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杀杨永泰和唐有壬事件，是民国时期的两大重案，至今已过八十多年，杨永泰和唐有壬究竟被谁所杀，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尤其是蒋介石核心智囊杨永泰的被刺，引起中外关注，有人认为是共产党所为，有人认为是CC系所为，有人认为是蓝衣社所为，也有人认为是与杨永泰有过节的国民党宣传部长刘庐隐所为，还有人认为是王亚樵所为。无论哪一种说法，都没有真实史料佐证，只是凭空猜测。

杨其真(1910 一 1996)，贵州兴义人，黄埔6期毕业，原是康泽手下别动队成员。1933年在庐山军官训练团第三期结束时，杨与同事谈到“攘外必先安内”时，提出了“内之不安，由于外之不攘；若能攘外，内则自安”的观点。谁知这话传到了康泽耳里，引起了麻烦，康泽有以内部纪律制裁的拟议。杨其真担心遭到不测，即丢掉庐山训练团第4营政治指导员的职务，化名陈有光逃亡上海。

其时，正值中日关系紧张，日军在北方专横跋扈，气焰非常嚣张。陈有光在上海与他人讨论时局时，散布了一些不满国民党不抗日却热衷剿共的言论，被传到另一个老乡——南京宪兵司令部司令谷正伦耳里，谷即以非法组织会社为由请法租界将其关押。陈有光出狱后，住在法租界贝勒路均益里伯父家里。常与表侄肖佩韦、刘镇南、裘积玉、项应昌、龚柏舟、陈燮超（原名谭文信）、吴冰、倪莉茄、沈宴冰等男女青年频繁往来，他发现这帮年轻人很有朝气，都具有强烈的爱国心又报国无门，于是提议成立一个什么组织来作为依托，这些年轻人大多来自贵州，有从军经历，充满血性，因此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

1935年秋，“中华青年抗日除奸团”在上海成立，陈有光为负责人。组织人员彼此共同形成了“内腐而遭外患”的一致认识，认为欲抵抗日本侵略，在内部就必须先除掉卖国贼。“中华青年抗日除奸团”成立后，陈有光作为抗日除奸活动的核心和精神支柱，与除奸团成员一道，开始着手抗日除奸的多项具体准备工作。

虽然，这个神秘组织的成员，思想活跃，生龙活虎，有爱国情怀。但抗日除奸的工作能否展开，关键还在于经费。然而，筹集经费颇为不易，因为既不能公开求助于人，自身又无经济来源。后来，还是女青年倪莉茄将自己多年积蓄的3000余元钱捐了出来，同时又动员闺蜜周女士解囊资助，才使“除奸团”有了基本的活动经费。其后，陈有光又通过挚友郁建中的关系，物色到一个受雇于白俄当厨师的山东人，由他以30元买100纸币的价格，买到白俄伪造精细的“交通银行”假币5000元（由于该币制作以假乱真，常人难以分辨）。

有了经费后，“中华青年抗日除奸团”的活动便进入实质性阶段。首先，是准备除奸活动必不可少的武器。在四处寻觅之后，龚柏舟利用自己的同乡关系，从南京宪兵司令部营长何瑞初手里，用了800元的代价买到4支崭新的德造白朗宁手枪和400发子弹。

有了武器，“中华青年抗日除奸团”随后确定将汪精卫、唐有壬、杨永泰、黄郛、张群、李泽一等亲日派人物列为汉奸，作为行动目标。活动范围重点放在日本人活动频繁的上海、南京和武汉等地。明确了目标，选定了范围，龚柏舟等人开始了各项具体的除奸准备。

不料，“除奸团”还没来得及下手。1935年11月1日，《晨光通讯社》记者孙凤鸣在南京中央党部门前刺杀了汪精卫，但未刺死。除奸团只得转移打击对象，经过反复权衡，确定将与日本人来往最紧密的国民政府外交次长唐有壬作为第一个打击目标。

1935年12月24日，唐有壬乘车去汪精卫公馆被除奸团发现，陈有光为慎重起见，假以报馆名义打电话到唐宅，证实乘车出去的确系唐有壬。下午6点左右，唐有壬从安寺路汪公馆返回甘世路寓所时刚下车，被隐蔽在唐寓所隔壁汽车间的除奸团成员刘镇南、裘积玉掏出手枪刺死，终年42岁。

唐有壬，光绪十九年（1893年）生于湖南浏阳，清末“维新派”唐才常的次子。20岁留学日本，1919年回国后被北京大学聘为教授。1927年，在张嘉璈的聘请下，出任中国银行经济研究室主任，随后开始政治生涯，先后认识了汪精卫、蒋介石。1934年出任南京政府外交次长，成为汪精卫的副手，在对日外交上两人均亲日。1936年刘镇南、裘积玉在上海被捕，由于拒绝出卖“除奸团”遭到处决。

刺杀唐有壬后，为安全起见，除奸团成员转移广州，其时宁粤矛盾虽已化解，但西南派反蒋势力仍暗潮汹涌，并打出抗日招牌以求在政治上加分，以致南粤大地抗日热情高涨。他们在广州呆数月后回到上海，又开展了紧张的除奸部署，并确定第二、三个打击目标，第二个打击目标是国民党湖北省主席、蒋介石的首席智囊杨永泰，第三个目标是国民党外交部长张群。目标确定后，陈有光指定肖劲吾前往武汉，负责进行各项具体准备工作，同时指定家住南京的女青年吴冰利用各种条件进行准备工作，准备刺杀张群。

杨永泰被刺后，刺客陈燮超（贵州松桃人，在罗启疆独立34旅任职）当场被捕，龚柏舟（贵州兴仁县杨泗屯人，生于1903年）脱逃。消息传出，震惊中外，在全国引发一场极大的骚动，各种猜测纷纷扰扰沸沸扬扬，弄得国民党不少头面人物坐卧不安。日本国方面也频传唁电，并表示震怒和关注。特务处密查组负责人戴笠，以及其它特务机构，也随即在各地布下天罗地网，捉拿龚柏舟。

由于各海、陆、空口岸，都有军、警、宪、特监视搜捕，龚柏舟虽顺利到达预定地点，也安全转移到南京，最终没能逃脱，被人指认而遭逮捕，押解到武汉与陈燮超关在一起，被判处死刑。随后，因西安事变、抗战全面爆发，国民政府无暇他顾，两人被羁武汉等待执行。

“除奸团”负责人陈有光的义子被捕后，经不起刑讯逼供，使在南京负责调查张群行迹的吴冰被宪兵司令部捕获。其它脱险的除奸团成员，由于组织已暴露，只好匆忙之间各自逃生。陈有光辗转奔逃，最后隐藏于香港，恢复了杨其真的真名，“除奸团”也就无形中自动解散了。

1938年初日本轰炸武汉，龚柏舟与陈燮超被押解至四川，夜间龚柏舟跳江逃脱，陈燮超未能幸免，终被处死。龚柏舟辗转到了香港，躲藏于杨其真处，于1946年回到内地，杨其真回来后继续选择在外活动，龚柏舟因病且家庭困难，选择回到贵州老家。

龚柏舟回家前，其父亲已去世，重病缠身的妻子和年迈的母亲带着一家老小艰难度日。他回家半年后妻子病逝，他因病不能劳动，只得将年龄尚小的大儿媳李素珍娶过门帮助母亲料理家务。其时，龚柏舟的大儿子龚家贤虽已婚，但不善于料理家务，小儿子龚家玉尚小，整个家庭的经济来源全靠母亲与大儿媳李素珍织布支撑。

龚柏舟在外见过世面，为人正直，当地谁有纠纷或摆不平的事，都会请他帮忙，因此朋友多、口碑好，当地驻军的一个团长送给他一支手枪，他随身带在身上，和一些朋友往返于兴仁与杨泗屯周边做些小买卖，有时扛着锄头上山挖草药为自己治病。生活的贫困和疾病的折磨，并没有让龚柏舟倒下，似乎他还活得有滋有味。

1949年，第十九兵团在兴仁起义，翌年龚柏舟在镇反中以敌特嫌疑被捕，关押于兴仁县看守所。当时被关押的人员都是自己家里送饭，看守所离杨泗屯约有4公里左右，龚柏舟家本来就很困难，加之他的被捕，更是雪上加霜，因此家里无法顾及到他，只有住在大街上的姐姐给他送饭。由于疾病缠身、营养不良，以及精神折磨的诸多原因，龚柏舟入狱半年就病逝，年仅48岁。

龚柏舟去世后，监狱通知家属，其姐姐请人将他抬到家后，家里才知道他已病逝，后葬于文昌阁附近的山梁上。由于他入狱后坚不吐实，以致其所经历的历史事件被隐瞒起来。随着时间的推移，1980年代杨其真写出了《国民两大悬案揭密》刊出，后经沈醉证实，这段尘封已久的历史真相才被浮出水面，“中华青年抗日除奸团”的秘密才大白于天下。

文：康振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