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黄老道札记 黄老道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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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天白日国无宁

  “报界宗师”这四个字是周恩来题的。张季鸾1942年9月6日病逝于重庆。周恩来在唁电中这样说：“季鸾先生，文坛巨擘，报界宗师。谋国之忠，立言之达，尤为士林所矜式。（摘自榆林市政府官网）

    张季鸾为《大公报》掌门15年。他提出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办报宗旨。使《大公报》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上最有影响的报纸。

    他勇于   针砭时政，抨击权贵，还是为民请命，代民立言。他追求新闻客观、言论公允、经济独立正是一种”新闻专业主义”的基本精神。

    张季鸾（1888～1942），名炽章。中国新闻家，政论家。祖籍陕西榆林，1888年3月20日生于山东邹平，1901年，父亲死后，他随母亲扶柩返回榆林，后就读烟霞草堂，师从关学大儒刘古愚，得到陕西学台沈卫（沈钧儒叔父）的赏识和器重，1905年官费留学日本。

1908年回国，一度在于右任主办的上海《民立报》任记者。辛亥革命期间，担任孙中山先生的秘书，负责起草《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等重要文件，   孙让位，张因发表反袁文章被捕。出狱后，在上海先后任《大共和日报》编译和《民信日报》总编辑。1916年任上海《新闻报》驻北京记者。1916～1924年任北京、上海两地的《中华新报》总编辑。1926年与吴鼎昌，胡政之合作，成立新记公司，接办天津《大公报》，任总编辑兼副总经理，主要负责评论工作。1942年9月6日病逝于重庆。身后有文集《季鸾文存》传世。

     张季鸾的评论泼辣敢言、有精辟独到之处。早在1927年11月4日发表社评《呜呼，领袖欲之罪恶》，说汪精卫这人：“特以‘好为人上’，可以举国家利益、殉其变化无常目标不定之领袖欲“，暗示出其之后，堪称一绝。

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别家祝贺，张季鸾在次日发表《蒋介石之人生观》，公然嘲讽蒋：

     “离妻再娶，弃妾新婚，有什么好张扬的！

    想想数北伐军，英勇作战，死伤不下五万人，“垒垒河边之骨，凄凄梦里之人；兵士殉生，将帅谈爱；人生不平，至此极矣。”。

     冷嘲热讽，句句见血，弄蒋一个好没面子。

    但是，蒋有气度，不“骂”不相识。第二年，张季鸾在河南战地采访，遇到陈布雷和总参议张群。邵、陈是张在新闻界的至交，张群则是他留日时就熟识的老朋友，他们引见蒋公，二人“悦然面悟”。

　　张季鸾与蒋介石都曾留学日本，张读东京第一高校，蒋读士官学校。蒋、张都在日本加入同盟会，特别是张在日办《夏声报》名气很大，蒋有所闻。辛亥革命的前夜，二人差不多同时回国，25岁的蒋参加杭州起义，23岁的张在于于右任推荐下担任总统府秘书。蒋对张辞去总统府秘书供职《民立报》、《中华新报》，两陷北洋政府囹圄，印象很深。

  自郑州晤面后，蒋对张的友好，对《大公报》的寄托逐渐加深。中原大战前夕，蒋介石想起了张季鸾，更想把《大公报》推为全国舆论权威中心。1929年12月27日，蒋以国民政府主席的身份通电全国各家报馆，电文的抬头为：“大公报并转全国各报馆钧鉴。”论当时在全国报界的资格和发行量，《大公报》还不算太老太大，但蒋此电一发，确定了《大公报》舆论权威之地位。  

    1931年5月2日，在纪念《大公报》发行一万号时，蒋介石送来亲笔题写的《收获与耕耘》贺词，称该报“改组以来，赖今社中诸君之不断努力，声光蔚起，大改昔观，曾不五年，一跃而为中国第一流之新闻纸。”

    1934年夏，蒋介石在南京励志社大宴百官，人们当时看到，在蒋介石坐的首席桌上，紧靠蒋左边席位就坐的竟是一介布衣张季鸾，而且还看见蒋给张频频斟酒布菜，二人谈笑风生，与宴者莫不有“韩信拜将”之感。

  蒋介石从每日必看《大公报》，在他的办公室、公馆、餐厅各放一份《大公报》，以备随时查阅。

1936年冬，西安发生了“双十二”事变，13日正在天津的张季鸾得知后，“在报馆里坐卧不安，来回踱步，不断催促驻外记者回报消息。这一天他连饭都未顾上吃”。张对记者徐铸成说：“他们要蒋先生答应与共产党联合一致抗日，我是准备庄严地说几句话，千万勿破坏团结，遗人以口实，让敌人乘虚大举进攻，各个击破。”张的这番话，表明了他对事变的理智之见。更具奇特的是，张当日赶写一篇社评，题目竟是《西安事变之善后》，事变刚发生，发动事变一方还未想好如何“善后”，他就提出了“善后”。这表明了张已对事变已经有了以和平方式妥善解决的基本构想。

   张在社评中还说：“解决时局、避免分崩”，“国家必须统一、统一必须领袖”，“各方应迅速努力于恢复蒋委员长之自由”。

   次日，张又写了《再论西安事变》的社评，呼吁全国各方以大局为重，呼吁张学良、杨虎城二人“幡然回悟”，尊蒋之中心地位。张季鸾为蒋分忧，且笔耕不辍。一天写一篇社评文章。

    12月18日，张季鸾又写出了《给西安军界的一封公开信》，写到：“我盼望飞机把我们这封信快带到西安，望西安大家看看，化戾然为祥和”。文章一发表，蒋夫人宋美龄立即派出飞机，带了数万份这张报纸，飞临西安上空散发。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的创举。

   12月25日晚六时，《大公报》社传来了蒋介石返回南京正在洛阳休息的消息，张季鸾“特别兴奋，露出了许多天不见的笑容”。当晚，张季鸾就写出了《国民良知的大胜利》的社评。称这是“普天同庆、全国欣喜”的盛事。

   自此，张与蒋的个人关系进一步加深了，到了全国没有几个人能拥有、能胜过的地步，没几个人能见蒋事先不用通报，张是其中之一。他经常被蒋介石邀请到官邸，一边吃饭一边谈话。张季鸾谈话后回到家中，立即写成文章公诸报端，字里行间透露出国民党的政见及一些最新消息，无形中使《大公报》成为蒋介石的喉舌，因此引起了许多读者不满。进步舆论一时讥嘲张季鸾对蒋介石是“小骂大帮忙”。

   抗战初期，蒋又把张召在外交事务方面代为做事，先与德国人陶德曼进行斡旋，后又受蒋指派去香港与日本人接洽。1938年7月7日，抗日战争周年之际，张又为蒋起草了《抗战周年纪念日告全国军民书》的文告，为蒋提出了“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的口号。次年，张又为蒋写了《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的文章，陈布雷在文中添上了“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另，张季鸾于《大公报》发表了许多坚持抗战，揭露日寇、鼓舞斗志的好文章，且大都从维护以蒋为首的国民政府利益，团结各方抗日这一基调出发。这些使蒋介石深刻感受到了张季鸾的忠直和新闻舆论的重要。

    张季鸾才思敏捷，文章出手快，很多文章是看到新闻消息后，有感而发，即兴写作。综观张季鸾的许多主张、观点、评论，不仅仅是对蒋个人友情的知恩回报，应是基于国家兴亡、民族生存这一爱国主义立场上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军阀割据，混战交织，日本侵略。中国再也不能一盘散沙了，没有政权中心，群龙无首，就要挨打。张季鸾认为，当时只有国民党执政的国民政府，才能承担起领导全国抗战的重任，只有拥护国民党为“政治中心”，国家的事业才可达成。这既符合当时老百姓的心理，也符合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事实上，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中国国内任何党派组织(包括共产党)都不可能把握全国的局势，更谈不上有军事力量、物质力量来抵御外侮，保卫国家了。张季鸾的这个主张就是“国家中心论”

　　《大公报》之所以在国内外享有盛誉，之所以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特别是在国共两党中都有许多朋友，是张季鸾独立办报，不盲从，不趋炎附势，尊重客观实际的结果。

    “九一八”日军侵占东北时，张季鸾针对国府评论说：“国家今日受此奇辱，人民遭此奇劫，至过去在政治上负责之人，虽自杀亦无以谢国民！”

30年代初，在当时国民党的一片“剿共”声中，张季鸾派出记者到红区采访。1930年4月11日的《大公报》上刊登了“红军纪律严明，吃民间饭，每人还给五百钱”等消息。1934年6月，《大公报》附刊《国文周报》上，连连发表客观介绍苏区红军的政治、组织、经济等方面的文章。

    当时《大公报》的记者范长江就是在看了这些文章后，萌生了到陕北、西北考察的念头。经张季鸾的首肯，范长江只身进行西北之旅，写出了《毛泽东过甘入陕之经过》、《从瑞金到陕北》和《陕北共魁刘志丹》等三十余篇通讯报道，稿件寄回后由《大公报》连载，使全国人民开始了解共产党、了解红军长征，知道陕北有个毛泽东，一时《大公报》名声大振，范长江名声大振。1935年《大公报》又登出了范长江写的《动荡中之西北大局》的通讯，蒋介石看到后，把正在南京的张季鸾叫到他的官邸大骂一顿。

　　鲜为人知的是，早在1941年5月，张季鸾就在一篇社评中说到：“最好毛泽东先生能来重庆与蒋委员长彻底讨论几天，只要中共对于国家前途的基本认识能真实成立、一致谅解，则其他小问题皆不足障碍合作，而这种团结抗战的新示威，其打击敌人的力量比什么都伟大。”这个建议是张季鸾在著名的重庆谈判四年前首次提出来的，应该说张季鸾是重庆和谈的最早倡导者，具备着报人的敏锐和远见卓识。张的这些话既是提给毛泽东的，也是说给蒋听的。而且张季鸾的过人之处就是把中共当作一个政党看待，与国民党放在一个平等地位。  

  《大公报》的版面上长期坚持“不用‘工匪’、‘匪军’字样，只用‘共党’‘共军’，它承认共产党是国民党的反对党。毛泽东常看《大公报》，说过：只有大公报把我们当人待。

1941年9月6日，张季鸾在重庆病逝。9月5日，得知张季鸾病危的消息后，蒋介石亲自到重庆歌乐山中央医院探视。蒋坐在张的病榻前，握着他的手，望着他清瘦的病容，眼睛含泪，呐呐数语，眉宇重凝，一往情深。9月6日凌晨，张季鸾撒手而去，走完他53年淡泊宁静而跌宕传奇的人生历程。张逝世后，蒋介石立即致《大公报》社唁函。函曰：“季鸾先生，一代论宗，精诚爱国，忘劬积瘁，致耗其躯。握手犹温，莒闻殂谢。斯人不作，天下所悲。”其中的“握手犹温”一句是说前一天蒋到医院探望张的情景。

9月26日，《大公报》社暨中国新闻学会和重庆各报联合会举行公祭张季鸾大会，蒋介石亲率孔祥熙、宋子文、张群、张治中、于右任、陈布雷等人前往吊唁。灵堂布满鲜花挽联，各界前往吊唁者从清晨至夜晚，达数千人，素车白马，极尽哀荣。灵堂中央，还摆放着蒋介石题写的挽联：“天下慕正声，千秋不朽；崇朝嗟永诀，四海同悲。”当天，蒋介石签署了国民政府“褒扬令”。

     中共方面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人也前往吊唁。 周恩来在唁电中这样说：“季鸾先生，文坛巨擘，报界宗师。谋国之忠，立言之达，尤为士林所矜式。”毛泽东在延安发唁电，“季鸾先生在历次参政会（张曾任一、二届国民参议员）内坚持团结抗战，功在国家。惊闻逝世，肃电致悼，籍达哀忱”。

　次年4月29日，张季鸾灵柩归陕，陕西各界3000多人在西安西郊迎接。9月5日，在兴善寺举行公祭张季鸾大会，蒋介石亲临大会致祭。蒋很少出席这样的祭奠仪式，这次专程前来。这一天，西安全市下半旗致哀。

1944年，在张季鸾先生逝世3年多的时候，《大公报》馆出版了张季鸾先生第一部也是唯一的一部著作—-《季鸾文存》(上下册，胡政之编，大公报馆1944年12月出版)。于右任为这部著作题写了书名，《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为张季鸾的遗著作序。言：季鸾已逝，其文尚存，，，倘能识念其忧时谋国之深情，体会其爱人济世的用心，则其文不传而传，季鸾虽死不死!”

    张季鸾一生的文章议论，铸成了他那个时代的活历史。而当年的《大公报》，他提出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办报方针，建构了百年中国新闻史无法逾越的里程碑。

    张季鸾墓葬原西安市杜曲镇竹林村，2011经其后人申请，榆林市政府报陕西省政府同意，将先生陵墓迁回祖籍。榆林市政府在东沙修建了季鸾公园，并在院内修建了季鸾纪念馆，供游客瞻仰和参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