如此记述：“12月22午后，铭三偕王以哲、孙蔚如同来。据铭三告余等，彼系与蒋夫人及子文一同飞陕，现在大体已有办法，当不致再有大问题云云。王以哲、孙蔚如虽系同来，均未发言，其同来之用意，盖即张、杨派以监视铭三者，故铭三亦未能多谈，稍坐即去。”

蒋鼎文回到张公馆，天色已沉。他与戴笠在时任“西北剿总司令部”政训处长曾扩情陪同下用了晚餐。曾扩情一度亦被张、杨扣押，此时已获有限自由。三人交谈不多。餐毕，戴笠去张公馆地下卧室休息，而曾扩情则回自己省银行原住宿之地。

未几，蒋百里来访，并告诉蒋鼎文：“兄之历史性文件（指蒋鼎文致何应钦电文）我已妥为保存矣。”蒋鼎文笑而谢之。旋即蒋百里辞别。

蒋鼎文还与宋子文在一起商议，突然一声“铭三兄”的叫声使他们的讨论稍停。室内的灯光有些朦胧，蒋鼎文见来人穿着件宽大灰色的棉布军衣，脸上的鬓须有些长。蒋鼎文呆在那里，一下想不起来。那个人说道：“铭三兄，一别多年，怎么不认识我啦。”蒋鼎文略显尴尬。那人便笑着说：“铭三兄，你好忘性，我是周恩来啊！”

蒋鼎文连忙握住周恩来的手迭声叫道：“恩来兄，可是你啊！”随之又补充道：“想当年你是翩翩年少，一身西装革履，风度不凡，远近闻名的美男子，可今日怎会变成连我都认不出来了！”

“铭三兄，这都是拜校长所赐，你们一路穷追猛打，毫不留情啊。”周恩来的回话还是有些玄机，随之话锋一转：“不过岁月催人，大家都有些变化了。”

“不，你只不过多些胡须罢了，你当年在黄埔讲授的法国大革命史，我至今记忆犹新，你是一个喝过洋墨水的新派人物啊！”

由于互相熟识，互相慕名，且是绍兴府小同乡，两人谈话随意又投机。蒋鼎文问起周恩来另外一件事情：

“恩来兄，我向你打听一位被贵军俘获的好友，他也是我同乡。”

周恩来是何等机灵样的人物，便马上接口道：

“你问的是陈时骥将军吗？”

“对，对，我打听的正是他。”蒋鼎文急于要想知道陈时骥的下落，因为陈的家

属已多次央托过他，可他就是无法回答确信。

周恩来坦率地告诉蒋鼎文，陈时骥被俘不久后去世，他是病死的。

双方一阵沉默。

周恩来与蒋、宋作些交谈后就告辞了。

宋、蒋继续商议如何让中央军后撤的问题，因为刚在与张学良面谈时，张学良显得特别激动。他认为西安方面的军队未向东越进，而中央军则步步进逼，在这样的情况下，双方的部队极有可能擦枪走火，一旦枪战发生，保不了会发生大战，如此所有奔走努力付诸东流，前景不堪设想。

宋子文其时在军政部门不担任实职，故来西安之时，他可以对阻止他西行的高官们说，他去西安，纯系私人身份。这样使讨伐派无言以对，但问题随之而来，在场面上，他也无法对南京方面说三道四，再加他对军事问题无发言权，故而还请蒋鼎文拿主意。

蒋鼎文认为战场上两军对峙时，为防偶然因素引起交战，不必讲任何理由，双方官长下达命令各往后撤是唯一的办法。并说，现在别无他法，为免交火发生，只有电请中央军后撤。并征求宋子文的意见，宋子文表示赞同。蒋鼎文当场给孔祥熙、何应钦发出电文：南京孔部长译转何部长：夫人暨宋部长等已于五时安抵此间，即将部长手书停战条件交张、杨两位，转告前线知照。唯此间同人尚望双方警戒线均稍向后移，免无知士兵误会冲突，中央方面最好能将主力撤至华阴附近，华县仍归中央军前线。乞尊裁转令遵办。

南京还未复电是否，而西安又生波澜。张学良、杨虎城又提出了新的“释蒋”方案，方案是：由蒋委员长出面，召集由朝野各界官员名流出席一个大会，地点放在西安或太原。出席人员应包括陈果夫、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冯玉祥、孙夫人、韩复榘、宋哲元、刘湘、宋子文、张学良等。议题是四项条件：一、改组政府；二、废除“塘沽何梅察北协定”；三、发动抗日运动；四、释放被捕七人。待大会作出决议后，蒋委员长方可离开西安。

显然，张、杨提出的出席会议人员名单，几乎没有南京方面的核心人物，对南京政府采取了完全排斥的态度。出席的人员要么是刚被蒋氏平定下去地方实力派，要么是与蒋介石还在讨价还价，还在打太极的人物，这样以各地方实力派来围攻“委员长”，确有挟诸侯以令“天子”之意。显然张、杨是想从一隅推广至全国，然后以合法的程序达到“兵谏”之目的。出发点和用意不可谓不好，然方式上似乎要把蒋介石和南京当局逼上无法退却的地步，亦系一厢情愿。

宋、蒋、戴一致认为这份方案既为南京当局所不能接受，也是蒋委员长所不能同意。三人讨论后决定，以17日张、杨递交给蒋的方案为基础，提出一份反建议方案，内容是：

一、不召开名流与政府官员参加之大会；二、改组政府，排除亲日派；三、释放在上海被捕之人；四、强力保护国家利益之政府一旦组成，中日战争将很快爆发。战争一爆发，“塘沽何梅察北协定”将自动废除。

这份反建议方案由宋子文负责递交给蒋介石过目，蒋看后表示同意。

对于这份方案，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组成的“三位一体”没有表示反对。有了共同基点后，双方进一步就政府改组问题作了讨论。西安方面的意见是让宋子文组阁，宋表示拒绝，理由是“政治及个人的原因”不便。宋心中非常清楚，即或他愿意，蒋介石与南京国民党方面也绝不会认同。南京方面有大员甚至怀疑是宋子文策动了这次西安事变，并且一度风传政界上层。

宋子文会同宋美龄随即向蒋介石汇报了谈判情况。蒋介石又提出了中央军撤退，陕军调离，张学良安排，红军改编等事项，并再派蒋鼎文飞赴洛阳传达停战命令等。对此安排，宋子文12月23日日记有详细记录，此不展开。

这边西安的谈判在紧锣密鼓地进行，那边南京方面似乎并不知道谈判内容和议题，即或连孔祥熙也有所不知。故而在12月23日，孔祥熙给蒋鼎文发了一封与当日谈判气氛颇不相融的电报，一味地让蒋鼎文敦促张学良放人。电文云：蒋主任铭三兄勋鉴：晨电奉悉。关于军事方面，已由敬之兄电复，想达。日前汉兄曾言，子文弟如能赴陕，当即能偕同介公回京，想现已致实现时机。介公回京之后，不仅汉兄保卫介公之苦心可大白于天下，而彼等主张自亦不难商讨，容纳实施。否则，介公留陕，国人皆认其已失自由，即有容纳彼等主张之切实表示，亦认为出自胁迫，中央多数主张，绝不容接受，即希转告为盼！弟孔祥熙叩。漾亥。

这个电报显示孔祥熙是代表中央同人表态，口气非常之强硬，主旨是“先放人、再谈判”；而其时西安的要求是“先谈判、再放人”，并且要谈出结果签字画押再放人。孔的电文还进一步阐述，与在扣的蒋介石谈判，即便蒋容纳了他们的主张，中央方面也认为是“胁迫”所致，政府方面也不会接受蒋所答应的条件。他们似乎对蒋介石都失去了信任。

蒋鼎文接到这份电报后，交给了宋子文，两人相视苦笑。他们认为，南京方面难道还不清楚张学良一直告知的：“中央对弟主张如无办法，势难送介公返京”的强硬表态吗？如按孔氏所述内容催张，那么谈判立时就会崩塌，无法继续。两人决定不向张、杨催逼，继续以他们原定的内容谈判。

对于宋子文转述蒋介石的答复，张、杨、周还是认同的，但付之“西安军事委员会”研判时，却引起轩然大波。多数人坚持他们所提的条款，若非全部，至少是部分，在蒋介石离开西安前要得到履行实施。显然这样的要求，其实质是继续扣留蒋介石。

当张学良把这个信息反馈给宋子文后，自然引起强烈反弹。宋与蒋鼎文商量决定，一方面宋与张继续沟通，让张在内部做些说服工作；一方面按照原议继续履行某些条款，先不把张学良反馈的情况报告给蒋介石，以免刺激他。

12月24日下午，蒋鼎文来到了蒋介石住处。在蒋鼎文汇报完相关情况后，蒋介石当场手书了停战命令，交付给蒋鼎文，让他即刻飞洛阳，向前线将领下达，以此表示他对张、杨谈判的诚意。宋子文的日记作如下记述：（12月24日）下午，蒋鼎文拜见委员长，在拿到其停战手令后，乘飞机骤然离去，我们均盼望委员长明日圣诞节能动身返回南京。戴（笠）的不辞而别令敌手甚为不悦。

12月25日周恩来也给中共中央发了电报：“蒋鼎文已携蒋手令停战撤兵（现前线已退）。”

蒋鼎文再次持蒋介石手令宣达洛阳前线停火。蒋介石侄子，时任中央航空学校副校长蒋坚忍在《华北日报》撰文谈及“蒋委员长飞陕飞洛经过”：“蒋铭三于二十二日随蒋夫人、宋子文再飞西安，而张、杨护送委座出险之议，二十三日即商妥，二十四日即由铭三携委座撤兵手谕飞返洛（阳），一面由洛电话报告孔代院长、何军部长，一面复由余偕蒋（铭三）飞赴华县前线，以手谕传示各将领，前方均将所部撤退一千米，以免冲突。”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脱离樊笼的蒋介石走下飞机

南京这方面不再象上次那样磨蹭，而是令行禁止，全线停火。25日傍晚，蒋鼎文在洛阳迎候蒋介石夫妇一行的到来。接机时，蒋鼎文也见到张学良，颇感惊讶，连忙问：“汉卿兄，您怎么也到洛阳来了？”张学良不无幽默地答道：“铭三兄，我怎么不能来？我是到南京请罪去的。”

蒋介石抵洛阳后，要求张学良下令释放被扣于西安的军政大员。当天晚上，张学良给杨虎城打电报，嘱他释放陈调元、陈诚、蒋百里、万耀煌等所有被扣人员。27日，这一干人均被释放。

在军事高压，政治谈判双管齐下，蒋介石重新控制了西安的局面，也没有背弃“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承诺，并确定了关于时局的五项方针：

（一）对内避免内战。（二）政治、军事应渐进，由近及远，预定三年至五年内为统一时间。（三）不说排日，而说抗战。（四）加强军队之训练。（五）各省物色品行方正之人才。

次年二月十五日，国民党五届三次会议开幕，讨论结束内战和国共关系问题。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文中说：“这即是由内战、独裁和对日不抵抗的政策，向着和平、民主和抗日的方向转变，而开始接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这种初步转变，在国民党三中全会上是表现出来了。”

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及其领导的国民政府转变了急于剿灭共产党的内战政策，形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从而出现了团结一致的抗日局面。

蒋鼎文在河南抗日战场绝命家书手迹（1944年5月26日晚）

蒋鼎文在西安事变期间，为和平解决献计献策，奔波不止。面对当时南京的汹汹主战浪潮，面对国民党内错综复杂的关系，他坚定地说明张、杨“兵谏”的和平主张，竭力澄清对西安的种种不实谣传，在国民党中枢机关面前大声亟呼和平，多方斡旋，化解矛盾。

对于西安方面的主张，蒋鼎文先期一个人，后又与宋子文等一起，力劝张学良面对政治现实，摒除常规程式，达到共同抗日基本目的即可，同时尽快释放蒋介石，以免国家内战、民族涂炭的局面出现。毫无疑义，蒋鼎文为制止一触即发的内战，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注释：①吴相湘《民国百人传•蒋鼎文》台湾1971年出版②《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92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③《蒋鼎文将军纪念集》等，台湾1976年版④《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出版⑤台湾《民国百人传》《蒋鼎文将军纪念集》等，下引号内出处同⑥台湾《蒋鼎文将军纪念集》1976年版⑦《孔祥熙所藏西安事变期间未刊电报》转引自杨天石《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下所引电文出处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