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史料零星计载，民国短暂的38年政治统治，先后约有近10万名青年学子留学海外。跟现在太多留学生乐不思蜀留在国外发展不同的是，那时的留学生放弃了国外优裕的物质条件和理想的工作环境，纷纷回国。据1937年的清华留美同学录，在所载1152人中，学成回国者1131人，回国率高达98％以上。笔者曾查阅民国时期有关留学的报道文章数百篇，内中无一篇谈及留学不归的问题。这至少说明那时留学不归尚未成其为”问题”而引起社会关注。民国时期留学生回国率如此之高，难道是这些莘莘学子均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和国家意识？不可否认，内中确有不少学子思报效祖国之心，但最关键的是，民国政府给这些留学生们开出了高薪的诱惑。

　　一、留而优则仕

　　在科举之世，学而优则仕是中国传统士子的事业模式。晚清废科举后，出洋留学转而成为知识分子新的仕途捷径。1905年，清政府一面下诏废科举，一面下诏举办回国留学生考试。考试合格者分别被授以进士举人等旧式出身。自1905-1911年间，由考试入仕的留学毕业生总计在1400人以上。清政府的目的在于借此笼络人心，分化瓦解留学界的反清革命力量。其时一般留学生对科名的虚荣依然十分醉心，清政府这一招确实吸引了大批留学生回国效力。

　　民国建立后，袁世凯尽管排斥革命党人，但整个官僚队伍也不得不做一些调整。1915年，袁世凯仿照前清旧例，下令举行留学毕业生考试。在249名报考的回国留学生中，一次录取151人，其中”超等”分发至中央各帮以荐任文职或技术职任用；”甲等”和”乙等”分发至中央各部实习一至二年后，以荐任文职或技术职任用；”丙等”则分发至各省委任相当各职。翁文灏即为此次录取者之一。袁世觊死后，北京政府及后来的南京国民政府虽然没有再举行类似的留学毕业生考试，然而，读书做官的传统观念仍被不少知识分子奉为圭臬，”留而优则仕”仍是一部分归国留学生的出路，政界仍是一部分归国留学生趋之若鹜的目标。

　　民初之际，国体政制除旧布新。在这百业待举的历史转折时期，代表中国社会新思想、新潮流的留学生们迎来了他们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黄金时代。当顾维钧正在美国埋头撰写博士论文之际，新成立的袁世凯政府即电邀他归国担任总统府英文秘书。像这样的机遇一下子降临到一个青年学子头上，恐怕不动心者少有。据1916年留美归国学生职业统计，在340人中，从政者110人。这110人中，90％以上在中央一级行政、司法和立法部门工作。只有8人”屈居”在省级行政部门。由于此时中国的政治权力结构正处于新旧交替之际，知识分子自身也处于由传统士绅向新型知识分子的转型嬗变之中。在此种情势下，留学生往往靠着仅用四五年的心血换来的西方知识，便可以待价而沽，常常学成归国就轻易致显。不过，由于留学生中一批人自高自大，自尊自负，有时也不利于就业。因为他们渴望着社会的领导角色，要求过高，不肯低就，而高官厚禄的职位终属有限，于是少数留学生回国后”赋闲”待业。时人讥之为”高等无业游民”。他们并非无业可就，而是非高位不就。”食无鱼，出无车”，宁可赋闲，也不为五斗米折腰”。当然，”不为五斗米折腰”并非真正清高，而是”沽之哉，沽之哉，吾待贾者也！”

　　一些留学生一意获取高位，骄气凌人，至20年代以后，开始受到社会舆论的非议。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权力机枢主要控制在国民党党员之手。它不像民初那样急需向社会罗致人才。不过，国民党政权建立之初，为装饰门面，仍需要少数有名望的文人学者点缀其一党专政的统治，因此，一批留学回国多年，学有所成的高级知识分子相继被吸收参加国民党政权，并担任较高的职务。这时刚回国的留学生已不如民初那样能轻易谋取高位，于是有的退而求其次，作一名普通公务员；也有的走”曲线入仕”之路，即先入大学作教授，然后以大学教授资格进入政界。这自然比刚回国的留学生较易谋得较高的职位。

　　二、倒霉也可以当一个大学教授

　　许地山的小说《三博士》中，主人公曾说过这样一句话：”留洋回来，假如倒霉也可以当一个大学教授”。这虽然是小说中的一句戏言，却也是那时留学界情况的真实写照。以胡适为例，当1917年北京大学聘书寄到美国时，他的博士学位尚未拿到。须知当年的北大，是全国宏儒硕彦群集的”太学”。一个二十五六岁的”准博士”面临这样的机会，自然十分难得。这种状况并非五四时期所特有。1922年中国实行新学制后，各类公私立专门学校竟相升格为大学，一时间大学数量骤增，大学师资奇缺。各大学不惜以较高职位和薪金争相延聘师资。”学校太多，选才斯滥，凡留学东西洋归国之普通博士硕士以至于游客，均属此种职业之骄子矣”。其时，”但凭留学资格即可取得大学教师地位”，而且，”只要是留学生，似乎什么都可教”。30年代中期以后，教育界的”才荒”有所缓和。但抗战爆发后，许多高校内迁，而京沪各地大学教授相当一部分未能迁去，尤其是年岁较高，或儿女众多的，更不能在战时作千里转徙流离之计。同时，战争初期一些大学教授弃教从戎从政，在这种情况下，大学师资又顿感不足。于是乎，归国留学生的身价复涨，以至社会舆论加以非议，呼吁不要对留学生过分仰重，不要把留学生当作凤凰蛋一样捧来捧去。

1941年5月31日《大公报》有文称，”初回国的留学生，一下就会以一个极高的地位被’拉’了去。这一种突然的宠遇，不但一个学校得到一个经验极少的留学生并无多少帮助，而且留学生本人也会受到不良的影响……”对此，当时中国政府当局也有同感。 “此辈留学生虽在国外大学研究院毕业已获得理学博士或同等资格，倘在国外，不过仅能充任技术机关助手或大学院助教。若欲升任主任教授，或任独立负责之工程师，则尚须费20年左右之努力，几经甄别乃可。而在中国，则因人才缺乏之故，一获有博士学位回国后，立即充任主任教授或总工程师之类矣”。这就是说，当时国内给予归国留学生的待遇，远超出于国外之上。中国留学生在国外只能作一名二等公民，而回国后却可以一下跻身于”高等华人”之列。两相对比，孰优孰劣，是留是归，这对大多数留学生来说，恐怕用不着迟疑，也无须傍徨了。   

　　三、西洋一等，东洋二等，国内三等

　　清末民初，多数国人对本国的制度文化逐渐丧失信心，对西洋由自卑而衍生尊崇的观念。崇尚西洋也连同景仰从西洋学成而归的留学生。留学生也因此自负起来。倘若中国唯有学习西方才能独立富强，那么，堪当此任者，舍留学生其淮?!这种”留学生是未来中国的领导人物和救星”的观念，在20世纪的头二三十年间，一直弥漫在国人的心坎。那时，一位留洋学生真是说一不二。郭沫若曾揶揄道：”我们曾否在上海与北京等地方，见到许多去过美国两三年，装饰着博士与硕士学位，充满着自尊与自负，回国接任像政府委员的人，大学教授以及出版公司的主编职位的?”事实确实如此。以商务印书馆为例，在20年代以前，该馆编辑以学历定待遇，等级分明。一个英美名牌大学毕业的博士，月薪高达200至250元；一个留日博士，月薪100至150元。而一个国内大学毕业生，月薪仅60至90元。时人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西洋一等，东洋二等，国内三等”。中国本有文人相轻的旧习。这种旧习在近代以后，不但没有消弭，反而被新的学历愈益渲染。西洋留学生瞧不起东洋留学生，东洋留学生瞧不起国内大学生。当陈独秀、胡适提倡文学革命时，没有留过学的刘半农也起而唱和，结果被胡适说了一句：”你懂些什么，也有资格来提倡!”刘一气之下负笈法国，发奋挣了一个博士回来。替蒋介石起草《中国之命运》的陶希圣，早年毕业于北大，未曾出国留学。他成名以后，回顾自己苦斗的历程，百感交集地说：”在国内学生与留学生的比较竞争之中，国内学生尝到的苦味，我自己是一个过来人……”陶希圣说他直到作了教授，尚因自已不曾是留学出身而自卑自惭。这充分反映了那时留学生与非留学生之间社会地位的悬殊。

　　民国时期留学生是一代天骄。他们回国后有崇高的社会地位，有优渥的经济待遇，有较佳的就业机会。虽然政府当局(无论是北洋政府还是南京政府)对归国留学生的任用采取完全放任的政策，但民间社会对留学生十分推崇。有机会出洋留学之人，宛如旧式中举之士学成回国者，更有衣锦回乡之感。尽管当时中国十分贫穷落后，但一旦留学后便平步青云，其物质生活条件就那时的中国国情而言，是大大地超前了。他们固然”先天下之忧而忧”却也”先天下之乐而乐”。正如徐志摩在留学归来时赋诗所称：”我爱欧化，然我不恋欧洲；此地景物已非，不如归去。家乡有长梗菜饭，米酒肥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