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时期的人物，赫赫有名者便不下二三十位。时人吴虬曾在《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溃》一书中称，清廷在鸦片战争后与洋人约定五口通商，直隶总督兼为北洋通商大臣，两江总督兼为南洋通商大臣，”北洋、南洋”最初的来源由此而起并衍生出北洋水师、南洋水师、北洋医院之类的名目，当时有滑稽家戏称，”东洋、西洋”，”南洋、北洋”，中国之”两洋”与外国之”两洋”遥遥相对，正好囊括了整个世界。

但这里说的”北洋”，与民国史上所称的”北洋系”却是有区别的。但凡说到”北洋系”，必然要从袁世凯在清末时的”小站练兵”说起。小站原名新农镇，距天津约六十余里，本是荒凉之地，最初由淮军周盛传所部”盛字营”屯垦于此，其间凿川引水，经营了近二十年。甲午战争爆发后，”盛字营”北上作战溃败，营制不再，此地便成了废垒。后来，这里又有一支新部队开拔进来，这便是长芦盐运使胡燏棻编练的”定武军”。”定武军”成立不久，胡燏棻改调卢汉铁路督办，袁世凯由此接手并将”定武军”改名为新建陆军，这即是历史上著名的”小站练兵”，也是北洋系之滥觞。

“小站”原本不是地名，只因大沽至天津的铁路修通后，新农镇成为其中的一个小站，而新军队伍拉入驻开始，通过铁路来往的军事及其商贸活动与日俱增，小镇也日渐繁华，以至于后来人们忘记了”新农镇”的名字，而习惯性的称之为”小站”。时至今日，当地人对当年袁世凯”小站练兵”的壮观场面仍能耳熟能详:茫茫旷野，炮声隆隆，手持新式枪械的大兵们在阵地上一字排开，年青的军官们纵马驰骋……

在这个原本毫不起眼的地方，走出了清末民初诸多重要的军政人物，史家也习惯性的冠之以”北洋系”之名。除首领袁世凯外，当年的小站旧人几乎囊括了后来北洋军阀中的所有重要人物，如”北洋三杰”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后来担任各省督军或巡阅使的”李纯、曹锟、吴佩孚、王占元、陈光远、段芝贵、倪嗣冲、陆建章、张怀芝、张敬尧、田中玉、卢永祥、齐燮元、孙传芳”等等。就连闹复辟的张勋，也曾一度投身小站，而小兵出身的冯玉祥、还有孙岳等革命党，当年也都是袁世凯部队的出身。除了一干武人之外，袁世凯还在日后的升迁中笼络了一批文臣，如徐世昌、朱家宝、周自齐、梁士诒、曹汝霖、陆宗舆、王揖唐等，这些人也随着北洋系的势力消长而浮沉，并在清末民初的政治舞台上显赫一时(选自《北洋野史》序言)。

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集团，从清末政治势力的发展变化源流来看，其本源是李鸿章洋务派的继续。清末洋务派有三个特点:一是掌握清政府官办近代工业实权，二是掌握军事势力，三是政治上经济上与外国打交道，是中央或地方上的当权派。洋务派这三个特点，袁世凯北洋军阀集团，不仅全部加以继承，并有所发展，它除有着清末湘淮系集团所具有的一般共性外，最显著的政治特点，就是在清政府推行新政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种新的因素，渗透影响及于清末社会各个方面，当然也包括袁世凯北洋军阀集团。这个集团处处标榜一个”新”字，与湘淮系近代军阀相比，具有明显的资本主义色彩。

1905年以后，以中国同盟会为代表的革命运动迅速发展，资产阶级上层的立宪运动也逐渐高涨起来。袁世凯看出没落的清王朝没有出路，”不立宪即革命，二者必居其一”，认定立宪即是抵制革命所必需，又与整个北洋军阀集团的发展有重大利害关系，遂幡然变计，连上奏折，侈谈立宪。这在客观上促成袁与立宪派的结合。1906年郑孝胥、张謇、汤寿潜在上海组成”预备立宪公会”，联合各省立宪派，要求清政府实行宪政。袁世凯极力拉拢他们，对预备立宪公会的活动，给予大力支持，并笼络立宪派中独树一帜的杨度，举荐他为西太后和皇族亲贵讲解立宪问题。因此，国内立宪派视袁为宪政运动的中坚，甚至在报上赞扬他是”开明之巨手”。辛亥革命时北洋军阀集团能够窃取全国政权，除去掌握有北洋六镇这样一支新式军队外，得到国内立宪派的支持，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中国当时的社会性质和民国初年列强在华侵略势力的影响，决定北洋军阀集团在政治上不仅是封建势力的代表，同时又与帝国主义势力有着一定的联系。而各派军阀有时因帝国主义列强的对华侵略，引起中国人民强烈的反抗和斗争，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对其主子的侵略要求，也不是百依百顺毫无抵制的。现举例如下:

1912年4月，袁世凯取得政权后，建立了北洋军阀统治。同盟会内部分化，袁世凯便趁机拉拢部分革命党人与之”合作”，实现了中国短暂的统一。

1913年的”宋教仁案”和”善后大借款”后，李烈钧奉孙中山的命令，在江西湖口宣布独立，组织讨袁军，”二次革命”爆发。江苏、上海、安徽、湖南、广东、福建等地先后独立。由于国民党人仓促应战，缺乏统一领导，”二次革命”被北洋军打败。

袁世凯取胜”二次革命”后，便开始了发展实业的计划，同时也加紧复辟帝制。1915年12月25日，蔡锷在云南宣布独立，组织护国军兴师讨袁，发动护国战争。随后，贵州、广西、广东、浙江、陕西等省相继宣布独立。因为外交的压力和财政的危机，袁世凯于1916年3月22日被迫取消帝制。

袁世凯死后(1916年6月6日)，北洋军阀分裂为皖系、直系、奉系三大派系。皖系的段祺瑞在日本的支持下，控制皖、浙、闽、鲁、陕等省;直系的冯国璋在英美的支持下，控制长江中下游的苏、赣、鄂及直隶等省;奉系的张作霖以日本为靠山，占踞东北三省。另外，山西的晋系军阀阎锡山，徐州一带张勋的定武军，西南的滇系军阀唐继尧和桂系军阀陆荣廷等，都在外国列强操纵下，争斗不已。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职位，与在中央掌实权的段祺瑞争权夺利，发生”府院之争”。1917年7月，张勋应黎元洪”调停”之邀，率领五千”辫子军”入京，复辟帝制，激起全国人民的反对。段祺瑞以”功臣”自居，重任国务总理。段祺瑞掌握政府大权后，企图以武力手段统一南方军阀，激起南方革命派及西南军阀的反对。

1917年8月，孙中山任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随即讨伐段祺瑞的第一次护法战争拉开帷幕。在北洋军的镇压下，北伐军受挫;加之军政府内部的矛盾，1918年5月，孙中山辞职，护法战争失败。护法运动的失败，再次证明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已濒临绝境。

北洋军阀分裂后，为了争夺政权发生了一系列的战争。1920年7月14日，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和以吴佩孚、曹锟为首的直系军阀，为争夺北京政府统治权在京津地区进行战争。

1920年4月，直、奉两系结成反段联盟。5月，吴佩孚自衡阳率直军北上至保定，准备讨段。段祺瑞召开秘密军事会议，调徐树铮的西北边防军在北京附近布防。7月14日，直皖两军在北京东西两面的京津铁路和京汉铁路线上的涿州、高碑店、琉璃河一带开战。此次战争历时五日，最终皖军大败。直、奉两系军阀遂控制了北京政权，对中国形势造成了很大影响。

1920年直皖战争之后，直奉两系军阀共同控制了北京政权，奉系张作霖极力推荐亲日的交通系首领梁士诒出任内阁总理，导致了直奉翻脸。梁士诒与直系的关系不好，奉系借梁士诒而支配中央的财政交通，借日款来赎回胶州济南铁路，用日款来支持奉系的扩张计划。直系不能容忍了，吴佩孚一再通电，揭露梁媚日卖国的丑行，梁士诒组阁近一个月，即于1922年1月25日托病请假离任出京。

张作霖决意武力对付直系，4月10日起，奉军就络绎不绝进攻，改名为”镇威军”。4月29日，张作霖到达军粮城，即日向部队下达了总攻命令，直奉两军在长辛店、固安、马厂一带混战，吴佩孚亲到前线督战，令主力在炮兵掩护下迂回到奉军的侧后，突然发起攻击，奉军腹背受敌。第16师于5月4日临阵倒戈，奉军暂编1师退出了丰台，造成了奉军西线崩溃。吴佩孚又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指挥直军且战且退，待奉军进入伏击圈后，秘密率部绕至奉军的侧面，发起猛攻，西线的奉军也全线的溃退。当时第二梯队的战斗力比较强，是奉军的主力，司令就是张作霖的长子张学良，两年前张学良从东三省讲武堂毕业，这也是他第一次参加如此大规模的战役。当时吴佩孚在获胜以后，调了嫡系的第3师、第26师到东线，并亲自指挥攻击张学良的部队。张学良虽然率部英勇打退进攻，但是因为奉军整体败局已定，只好指挥部队有秩序地向后撤退。

在这次战争中，奉军各部几乎全线溃退，仅有的战而能胜、退而有序的部队，就是张学良和郭松龄统率的第二梯队。最终奉军在东西两线均失败，士兵阵亡2万，战败逃亡者万余，被直军俘虏了4万余人，总统徐世昌下令免除张作霖东三省巡阅使等职。6月18日，直奉两方代表在秦皇岛海面的英国克尔留号军舰签订了停战条约，以榆关(山海关)为两军分界线，奉军撤出关外，直军也大部分撤回原防，第一次直奉战争宣告结束。

1924年9月，直系江苏军阀齐燮元与皖系浙江军阀卢永祥爆发了江浙战争。9月3日，张作霖通电谴责曹、吴(即直系)攻浙，并以援助卢永祥为名，组织”镇威军”，自任总司令，将奉军编为6个军;总兵力约15万人，于9月15日分路向榆关(即山海关)、赤峰、承德方向进发，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

为抗击奉系军阀的进攻，9月17日曹锟发布讨张令，任命吴佩孚为讨逆军总司令，以王承斌为副总司令兼直隶筹备司令，彭寿莘为第1军司令，王怀庆为第2军司令，冯玉祥为第3军司令，张福来为援军总司令，还有海、空军各一部，总兵力近20万人，依托长城组织防御，并对各军的作战任务作了具体区分。

当时，直军企图从海上登陆葫芦岛，合围奉军，但由于奉军海军的抵抗，更重要的是英国进行了干预，直军被迫放弃了计划。这一事件直接导致了直军丧失了战争主动权，陷入被动。9月15日到22日，奉军第2军、第5军，兵分两路，分别由阜新、通辽向直军防地攻击前进。奉军在攻占开鲁、朝阳后，又乘胜向凌源发起进攻。接着，奉军的骑兵队也由彰武出动，陆续攻占直军控制的建平、赤峰等地。是时，直军第3军司令冯玉祥，因不满吴佩孚排除异己，正与援军第2路司令胡景翼、北京警备司令孙岳等密谋倒戈，在古北口一线按兵不动。9月28日，榆关方面的战事日趋激烈。直军虽然居高临下，但奉军精锐张学良、郭松龄的部队却前赴后继地奋勇仰攻，双方都遭到很大的伤亡。奉军在正面进攻未能奏效后，侦知九门口直军的守备力量比较薄弱，便转而集中兵力猛攻九门口，并于10月7日攻占，直军的长城防线被打开了一个缺口。吴佩孚在九门口失守后，急调后援部队开赴前线，并于12日亲临榆关组织直军进行反扑，一度曾将九门口夺回。奉军在直军反扑面前全力抗击，与直军进行了反复的争夺，终将直军的进攻击退，再度攻占九门口。在20多天的反复争夺战中，双方战死者达一万余人。 10月9日奉军攻占了赤峰。15日，赤峰被赶来前线的直军第3军二部夺回。时冯玉祥在古北口举行会议，认为倒戈回京的时机已到，便电告孙岳，叫他迅速将驻防大名的军队调至北京南苑，同时下令部队，将后队改为前队，于10月19日回师北京。

23日，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等人，联名发出了呼吁和平的漾电，发动 “北京政变”。推翻了直系贿选总统曹锟的反动统治，占领了北京。25日，冯玉祥等人在北京北苑举行会议，决定组织中华民国国民军，推冯玉祥为总司令兼第1 军军长，胡、孙二人分任副总司令兼第2、第3两军军长。”北京政变”后，吴佩孚把前线指挥交给张福来主持，亲率其嫡系第3师、第26师各一部，共约七八千人，于10月25日乘车回救北京。26日，吴佩孚命令部队开往杨村一线布防，对冯军采取守势。企图等齐燮元、孙传芳的军队沿津浦铁路北上;李济臣、萧耀南的军队由京汉铁路南来，再在这两路援军的支援下，从冯玉祥的控制下夺回北京。到10月28日，由平泉、冷口入关的奉军张宗昌部，攻占滦州，截断了榆关直军的退路和榆关-天津之间的交通线，直军纷纷溃退。31日，奉军占领了榆关和秦皇岛，缴获直军的枪支达3万余件。直军主力丧失殆尽。从10月31日到11月 2日，冯军先后攻占了杨村和北仓，并俘虏了北上援吴的鲁军旅长潘鸿钧。吴佩孚见大势已去，率残部2000余人由塘沽登舰南逃。

张作霖、冯玉祥等随后在天津曹家花园召开会议，决议成立中华民国执政府与善后会议以取代国会，并推段祺瑞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统总统与总理之职，之后政权落入奉系军阀手中。 此次战争使社会遭到破坏，人民反抗北洋军阀统治的情绪也越来越高涨了。

在北洋军阀混战的同时，南方的国民革命政府也建立了，为了推翻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等北洋军阀的统治，1926年7月9日，国民政府成立国民革命军从广东起兵北伐，连克长沙、武汉、南京、上海等地，基本消灭吴佩孚，孙传芳的主力，之后在西北的冯玉祥和山西的阎锡山加入下，于1928年攻克北京，致使北洋奉系的张作霖撤往东北并被日本刺杀于皇姑屯，其子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至此北伐完成，北洋军阀统治覆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