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新年刚过，已经在北京工作十年的鲁迅，终于决定要买房了。在1909年从日本回国工作后，鲁迅从绍兴辗转搬到北京，此后任职北洋政府教育部佥事（级别相当于现在的处长），加上在其他学校的兼职和写作，鲁迅当时的月收入大约是500大洋——在当时，一块大洋大约可以买到28斤优质面粉，500块大洋大概可以买到14000斤面粉，假如按照一斤面粉3元计算，则鲁迅当时的月收入，相当于现在的大概42000元。由于民国时期的北京经常要涨房租，加上弟弟周作人一家，以及母亲和妻子朱安都要来京，鲁迅加紧了看房的节奏，但从1919年1月开始看房后，一直到当年7月，鲁迅才最终花了3500大洋，在北京八道湾买了一套有三进院落、含30个房间的四合院，对此老朋友许寿裳评价鲁迅的房子有多大时说：诚然，简直可以开运动会。

鲁迅其实是民国工薪阶层中的富豪，仅仅花了七个月工资，就在北京买了一套含30个房间的四合院，放在今天，这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但在当时，北京的房价其实相对于普通人的收入而言也并不贵。

根据1927年北平社会调查所对当时北平48户平民家庭（含工人、小学教师和人力车夫）的记账式调查，这48户人家的平均月收入为15块大洋，年薪大约是180块大洋，虽然比不上大文豪鲁迅的收入，但在民国四年的1915年，当时北京阜成门王府仓胡同的一座小型四合院，也只需要卖150块大洋。也就是说，以当时北京人的平均收入，只需要花费一年工资，他们就可以在市中心买上一套小型四合院了。

但与如今中国人喜欢买房不同的是，民国时期，国人更喜欢的，却是租房。

在民国当时人的观念里，他们比拼的不是谁家买了更多房子，而是更愿意比拼谁住的房子更大，谁家的装饰更豪华，谁家的家具更时髦，谁家率先买了黄包车还请了专职车夫等细节。

在当时，只要住的地方足够大、足够气派，即使是租来的房子，也可以堂而皇之的挂上“张公馆”、“李公馆”之类的招牌，否则就算你买再多的房子，在民国人的眼里，也是算土鳖一个，这也是为什么鲁迅宁愿在北京长期租房，也不愿买房的重要原因。

尽管当时的房价看似不贵，但房租却贵的吓人。

1926年，抛弃了发妻张幼仪的徐志摩，与婚内出轨徐志摩、抛弃老公王赓的民国才女陆小曼，两个人终于在上海举行了婚礼，尽管在婚礼上被老师梁启超骂得狗头淋血，但终于获得“自由”的徐志摩和陆小曼两人，马上在上海享受起了生活。当时，在多所大学任职、月薪高达600大洋的徐志摩，以月租150大洋的高价租金在上海租了一套别墅，按照当时的物价，这个月租可以在北京直接买一套小型四合院，但有钱的徐志摩觉得并不在乎，他更在乎的是挥霍潇洒的日子。徐志摩与陆小曼的奢侈租房生活，是民国社会的顶级风尚。

但并不是人人都有鲁迅和徐志摩一般的财力，1920年代的上海，当时普通工人每月的工资大概为20大洋上下（以下简称元），但1920年代的上海，房租已经很贵了。1921年，失去军职的张治中，在上海法租界租了一个小房间，月租就要16元，这相当于当时上海普通工人近一个月的工资。

为了节约房租，当时，郭沫若就和上海绝大多数的租客们一样，租住在一种名为“亭子间”的小房间。“亭子间”，是当时上海大量兴起的民宅石库门中最差的房间，这种房间位于灶披间之上、晒台之下的空间，高度两米左右，面积六到七个平方，朝向北面，大多用作堆放杂物，或者居住佣人。当时，很多像郭沫若一样的文人到上海谋生，往往先找这种房子栖身，以致于后来，出现了一个专门称呼这种租客的名词：“亭子间文人”。

1928年，作家丁玲和男朋友、左翼作家胡也频一起在上海同居，由于房租太贵，两个人觉得难以承受，于是便找好友沈从文一起合租。当时，他们三个人一起在上海法租界善钟路合租一间房，沈从文睡床，丁玲和胡也频睡地板。这种合租生活非常不方便，但对于囊中羞涩的三位文人屌丝来说却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丁玲后来成名后，经常有人拿这件往事说事，说丁玲私生活很乱，同时跟胡也频和沈从文交好，但这却反映了当时普通人生活的无奈。

参考文献：

1.李开周：《民国房地产战争》，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版

2.唐博：《住在民国：北京房地产旧事》，山西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