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会议使北洋军阀中两个主要实力派——奉军与五省联军实现了联合。从此，北洋军阀纠集在安国军的旗帜下，开始了覆灭前的最后挣扎。

为实施天津会议的南下方针，筹措军费成为北京政府的首要政务。秉承张作霖、张宗昌的旨意，北京政府财政部先后决定印发奉天军票、直鲁军票各1000万。以贪婪残暴著称的直鲁联军司令张宗昌趁机在直隶、山东两省横征暴敛。在直隶：一、发行善后公债1000万元，其中长期600万元，由各县摊派，短期400万元，由各银行、公司、盐商分担；二、举办第六次公债600万元，向各县派销；三、预征明年钱粮400万元；四、按亩抽“讨赤”特捐400万元；五、令开滦公司代筹军费100万元。以上五项，共达2500万元。在山东更是征税机关，林立如麻；催租之吏，不绝于途。仅在丁、漕两项中就附征“讨赤特捐”1600余万元。同时，强行向各县摊派盐税国库善后公债2000万元。这样穷凶极恶地搜刮民财，在北洋诸军阀中也不多见。

按照天津会议议定的军事部署，奉鲁军兵分两路。东沿津浦，西顺京汉，向中原、江南扩展。津浦一线，在天津会议期间已经出动的直鲁联军，暂以浦口为限，继续南下。由于孙传芳的合作，直鲁联军主力约六万余人顺利开抵皖北。

直鲁军南下，引起了江南各阶层人民的强烈抗议。当天津会议中有关消息刚一传出，江浙各团体便纷纷集会、通电反对。孙传芳于一片抗议声中返回南京，宣布就职后，立即召集苏、浙军政要人会议，再三强调与奉鲁军合作的必要性，下令浙、皖、苏三省各筹款50万，资助奉鲁军。他并且颁布军令十三条，规定凡阻止奉鲁军南下者，以“赤党”论罪。

最令孙传芳感到焦虑不安的是安徽总司令陈调元。陈惯于看风转舵，素以倒戈将军著称。奉鲁军南下，安徽首当其冲，北伐军东进，安徽也是必争之地。面对南北大军压境的局势，他不得不力谋自保。11月23日，陈调元致电张宗昌，表示“听候驱策，一致对敌”。同时，又派参议唐养吾携带亲笔信赴九江向北伐军输诚。孙传芳为控制皖军，电召陈调元到南京参与军事会议。陈不敢不来，但绝口否认正在与北伐军联络，声称愿与北洋派合作，并命蚌埠皖军向芜湖撤退，以示欢迎奉鲁军诚意。

就在孙传芳千方百计牢笼陈调元之时，浙江自治运动正紧锣密鼓，发动在即。孙传芳感到江南时局日趋紧迫，自己顾此失彼，力难从心，便邀请张宗昌速至南京，商议对策。12月18日，张宗昌抵宁，与孙传芳共同召集军事会议。陈调元、卢香亭、许琨等将领出席。经过数日磋商，决定陈调元部开往皖南，截断北伐军在赣、浙两省的联络线；直鲁军由皖北进驻芜湖、安庆；孙传芳军以全力对付浙江。张宗昌还贪心不足地要索沪宁路，被孙传芳拒绝。尽管张宗昌口头上天天叫嚷进攻北伐军，实际上只等孙传芳失败，乘机抢占江浙，坐收渔人之利。

在津浦线上，直鲁军南下一帆风顺。而在京汉线上，奉军主力的进展却遭到阻碍。

战争时期风云多变，天津会议接近尾声时，西北战局急转直下。国民军胜利解围西安，刘镇华的镇嵩军全线溃退。12月3日，国民军越过潼关，进入豫西。国民军向中原挺进的消息使奉系首领大为震惊。6日，再次在蔡园举行军事会议。奉军将领一致认为，时局严重，万难坐视，决定将驻守保、大地区的褚玉璞军全部调往徐州，在北京一带的奉军即行南下，相继入豫。南下奉军以荣臻部为先锋，以于珍部为续进，任命韩麟春为总指挥。自8日起，驻扎在京畿地区的奉军精锐第三、第四军团相继开拔，源源不断地沿京汉线南下。

吴佩孚仍然拒绝奉军入豫。12月6日，他致电奉方说：“奉军入豫增援，将领主张尚不一致，当再事疏通，借图圆满。前敌虽紧迫，尚堪支持，勿劳过虑”。张作霖为尽量避免与吴军冲突，决定奉军暂缓入豫，改派于珍任总指挥，将重兵集结于直隶、河南交界的磁州。至此，直隶全境都被奉军占领。

吴佩孚退守河南后，四面受敌，特别是豫西，警报频传。豫西安危关系中州全局，吴佩孚不得不在郑州召集会议，与寇英杰、齐燮元、王为蔚、田维勤等商议援陕问题。12月14日，吴佩孚下令，派田维勤为援陕总司令，命他率领王维城、王为蔚等部火速西援；同时责成靳云鹗、魏益三等防守豫南。命令发布后，各军皆置若罔闻。当月6日，靳云鹗公开发表《上吴佩孚书》，大谈“饥军不能应战”的种种内幕。此时，连吴佩孚的嫡系王维城、王为蔚两部也声称，必须发放军饷才能开拔。一向刚愎自用的吴佩孚决定采取断然措施，整顿军纪。25日，他在郑州总部再次召集寇英杰、田维勤、王为蔚等将领密议，下令免去靳云鹗本兼各职，派寇英杰、田维勤、王为蔚等率部，星夜驰赴信阳明港一带，包围靳部，迫其缴械。28日，吴佩孚宣布其罪名是：“使总前敌，时将两月，进取无闻”，“故鸣穷困，诉诸途人，足懈军心”。但是，最令吴佩孚愤怒难容的还是靳云鹗与北伐军关系日密，正谋划归顺南方。24日，吴佩孚致电齐燮元说：“豫南靳军甘图附逆”，这才是吴佩孚下决心解决靳部的真正原因。

早在11月中旬，靳云鹗就对左右说：“消极而言保存，积极而谋发展，皆有与党方携手之必要。”此后，他一面优礼唐生智派来的代表，一面派代表去汉口，磋商条件，准备在适当时候抗奉反吴。12月5日，李大钊致函中共中央，认为国民政府的当务之急是“收纳靳、田、魏等，使之北拒奉，东拒鲁，西向潼关与国民军携手。”李大钊建议，中共中央去函汉口方面，推进此项工作。

然而，靳云鹗此时还不愿意以本人的名义公开反对吴佩孚。他接到免职通电后，于12月29日复电称，愿遵令交卸，归省老母，“从此优游事外”。但是，这不过是表面文章。背地里，靳云鹗指令心腹猛将第十四师师长高汝桐等人密谋反抗。30日，高部第二十七旅旅长刘培绪率先发难，通电河南全省，号召“共举义旗”，驱除吴佩孚、寇英杰。其后，第十师任应岐所部第十九旅发动突然袭击，一度攻占郾城。面对反叛四起的局势，与寇英杰同赴豫南，执行缴械任务的田维勤中途告辞，表示中立。企图借机扩充军权的寇英杰反倒陷入困境，被迫退避襄城。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27年1月14日，与靳云鹗相从甚密的魏益三致电吴佩孚，要求与北伐军“暂为议和”。吴佩孚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令王维城部南下，协助田维勤等部，解决魏益三。魏益三则公然调兵遣将，站在靳云鹗一边，与吴军相抗。

吴佩孚对靳云鹗、魏益三大动干戈，加速了靳、魏向北伐军的靠拢。靳云鹗通电卸职后，便秘密潜往武汉；要求“接济饷械”，以便联合魏益三，“肃清吴佩孚”，“直捣幽燕”。随后又赶赴南昌，与蒋介石密谈驱吴反奉计划。北伐开始后，蒋介石一直对策反北洋将领十分热衷，曾任命靳云鹗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七军军长兼豫鄂边防督办，任命魏益三为第三十军军长。靳云鹗志在取得河南，不愿困守豫鄂边境，因此只受命，不任职。吴、靳冲突爆发后，形势急转直下，靳部师长任应岐于1月10日正式通电，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军军长职，公开标榜愿“追随蒋总司令”“讨灭国贼”。靳云鹗返回豫南后，加紧同魏益三、任应岐、高汝桐等人密谋策划。不过，表面上仍只是声讨寇英杰,并无一字攻讦吴佩孚。

这时，整个河南已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大小军阀拥兵自重，各找出路，官吏幕僚纷纷准备逃亡。吴佩孚的高级幕僚杨云史有感时诗云：“西风摇落日，吹角闭孤城。举国催筹饷，诸侯但拥兵。乱山围客梦，残月带鸡声。道路皆归计，萧萧我北征。”确实，赫赫一时的吴佩孚的势力已经分崩离析，离末日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