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辛亥革命”？

这似乎是个不言自明的问题——武昌枪声响起，清廷土崩瓦解，时代进入民国，便是辛亥革命。
狭义而言，这种说法是对的。但这种说法太简略，至少缺失了三个关键因素：

1.谁在搞革命？2.革掉了谁？3.是如何革掉的？
补足了这三个要素，才能看见一个更完整的辛亥革命。

先来看第一个问题，“谁在搞革命”
按惯见的表述，自然是“革命派领导了辛亥革命”。但这种描述有一个前提需要解决：谁是革命派？或谓怎样才算革命派？要说清楚谁是革命派，又需先界定什么是革命。
与“革命”对应的词汇是“改良”。顾名思义，“革命”指的是旧体制无法承载新诉求，故须将旧体制全然抛弃另造新体制，亦即“须革掉旧体制的命”；“改良”则是指旧体制经过修修补补引入新因素后，有可能承载新诉求并转型为新体制，亦即“无须革掉旧体制的命”。

但长期以来流行的划分方式，要简单粗暴得多——革命被直接等同于“暴力革命”，改良则被直接等同于“和平改良”。这种以“手段烈度”而非以“体制转型烈度”来区分革命与改良的做法，实际上是不准确的。

须知，人类历史上发生过许多“暴力推翻旧体制然后换一拨人重建旧体制”的故事，这类故事里“手段烈度”非常高，千万民众成了炮灰，但“体制转型烈度”却几乎为零。如果将这类故事视为“革命”，那么，“革命”便不能再被视作一个与转型有关的词汇，便不能与“改朝换代”有所区别。
简言之，如果是在时代转型的意义上讨论“革命”与“改良”，那么区分二者的有效标准，应是“体制转型烈度”，而非“手段烈度”。
具体到清末，革命党人自然属于革命派，他们的转型诉求是变帝制时代为民权时代。以梁启超为代表的部分立宪派人士，其实也应属于革命派，因为他们的转型诉求，同样是变帝制时代为民权时代。此点，梁启超当年在与革命党人论战时便已表述得相当清楚。梁说，革命党的诉求是共和立宪，立宪派的诉求是君主立宪，二者皆倡导民权反对帝制，故而皆是革命：

“政治革命者，革专制而成立宪之谓也。无论为君主立宪，为共和立宪，皆谓之政治革命。苟不能得立宪，无论其朝廷及政府之基础生若何变动，而或因仍君主专制，或变为共和专制，皆不得谓之政治革命。”

梁还在论战中提到，革命有暴动革命和秩序革命两种。前者指革命党人欲以武力推翻帝制，后者指立宪派人士欲以和平手段变数千年帝制时代为民权时代。梁的政治倾向是后一种。在梁这里，一种政治运动“革命”与否，不取决于它的“手段暴烈”程度，而取决于它有没有变更体制、新造政治规则的诉求，也就是“转型的烈度”有多大。

如果只是在皇权体制下修修补补，做一点技术层面、管理层面的改善，那便只能归入“改良”。如果是要弃皇权时代进入民权时代，不管采取的手段是激烈的还是平和的，均应归入“革命”。正所谓大道多歧，革命原就不止一种模式。可以有暴动革命，也可以有秩序革命。
廓清了革命的定义，便不会再纠缠于“革命派在辛亥年的历史地位被高估了”这类伪问题——主张武力手段的革命党人在武昌打响了第一枪；主张有秩序行动的立宪派人士，则互相串联竭力促成了各省的易帜响应。这两股力量皆在追求变帝制时代为民权时代，皆应归入革命者阵营。

再来看第二个问题，辛亥革命到底革掉了谁
这是一个真正不言自明的问题。从形式上来看，辛亥革命革掉的是清廷的政权，是爱新觉罗皇室的统治。从政治内涵来看，辛亥革命革掉的是帝制时代和皇权时代。在此之后的政治玩家，不管多有力量，皆不能再视皇权为天然并否认“民权”二字。
中文知识界曾流行过一种针对辛亥革命的反思，称“革命打断了改革”。大意是说：革命不但革掉了清廷与皇权，也革掉了更有价值、更有可能成功、社会转型代价更小的的晚清改革。这种说法颇有市场。如果该说法成立，那么辛亥革命则不仅无功，甚至可谓有过了。
这种反思其实是荒谬的。
首先，晚清改革在武昌枪响之前，便已经死掉了——慈禧临终前夕，也就是1907-1908年间，先后颁布了一系列的反改革谕旨和政策，如禁止绅商和学生“干预国家政治”；如颁布《大清报律》，压制一切不利于清廷的言论；如出台《结社集会律》，打压开国会请愿运动；如颁布《钦定宪法大纲》，通篇皆是各种“议院不得干预”……这些谕旨与政策的实质，便是拒绝变帝制时代为民权时代。这也是各省谘议局内的立宪派人士在辛亥年选择与革命党人站到一起的主因之一。
其次，这种反思并没有搞明白“被打断的改革”具体是指什么。如果是指清廷版本的“预备立宪”，那么便理应被打断。因为据清廷颁布的《预备立宪章程》和《钦定宪法大纲》，它并不是要扩张民权，而是在借这些政策文件扩张君权，内中各种“议院不得干预”的条款便是明证。如果“被打断的改革”指的是立宪派人士所主张的“君主立宪”，那么武昌的枪声其实并没有打断它，因为立宪派人士的诉求与革命党人的诉求是一样的，都是“兴民权”。是否保留君主，是在“兴民权”这个共同的大方向上才存在的路径分歧——何况立宪派人士中，也有很多人（如梁启超）从未坚称必须保留一个君主。
尤其紧要的是，辛亥革命并不是转型的完成。民权如何落到实处，不但是一个需要做好制度设计的技术问题，也是一个需要互相博弈互相妥协的的现实利益问题。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由皇权向民权转型的一个重要的阶段性成就，这个成就主要在于从思想理念上消解了皇权专制的合法性，并从实体上消灭了皇权专制的存在。

但民权的落实没有、也不可能寄望于通过一场革命就得到完成，它需要有一个博弈、调适的过程。在这个博弈、调适的过程里，有些国家比较顺利地成功了，有些国家不那么顺利但最后还是成功了，有些国家则可能走向反面。1911年之后，立宪派人士、革命党人与清廷土崩后存留下来的政治势力，便长期处在这样一个博弈和调适的过程当中。这个过程里留下了许多沉重的历史教训，但不能因为这些历史教训的存在，便回转去否定辛亥革命，得出“革命打断了改革”之类的荒谬反思。

最后再看第三个问题，辛亥革命是如何革成功的
这是一个颇为复杂的问题，它实际上等同于在追问“辛亥革命从何处来”。当然了，如果将辛亥革命局限于武昌首义，这个问题便不存在了。因为武昌首义具有偶然性，也具有会党性，甚至有学者可以通过分析参与武昌首义之人的社会成分来得出结论称“革命是由一群失意的社会边缘人群搞出来的”。但这种局限毫无意义，因为革命不是一个节点，而是一个过程。

自晚清的仁人志士提出以民权取代君权的政治诉求开始，革命便已启动。故此，须将辛亥革命放在更广阔的时代背景下考察。只有在历史的长镜头里，才能看到革命从何处来。
众所周知，晚清中国的近代化努力与外患紧密相随。这种努力，最初于庚申之变后表现为办洋务，甲午年后表现为举国皆谈维新，庚子年后表现为清末新政。这些活动通常皆被冠以“改革”或“改良”的名号。其实它们本身存在着很大的差别。理解这些差别，才能理解辛亥革命从何处来。试略作梳理如下：
（1）1860-1870年代办洋务，所要解决的是清廷船坚炮利不如西方、赋税汲取能力不如西方、兵丁征集与训练不如西方的问题。
（2）1880年代，出现了两广总督张树声要求清廷开设“议会”的呼声。这种呼声与中法战争毁于清廷内部权力斗争（慈禧与奕䜣）有关。利益受到损害的张树声希望有一个新决策机制，来规避这种权斗。他口中的“议会”便是一种新高层决策机制，而非民权层面的“议会”。 但张树声也只能在遗折中提出此类建议，主流改革方向仍是办洋务。
（3）1890年代后期的维新运动，既关注洋务时代的旧问题，也关注决策机制问题——甲午年的惨败很大程度上被归因为朝廷内部决策机制有问题，受个人权斗（慈禧与光绪、翁同龢与李鸿章等）影响太深。只有少数知识界人士在呼吁抑制君权扩张民权。康有为与梁启超等人虽曾在湖南办报办学倡导民权，但戊戌年进京后，康便策略性地否定了开设议院的主张，理由是光绪皇帝已足够英明。
（4）1900年慈禧的错误决策酿成“庚子之变”。其惨痛结局让清廷的官僚（以地方督抚为主）与知识界人士痛感有必要限制皇权（此时由慈禧代掌）的决策权力。如两广总督陶模提请设议院，界定“议院议政，而行政制权仍在政府”，便是希望将皇帝（太后）的决策权转移到议院。此议院虽与民权无关，但已有约束皇权的用意。
（5）日俄战争以中国东北为战场和战利品，迫使慈禧于1906年颁布预备立宪的谕旨。至此，约束皇权与扩张民权开始成为一种公开议题。遗憾的是，清廷1908年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却反用各种各样的“议院不得干预”、各式各样的“操之君上”，试图进一步扩张皇权。这与官绅集团（主要是地方督抚和各省谘议局议员）的期望背道而驰，于是便有了1910年由立宪派人士推动、有地方督抚支持的、号称签名者达数百万人的“四次请开国会运动”（人数显然有所夸张）。四次请愿，四次皆被清廷拒绝。
（6）1911年武昌首义的枪声打响后，清廷的应对是迅速推出一份《十九信条》，其中规定种种权力属于议会，皇帝将成为虚君。该《信条》的出台，显示清廷内部非常清楚症结所在。《信条》的目的是为了安抚地方督抚和各省谘议局的议员，希望他们继续支持清廷的存在。但为时已晚。

上述线索虽然粗糙，但已大体可以看清立宪派、革命党是怎样一步步从清帝国内部分离出来的。扼要来说便是：洋务时期不存在立宪派和革命党。维新时期，革命党极零散可以忽略不计，立宪派也尚未成型，能将议会制度与民权结合起来讨论的知识分子虽有却不多，影响力很有限。1900年的深重灾难促成了革命党的急速发展，立宪派也开始发出有力量的声音。1906年日本战胜俄国，立宪派给出的解释突破了“议会”在决策方面更具优势的陈旧套路，看到了立宪国民要比专制国国民更爱国，更支持本国政府的特点，由此得出了立宪可以强国的结论。

1908年的《钦定宪法大纲》则让立宪派与清廷的矛盾变得不可调和，之后又有四次请愿失败，终于在1911年将立宪派与革命党人推到了同一战壕。有些针对辛亥革命的反思文章，想当然地将立宪派与清廷视为一体，至少认为二者的立场与距离更接近，且将革命党人视作立宪派的对立面。这种认知显然有违史实。
除了廓清历史脉络，要解释辛亥革命是如何成功的，还有一个很关键的着眼点，便是厘清清廷与自己的统治基础如何越走越远，终至决裂。
清廷的统治基础主要有三：官僚集团、士绅群体与军队。军队方面，晚清由清廷中枢控制的军队不堪，略有战斗力的军队主要操控在地方督抚（如张之洞与袁世凯）手中。官僚集团方面，前文已经提到，从1880年代的张树声开始，地方督抚便存有改变清廷高层决策机制的希望，且欲将督抚们手中实际控制的人事权、财政权等通过制度合法化（这种合法化自然也会要求限制皇权）。这里再具体说一说士绅群体为何要抛弃清廷。
众所周知，以科举为纽带构成的士绅群体是帝制中国维持稳定不可或缺的要素。有观点认为，清廷废除科举，断绝了士绅依靠读书做官的上升通道，最终导致他们变成了革命者：

“1905年以后，做官的路绝了。……辛亥革命某种意义上就是知识分子找出路的一场运动。”“不少年轻人，读过一些书，又无法继续其教育，不能整天呆在乡村的家里，在城里又找不到工作，还看到国家民族在世界竞争中的不如意，心情非常不好。眼看个人和国家的前途都不明朗，很多这样的人最后就寄希望于革命。”“士绅和近代知识分子是当时社会群体中最有影响、最有活力的群体。他们的向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统治秩序的安危。可以说，辛亥革命就是知识分子包括士绅叛离和反对清王朝的一场政治运动。”
这些看法里，“辛亥革命就是知识分子包括士绅叛离和反对清王朝的一场政治运动”，毫无疑问是准确的，是符合史实的。但说读书人因为科举废除后个人没有了出路而倾向革命，则还须细加分析，修正或补足中间的逻辑链条。
首先，科举早已不是晚清读书人的主要上升通道。太平天国以前，清廷捐官总人数不过3.5万；19世纪的最后30年，捐官人数达到了53.4万。科举作为上升通道的功能早已名存实亡。按王先明《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的统计，自1860至1905年间，“通过科举制完成社会垂直流动的绅士仅占3%-4%左右”。
其次，废除科举在当时得到了大多数读书人的拥护。拥护的原因很简单：废除科举的同时，清廷出台了一项《举贡生员出路章程》，该章程旨在为各省数万举贡和数十万生员筹划善后。这一善后政策被付诸实施后，导致自科举停废至清廷灭亡的6年时间里，举贡生员的入仕就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机会与高概率。因为优先录用的待遇过于优厚，还曾引起舆论的不满，在《申报》上刊文抨击。
既然废除科举并未损害、而是扩大了读书人的上升通道，为什么士绅们最终仍选择了叛离和反对清王朝？
答案是：虽然废除科举对士绅上升通道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但在1905-1911年这六年时间里，士绅们已经完成了自己的身份转型；清廷却始终拒绝完成自己的体制转型。当清廷的体制转型远远跟不上士绅的身份转型时，原来作为朝廷统治基础的士绅，便只好为了自身利益选择抛弃清廷。
清末各省谘议局议员的情况，尤能体现这一点。

按张朋园统计，各省谘议局议员的构成有如下几点大特色：（1）议员绝大多数出身于旧科举制度下的绅士阶层，“他们89.31%皆具有传统功名，相对的，只有10.87%不具功名背景”。（2）议员中多有受过新式思想影响者。按张朋园的统计数据，拥有新式学历的议员约为10.16%。拥有新思想者则更多，日本人井一三郎访问了河南省谘议局后，称其中“有新知者三分之一”。河南在当时属于思想比较闭塞之地，其他沿海沿江省份谘议局的情况可想而知。（3）议员中有很多人曾担任过官职。63位正副议长当中，在中央或地方做过官的有40人。（4）议员大多出身富裕家庭，多数是40岁以上的中年人。
这些数据统计显示，废除科举之后，作为清廷统治基础之一的士绅群体并未消失，他们中的有力量者集中转移到了各省谘议局当中。谘议局对应的是议会，是民权。惟有民权在制度上得到扩张，谘议局议员们的新时代身份才会具备价值。所以，自1908年开始，在各省谘议局的策划下，这些已完成身份转型的士绅，连续发起了四次全国性的请开国会运动。然而，清廷却不愿将民权落实到谘议局，朝廷谕旨对谘议局的定性很明确，是“仅为一省言论之汇归”——谘议局既没有决策权、也没有监督权，只有发牢骚之权。矛盾便由此而生：只有在民权体制下，这些由举人、贡生和秀才转型为议员的士绅们，才能为自己的新身份找到对应的权利，以维系对应的社会地位。但清廷却坚持要以《预备立宪章程》和《钦定宪法大纲》来巩固并扩张君权，坚持停留在皇权时代。

清廷的制度转型与士绅的身份转型背道而驰，士绅们在辛亥年抛弃清廷，可谓顺理成章之事。

作者：言九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