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史学界在论及1912年袁世凯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一事时，几乎众口一词，说是孙中山“让位”给袁世凯的。认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位置本属孙中山，只是由于各种原因，孙中山才不得不“让位”给袁世凯。但历史事实却并不是这样。（来源：凤凰历史/江淳编辑）

革命党人和南方独立各省，从开始酝酿到具体筹组民国临时政府，自始至终都把临时大总统一席定给了袁世凯。

武昌起义后，随着越来越多的省份脱离清廷，筹组一个全国性的革命政权就成为必要。但当时的革命党人却根本没有意识到掌握这一政权的重要。他们不仅拱手将湖北军政府的大权交给了黎元洪等旧官僚，而且还把推翻清政府、争取革命在全国胜利的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甚至不惜以中华民国大总统的条件吸引和争取袁世凯“ 反正来归”。

第一，以袁氏推翻清廷，举其为民国第一任大总统是革命党人舆论的基本导向。在国内最早公开报道以袁世凯为民国大总统消息的是革命派的刊物——《民立报》。1911年10月21日，该报在“欧洲关于中国革命之电报”栏内报道：“《每日镜》（Daily Mirror）、《伦敦晚报》（London Evening News）及其他各报宣言孙逸仙已选袁世凯为第一总统。”之后，该报在陆续报道各省革命活动的同时，又发表了不少短评、社论，表示了希望袁世凯反正来归和以其“为第一期之大政长，与环球总统、君主相周旋于玉帛坛坫之上”的政治意向。革命党人的又一重要报纸——《神州日报》，也就袁世凯反正问题发表不少文章、社论，希望袁世凯“为中国前途计，为万民生命计，乃至为公个人计、声誉计、身性命计”，“联合鄂军，卷旗北向”，“为中国共和国初开幕之第一任大总统，则国人感公，外人慕公”。该报在用短评、社论直接表明革命党人自己举袁为总统的政治态度的同时，还报道南方各方面头面人物的公开表态间接表明自己的举袁方针。11月12日的《神州日报》报道：“黎元洪以中国共和第一任总统许袁世凯。”第二天又报道：“袁世凯逗留不肯赴北京，闻已受黎元洪言愿为共和领袖，以冀被举为第一总统。”此外，该报还对其他各方面的举袁态度进行了报道，11月2日的《神州日报》刊登了伦敦华侨、旅芝加哥华侨的电报，称“袁世凯资格，适于总统”，“项城宜于汉族总统”云云。上述二报作为当时国内革命党人的机关报，其言论无疑反映了革命党人的举袁政治立场，对当时的政治舆论尤其是民国总统候选人问题起了导向与影响作用。

第二，南方与革命党人函致袁氏，确表愿举其为大总统，铸成千钧承诺。早在1911年10月27日，湖北军政府的首脑人物就曾以“全鄂士民”名义，写信给袁世凯，劝袁“率部下健儿，回旗北向，犁扫虏廷”，并称“汉族之华盛顿，惟阁下之是望”。继而黎元洪又与独立各省都督就新政权及其首脑人选问题进行了紧急电商，结果“有七省都督已经同意成立一个共和国，推举袁世凯为第一任大总统”。在此同时，黎元洪曾对袁世凯之代表刘承恩多次表示：“以项城之威望，将来大功告成，选举总统，当推首选。”11月12日，黎元洪又通过刘承恩带信给袁世凯，再一次明确表示，只要袁氏“能来归”，“与吾徒共扶大义，将见四百兆之人，皆皈心于公。将来民国总〔统〕选举时，第一任之中华共和〔国〕大总统，公固不难从容猎取也”。黎元洪作为当时独立各省之总代表，上述表示无疑反映了当时整个南方对临时大总统人选的取向，并且对当时政局与新政权的人事安排起了重要作用。“这封回信，并不是一句空话，后来进行谈判即始终以此相周旋”。

当时在英国伦敦的孙中山得知南方各省关于大总统“非袁莫属”之意后，曾专门致电给民国军政府表示同意：“今闻已有上海议会之组织，欣慰。总统自当推定黎君，闻黎有推袁之说，合宜亦善。总之，随宜推定，但求早固国基。”黄兴则早在11月9日就以南方民军司令名义亲自致电袁世凯，说：“兴思人才原有高下之分，起义断无先后之别，明公之才能，高出兴等万万”，诚望袁“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直捣黄龙，灭此而朝食，非但湘、鄂人民戴明公为拿破仑、华盛顿，即南北各省当亦无有不拱手听命者。苍生霖雨，群仰明公，千载一时，祈勿坐失。”宋教仁也多次表示拥护袁做民国首任总统。他说：“现在非新旧势力合糅不可，正式大总统非袁公不克当选。”

总之，南方独立各省军政首脑人物以及革命党领袖的这些函电、言论，实质上等于是向袁世凯发出了请其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的邀请，从而铸成了千钧政治承诺。

第三，南北会谈，初步达成“袁反正则举为大总统”的协议。由于南方各省及革命派一再表示愿以民国临时大总统一席作为交换条件争取袁氏归正讨清，列强便以为有机可乘。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致电南方各省都督府代表会，“提出三项条件；一、双方即日停战；二、清廷宣布退位；三、选举项城为大总统”，并称：“如能照办，则共和即可成立”。各省代表联合会立即对之进行了广泛讨论，并在此基础上“又征求黎元洪、程德全、黄兴等人意见，均认为可行”。这样，南北间的各层次议和谈判便正式展开。

一是黎元洪或黎之代表孙发绪、曾广为与刘承恩、蔡廷干、张春霆的武昌会谈。该会谈从11月初开始到11月底结束，前后进行多轮。会谈中，黎元洪不止一次地表示，只要袁世凯反正，即举其为“第一任之中华共和国大总统”。二是汪精卫等人与袁世凯、袁克定的北京会谈。袁世凯“对汪一再表示自己早已同情革命”。汪则表示：“中国非共和不可，共和非公促成不可，且非公担任（总统）不可。”当袁克定向汪精卫提出 “举伊父为临时总统”、“南北统一”，伊父对蒙藏用“皇帝名义”等解决时局的条件，并要求汪商于南方革命党人时，汪精卫立即电告黄兴，且立即得到回电：“ 若能赞成共和”，“中华民国大统领一位，断举项城无疑”。三是顾忠琛与廖宇春的上海会谈。1911年12月20日，受独立各省联合会所推举的大元帅黄兴的派遣，江浙联军参谋长顾忠琛与袁世凯的私人代表、保定陆军小学堂总办廖宇春（又名少游）在上海开始密谈。谈判中，廖宇春提出优待皇室、组织共和政体、公举袁项城为大总统等四项议和条件。顾忠琛保证：“项城倾覆清室，即推为大总统，此当然事也。”经过商议，最后达成了包括意在举袁世凯为大总统这一内容在内的五点协议。四是伍廷芳与唐绍仪的上海会谈。谈判从12月18日到31日，这是南北双方的正式谈判，也是南北间最重要的谈判。内容虽然涉及到停战、国体等多方面的问题，但其核心和关键却在于由谁来掌握行将建立的新政权。谈判结果，革命党人同意“袁世凯反正，即推举他为共和国总统”。除此而外，黄兴还与唐绍仪进行了多次秘密接触，“双方约定，只要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即推举他为共和国大总统”。

第四，各省代表联合会，以法律程序正式确定“虚位以待袁君反正来归”。汉口会议：1911年11月30日到12月7日，各省军政府代表联合会会议在汉口召开。此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与任务在于筹组临时政府。经商议，与会“全体赞成于临时政府未成立以前，推举鄂军都督为中央军政府大都督”。“鄂省为暂时民国中央政府。凡与各国交涉，有关民国全体大局者，均由黎都督代表一切”。12月2日，会议又作出两项决定：一是通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21条）；二是决定“虚临时总统之席以待袁君反正来归”。如袁世凯反正，当公举为临时大总统。显然，作为筹组临时政府的根本法律，此两项决议具有临时宪法的效力。

上海会议：12月2日南京光复。留在上海的各省都督府代表于4日召开会议。根据汉口会议“虚临时总统之席以待袁君反正来归”的精神，大会决定暂缓选举临时大总统，由大元帅负责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以“虚位待袁”。

南京会议：12月12日，14省共39名代表由武汉、上海齐集南京。在14日的全体会议上再次决议：暂缓选举临时大总统，“临时大总统未选定以前，以大元帅暂行其职务”。这实质上是对汉口会议、上海会议形成“虚位待袁”的决定的再次确认和肯定。

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是独立各省与革命党人的权宜之计，“虚临时总统之席以待袁君反正来归”的决定并未因此而有实质性改变。

尽管孙中山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行者，长期从事革命活动，成为革命派的公认领袖，但是革命派与南方独立各省在酝酿组织新政权时，着实没有考虑自己的这位领袖。从前揭内容可知，独立各省与革命党人在中华民国大总统人选问题上，自一开始就选择了袁世凯，并且就是在袁世凯尚未来归，“虚大总统以待袁君 ”，汉口会议决定设中央军政府大都督，上海会议、南京会议设大元帅暂行临时政府总统职务情况下，确定的中央军政府大都督，临时政府大元帅、副元帅也是黎元洪、黄兴，而不是孙中山。可以说，“如果不是黄兴和黎元洪之间在大元帅职位问题上形成了僵局，那么，临时政府早就组成了”，即便其后孙中山归国也不可能形成由他来主持临时政府的历史事实。孙中山归国被选为临时大总统则恰恰是临时政府成立确实迫在眉睫，袁又迟迟不予来归，黄兴、黎元洪又在大元帅之职上形成僵局，临时政府陷于难产这一特殊情况的产物。众所周知，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政权问题。武昌起义以来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确实迫切需要一个头面人物出来主持政府，但“袁世凯并不急于把大总统的座作为南方的礼物接受下来”。

为着革命大局，12月4日的上海会议，在一面决定暂缓选举总统，“虚位待袁”的同时，决定以大元帅暂行大总统职权、组织政府，并选举黄兴为大元帅。黄兴虽允“暂时勉任”，但因黎元洪的反对、江浙集团的异议而告吹。南京会议虽承认上海会议精神，但因黄兴“力辞”不就，被迫重新改选黎元洪为大元帅，由黄兴副之。因黎时在武汉，不便到宁主持工作，遂以黄兴代其大元帅职权，并令“即速来宁组织临时政府”，然而黄兴依然不肯就职，临时政府的组织陷于难产。而正值此时，孙中山却自海外归来，坚持北上，且自告奋勇要求出面主持大局。他认为，“我若不至沪宁，则此一切对内对外大计主持，决非他人所能任”。一方需要一个头面人物出来暂时代表袁世凯行使大总统职权，另一方愿意出面“暂时承乏”，两相需要，才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

但是，孙中山的当选，并不意味着孙中山在南方革命党人的心目中就真正取代了袁世凯，也不意味着“虚位待袁”的思维定势与先前的决定就得到了实质改变。由于在大总统人选问题上，人们心系袁世凯，非袁莫属，因而当黄兴向各省代表联合会提议选举孙中山为临时总统时，各省代表联合会便感不安，认为这样有违“虚位待袁 ”的初衷，要违背汉口会议以来的决议。黎元洪之意，“就是因为有协议在前，恐怕和议破裂”。在革命阵营内部对此也有诸多异议。章太炎就认为“总统之选，非能自庸妄陵猎得之，必其尝任方面与为国务官者，功伐既明，大略既著，然后得有被选资格”，主张“虚大总统以待北方之精英，树大元帅以顺南军之志”，甚至公开“倡言，若举总统，以功则黄兴，以才则宋教仁，以德则汪精卫”。最终经黄兴等人“施加影响”，各省代表联合会同意：“ 开选举临时大总统会，再由被选者电告袁内阁，如和议成立，即当避席”。

29日，孙中山被当选为临时大总统后，黄兴即以汉口会议决议和顾忠琛与廖宇春协议，要求孙中山立即“致电袁世凯，宣布此意”以“毋使我辈负诺”。孙中山不得不当即“声明暂时就职”。随即，孙中山据各省代表联合会之决议精神致电袁世凯，表明“暂时承乏”态度：“文既审艰虞，义不容辞，只得暂时担任，……文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在其后临时总统的就职问题上，南方也“经过了一番考虑”，并在其就职誓词中特地表明，“至专制政府既倒，…… 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事实已十分明显，孙中山就任的临时大总统从一开始就只是一个“虚位待袁”、有名无实的临时大总统，先前的“虚临时总统之席以待袁君反正来归”的情况并没有因孙中山当选而改变。

孙中山就任期间，徒有临时大总统之名，而无临时大总统之实，在事实上不过是替尚未来归的袁世凯行使主持政府的大元帅

孙中山是一个具有强烈自尊心、自信心的民主革命。在政体问题上，他坚决反对责任内阁制，表示“吾人不能对于惟一置信推举之人，而复设防制之法度。余亦不肯徇诸人之意见，自居于神圣赘疣，以误革命之大计”。并认为袁氏来归前的中华民国大总统非己莫属，“一切对内对外大计主持，决非他人所能任 ”。对于“临时”总统名义他曾提出过异议，可是，不但他的主张没有被接受，而且就连所任的临时政府大总统在事实上也不过是徒有空名。这着重反映在如下两个方面。

一是言论方面，孙中山一再被迫表态，暂时承乏虚位待袁。如前所述，孙中山还在当选为临时大总统的当天就被迫声明是“暂时就职”，尔后又亲自对袁表明自己只是“暂时担任”、“暂时承乏”。1912年元旦又以誓词昭告天下，“专制政府既倒”，他就“解临时大总统之职”。由于孙中山所就任的大总统一开始就被定性为“临时”的，“虚位”的，因而才使孙中山在这一问题上非但不能理直气壮地驳斥各种谬论，尤其是袁世凯的野心，反而唯恐各方疑虑，不得不一再发誓表明自己的虚位待袁、不会恋栈的心迹。临时大总统一职就任不久，孙中山就一再声明，“但求达共和之目的，无所私执”，一旦共和确立，即“退居林泉，长为自由国民”。在《劝告北军将士文》中，孙中山也说：“暂就临时之任，借以维秩序而图进行；一俟国民会议举行之后，政体解决，大局略定，敬当逊位，以待贤明。区区此心，天日共鉴”。

对于袁世凯，孙中山被迫一再剖白。1月2日，他亲自致电袁世凯：“文不忍南北战争，生灵涂炭，故于议和之举，并不反对。虽民主、君主不待再计，而君之苦心，自有人谅之。倘由君之力，不劳战争，达国民之志愿，保民族之调和，清室亦得安乐，一举数善，推功让能，自是公论。文承各省推举，誓词具在，区区此心，天日鉴之。”1月15日，孙中山又通过伍廷芳电告袁世凯：“如清室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立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后来当清帝退位，袁世凯通电赞成共和后，孙中山果于13日向临时参议院表示：“本总统当践前言，辞职引退”。孙上述的这些言论和最后的辞职行动，既是革命党人与南方以暂时承乏，虚位以待袁君的错误方针的必然结果，又是孙中山之临时大总统有名无实的绝好说明。

二是事实方面，从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虚位”的临时大总统起，到同年2月14日临时参议院接受辞去“虚位待袁”之临时大总统一职止，前后共40余天。在此40多天里，整个南京临时政府皆是“名”“实”不符。就政府而言是总长取名，次长取实，而史有“次长内阁”之称。作为总统之席在实质上则是孙中山取其名，“虚位待袁”取其实。以致孙中山在行使临时总统权力时总有些蹑手蹑脚，力难从心。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重要骨干张继就说：“总理在临时总统期内，诸事由克强作主，……群众开会时，总理偶参加，仅坐会场前列，并未特置台上坐位。而诸同志仍呼为‘先生’，甚少呼大总统者”。胡汉民也说：“时战事未已，中央行政不及于各省，各部亦备员而已；独克强兼参谋总长，军事全权，集于一身，虽无内阁之名，实各部之领袖也。”在此期间，极富革命精神的孙中山确曾有过誓师北伐、直捣黄龙，以取消南北议和，冲破“虚位待袁”藩篱的打算。但是，由于黄兴主张“化敌为友”，给袁世凯“一个民选的总统”，汪精卫则 “攻击孙先生本人有权利思想 ”，“舍不得丢掉大总统的位置”，其他诸人也心向袁世凯而不得不转而同意继续南北议和和虚位待袁。尔后，孙中山尽力克守“临时”总统之本份，把工作的重点主要放在临时政府日常工作的主持和如何在捍卫共和国成果前提下把位置还给袁世凯方面，即便是对具有立法性质与最高权力机关的各省代表联合会通过的《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修正案》，改总统制为责任内阁制，作为其有实施责任之总统的他，也因其虚位性质且终将归位于袁而没有实施。

2月12日，清帝退位，袁世凯通电赞成共和。13日，孙中山提出辞职咨文，并于次日得到南京临时参议院批准。15日，南京临时参议院又以全票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袁氏最终反正归位。“南京各地各色人物弹冠相庆，联袂北上，其拥袁之热烈可见一斑”。南京临时参议院则在通电中称赞袁氏为“世界之第二华盛顿，中华民国之第一华盛顿”，而把曾作为临时政府首位大总统的孙中山排斥在列位之外。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正式宣誓就职，同时任命唐绍仪组阁，以接管由孙中山看守的临时政府。4月1日，孙中山交出临时总统大印，正式解职，至此，孙中山还位袁世凯的手续最后完成。

综上所述，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一席的人选问题上，南方独立各省与革命党人自始至终都是选定的袁世凯而不是孙中山。孙中山1911年底的当选只是他们在临时政府组建迫在眉睫而袁世凯尚未反正来归的特殊情况下采取的一个权宜之计，并且，孙中山所任的始终不过是一个有临时总统之名，而无临时总统之实的“虚位待袁”的总统，纯系“暂时承乏”。尔后孙中山卸任交印实属还位于袁世凯而非“让位”给袁世凯。孙中山作为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和伟大领袖，他的民元“还位”的确是一大憾事，也确令我们无限惋惜，抑或无法接受。但是，这毕竟是真实的历史事实。对此，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者应该予以勇敢的正视，以还历史事实的本来面目。至于造成这一历史悲剧的原因，自然不是孙中山个人的主观愿望使然，而应当从当时中国的国情，尤其是整个资产阶级局限性中去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