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蒋中正

 一、日本蓄谋挑起七七卢沟桥事变

1936年4月，日本驻华北的中国驻屯军由1771人增至5774人，分驻北平、天津、秦皇岛、山海关等要地；关东军向察哈尔多伦（今属内蒙古）、热河围场等地屯兵至5000余人，整编伪蒙军达4万余人，驻扎在张家口以北地区；扩编盘踞在冀东的伪保安队约1.7万余人，已经形成了从东西北三面对北平的威胁。从1937年5月起，日军频繁在宛平城卢沟桥附近进行挑衅性军事演习。

◆日军已从东西北三面对北平构成威胁，卢沟桥成为北平对外的唯一通道，为了截断北平与南方各地的来往，进而控制冀察当局，使华北完全脱离中国中央政府，日军不断在卢沟桥附近进行挑衅性军事演习，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

中国驻军第29军军长兼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副军长秦德纯、佟麟阁所部辖4个步兵师（每师4个旅，第143师刘汝明部驻张家口和宣化地区、第37师冯治安部驻北平西苑一带、骑兵第9师郑大章部等驻南苑北苑和黄寺、第38师张自忠部驻天津及北宁线天津沿线、第132师赵登禹部作为二线部队分驻河北任丘、河间一带）、1 个特务旅、2个保安旅等，总兵力约10万人，防守冀察、平津地区。

面对日军的挑衅，中国第29军加强了抗战的准备工作：抽调第37师第110旅（旅长何基沣）第219团（团长吉星文）接防宛平与长辛店地区。该团随即以加强的第3营（辖4个步兵连、1个轻迫击炮连、1 个重迫击炮连、1个重机枪连，共1400余人，营长金振中）部署于宛平城和卢沟桥一带；以第1、第2 营和团部集结在长辛店地区。与此同时，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和进步人士分头到第29军宣传抗日，以激发广大官兵的爱国热情，第219团官兵抗战意志高昂，一致表示“宁为战死鬼，不当亡国奴。”

1937年7月7日19时30分许，驻丰台日军步兵第一旅团第3 营开往紧靠卢沟桥中国守军驻地回龙庙、大瓦窑一带，举行挑衅性演习，诡称日军在卢沟桥演习时“失踪”一名士兵，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在遭到中国守军第219团第3营营长金振中的严辞拒绝之后，日军随即炮击宛平城，向卢沟桥发起进攻。守军第219团团长吉星文率部奋起还击，至次日晨，龙王庙、五里店、卢沟桥火车站被日军占领。8日晚，第110旅旅长何基沣率部反击，由西宛及长辛店夹击宛平城外日军，一举夺回了失去的阵地，全歼侵占卢沟桥火车站的日军。

日军制造七七卢沟桥事变，进而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军队奋起抵抗，全国性抗战由此爆发！同时，它也是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东方的爆发点。

二、宋哲元冀察当局“作地方事件解决，避免事态扩大”

第29军的主要领导如副军长兼北平市长秦德纯、第37师师长兼河北省政府主席冯治安和第143师师长兼察哈尔主席刘汝明等，均属于态度强硬，对日绝不让步的“主战派”。卢沟桥事变发生的当夜凌晨2时许，秦德纯即电示冯治安和第219团团长吉星文：“保卫领土是军人的天职，对外战争是我军的荣誉，务即晓谕全团官兵，牺牲奋斗，坚守阵地，即以宛平城与卢沟桥为吾军坟墓，一尺一寸国土，不可轻易让人”。当日军要求中国驻军撤出宛平城时，秦、冯等都坚决表示，卢沟桥和宛平城绝对不能退出。

然而，作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兼第29军军长的宋哲元，对七七事变的态度曾经抱有和平解决的幻想。卢沟桥事变发生时，宋哲元还在原籍山东乐陵老家省亲。他虽然不甘日本的压力，但打算把卢沟桥事变“作地方事件解决，避免事态扩大。”他虽然主张抗日，但他还是“希望俟有准备后再抗战。”

宋哲元虽然表面上贯彻蒋介石“不丧权，不失土”的旨意，但他与蒋介石又有矛盾，企图在与日周旋中保存实力，保住第29军在冀察的地盘，维持华北现状，所以在军事上缺乏认真而充分的准备，并对国民党中央军孙连仲部北上支援第29 军的行动，采取暗里抵制的态度，他更希望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卢沟桥事变。7月9日，蒋介石电令宋哲元“速回保定指挥”。宋哲元由于热衷于政治谈判，迟迟没有回保定指挥。

直至7月9日2 时，中日双方经过交涉，才初步达成三项口头协议：（1）双方停止射击。（ 2 ）日军撤至永定河左岸，中国军队撤至永定河右岸。（ 3 ）宛平城卢沟桥的守备由冀北保安队接防。

但是，日本交涉实为缓兵之计，并不打算真正执行停火撤军协议，它想借所谓“不扩大事态”的谈判来拖延时间，以便向华北增兵，待增援部队抵达后，发起更大规模的军事进攻，以消灭第29军。

果然，7月9、10两日，日军背约弃信，四次进攻宛平城，并占领铁路桥和回龙庙。10日夜，第29 军展开全面反击，经过十余次争夺，终将失地夺回。日军退到大枣山及以东地区，等待国内援军到来。

宋哲元受冀察政务委员会内部亲日派齐燮元、张允荣等人所谓“华北特殊化”思想的影响，致使他“陷入政治谈判之圈套，而对军事准备频现疏解”，对日方抱有幻想。而日本为达到使华北脱离国民党中央政府的阴谋，则利用宋哲元与国民党中央政府的矛盾，多次施放“不扩大”的烟幕。

由于军阀割据思想的影响等历史原因，宋哲元对蒋介石也存有一定的戒备心。“恐中央军北上，渐次夺其地盘”，而热衷于和缓，缺乏真正的军事上的备战，因此也想与日方暂谋妥协，设法拖延时间，以集中兵力，加强军事部署抵抗日军侵略。

宋哲元迟于7月11日才由山东乐陵回到天津，随即发表书面谈话，表示和平诚意。当日晚，冀察当局与日方签订《卢沟桥事件现地协定》，希望以此来换取日本停止军事进攻。

15日，宋哲元派第38师师长兼天津市长张自忠等与日本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少将等正式谈判。18日，宋哲元还在天津会晤了日本新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进行“道歉”，以此来讨好日方。19日，宋离开天津返回北平，随即下令撤除北平城内的防御设施，查禁抗日书报，要求国民政府中央军孙连仲部停止北上，并将冯治安第37师调离北平，改由赵登禹第132师接防。21日，张自忠等还签署了为实现11日《卢沟桥事件现地协定》的具体条款。

但是，日军扩大侵略规模的军事行动，并未因宋哲元的对日妥协而停止，反而不断向宛平城和卢沟桥一带的中国驻军发起军事进攻。直止7月21日，日军的不断进攻才使宋哲元头脑清醒地认识到：“战争之事，将来恐不能免”。

日本一方，11日当天，日本内阁会议通过派兵决议案，发表《派兵华北的声明》，并把卢沟桥事变称为“华北事变”，诬陷中国第29 军挑起卢沟桥事变，并任命香月清司中将为中国驻屯军司令官。

7月15日—17日，日本参谋本部相继制定了《对华作战要领》和《在华北用兵时对华战争指导要领》，准备在两个月内“讨伐”中国第29 军，预定在三四个月内消灭中国中央政权，从而表明了日本政府不断扩大侵华战争规模，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决心。

至7月25日，日军增兵华北的军事部署大体就绪，已调关东军独立第1旅团集结于怀柔地区、独立第11旅团主力进抵高丽营；调驻朝鲜日军第20师团部署于天津、唐山、山海关一线。7月26日，日军第20师团第77联队和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一部侵占廊坊，并于当晚进抵广安门。

7月27日，日本参谋本部下令向中国第29 军发动攻击，并下令在国内进行第二次战争动员，增调第3、6、10、11师团等部共20余万人派往中国华北。

7月28日，宋哲元在平津危在旦夕之下，才拒绝日方一切无理要求，于当日向全国发出自卫守土通电。为了不使北平古都受到损害，宋哲元、秦德纯、张自忠等商定，决定放弃北平，退守保定。

同日，日军在南宛向中国军队发起总攻，日军第20 师团、驻屯军步兵旅团主力在飞机、大炮火力支援下，从东、南、北三面向南宛发起进攻。由于宋哲元的对日妥协，中国守军被迫应战，在5个多小时的惨烈战斗中，伤亡2000余人，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英勇牺牲。南宛遂陷敌手，次日天津沦陷。

上述事实表明，宋哲元对卢沟桥事变“作地方事件解决，避免事态扩大”的方针，对日一再妥协退让，缺乏战争准备，结果适得其反，不但没有避免事态的扩大，而且还遭至灭顶之灾，特别是将原驻守在北平市内的第37师换防，这种不懂起码军事常识的行为，实乃为自己酿造了一坛毒酒，导致刚一开战就造成重大伤亡。

早在7月10日，蒋介石就电令他从速构筑国防工事，并“速回保定指挥”，但他迟迟不回保定，难于与中央军取得联系。无奈，蒋介石于7月12日派参谋本部次长熊斌北上保定，与宋哲元取得联系，向宋哲元传达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抗战方略，并要求冀察方面“从速切实加紧战备，万勿受欺。”

在日本继续增兵华北，不断扩大事态的严重情势下，蒋介石于7月13日又致电宋哲元：“卢（沟桥）事必不能和平解决，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同时，国民党政府也准备对日宣战。这说明，蒋介石国民政府对卢沟桥事变情势发展的判断更全面更准确，抗战决心比宋哲元下得更早。

中华全民族抗日战争开始

日军挑起七七事变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

蒋介石提出了“不屈服，不扩大”和“不求战，必抗战”的方针。蒋介石曾致电宋哲元、秦德纯（第29军副军长兼北平市市长）等人“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卢沟桥、长辛店万不可失守”。

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指出“‘卢沟桥事变’已到了退让的最后关头”，“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对于在卢沟桥战斗中英勇抗敌的29军，全国各界报以热烈的声援。各地民众纷纷组织团体，送来慰问信、慰劳品；平津学生组织战地服务团，到前线救护伤员、运送弹药；卢沟桥地区的居民为部队送水、送饭，搬运军用物资；长辛店铁路工人迅速在城墙上做好防空洞、挖好枪眼，以协助军队固守宛平城；华侨联合会也致电鼓励第29军再接再厉。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军的进攻遭到了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日军见占领卢沟桥的企图实现不了，便玩弄起“现地谈判”的阴谋，一方面想借谈判压中国方面就范，另一方面则借谈判之名，争取调兵遣将的时间。

7月9日、11日、19日，日本华北驻屯军与冀察当局三次达成的协议，都被卢沟桥时断时续的炮声证明是一纸空文。“现地谈判”使日军赢得了增兵华北的时间，但它却蒙蔽了冀察当局的视线，迟缓了第29军部兵应战的准备，给平津抗战带来极大危害。

到1937年7月25日，陆续集结平津的日军已达6万人以上。日本华北驻屯军的作战部署基本完成之后，为进一步发动侵华战争寻找新的借口，又在7月25日、26日蓄意制造了廊坊事件和广安门事件。

26日下午，华北驻屯军向第29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守军于28日前全部撤出平津地区，否则将采取行动。宋哲元严词拒绝，并于27日向全国发表自卫守土通电，坚决守土抗战。

同日，日军参谋部经天皇批准，命令日本华北驻屯军向第29军发动攻击，增调国内5个师约20万人到中国，并向华北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下达正式作战任务：“负责讨伐平津地区的中国军队。”血战平津已再所难免。

1937年7月28日上午，日军按预定计划向北平发动总攻。当时香月清司指挥已云集到北平周围的朝鲜军第20师团，关东军独立混成第1、第11旅团，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约1万人，在100余门大炮和装甲车配合、数十架飞机掩护下，向驻守在北平四郊的南苑、北苑、西苑的中国第29军第132、37、38师发起全面攻击。第29军将士在各自驻地奋起抵抗。

南苑是日军攻击的重点。第29军驻南苑部队约8000余人（其中包括在南苑受训的军事训练团学生1500余人）浴血抵抗，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第132师师长赵登禹壮烈殉国，不少军训团的学生也在战斗中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28日夜，宋哲元撤离北平，29日，北平沦陷。29日凌晨，冀东保安队第1总队队长张庆余和第2总队队长张砚田，在通县发动起义，反正抗日，击毙通县特务机关长细木繁中佐等数百人，活捉汉奸殷汝耕（后逃跑）。

1937年7月29日，第29军第38师在副师长李文田的率领下，发起天津保卫战。第38师攻击天津火车站、海光寺等处日军，斩获颇众，但遭日机的猛烈轰炸，伤亡亦大，遂奉命撤退。30日，天津失守。

“卢沟桥事变”影响

一寸河山一寸血。7月7日的枪声宣告了全民族抗战的开始。

1937年7月28日，平、津局势骤变，中国守军被迫撤退。7月29日，日军占领北平。7月30日，日军占领天津。中日战争形势进一步加剧紧张。7月29日，蒋介石在南京就此向新闻记者发表中英文谈话，阐明中国政府今后的对日方针：绝不“视平、津之事为局部问题，听任日军之宰割，或更制造傀儡组织……惟有发动整个之计划，领导全国一致奋斗，为捍卫国家而奋斗到底，此后决无局部解决之可能……亦无妥协与屈服之理”。8月1日，蒋介石在南京接见《中央日报》记者指出：“我再次声明，中国决不寻求战争。但和平既然绝望，只有抗战到底。我们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为了研究与确立对日方针与最高国策，国民政府召集全国的党、政、军要人与各地军政首脑，包括中共领导人，来南京会议，共赴国难。

8月2日，蒋介石电邀一度失和的广西桂系首领李宗仁、白崇禧来南京，共商国是，并派其水陆两用座机，由德籍驾驶员驾驶，去武汉接他们。这是“七七”事变后，蒋介石第三次邀请他们来南京。8月4日上午10时半，白崇禧率潘宜之、黄季陆、刘斐等人，飞离广西省会桂林，李宗仁亲率三万多人去机场送行。当日，白崇禧一行在风雨中飞抵武汉，然后转乘南京政府派来的水陆两用座机，于下午4时半到达南京，何应钦、陈诚率大批军政官员，赴下关迎接。当日晚，蒋介石即接见白崇禧，与之密谈并共进晚餐。蒋介石在当日日记中写道：“白健生到京，团结可喜”。第二天即8月5日，消息灵通的日本报纸就作了报道，冠以大标题称：“战神（指白崇禧）到了南京！中日战争终不可避免！”

在这前后，冯玉祥、阎锡山、余汉谋、何健、何成浚、刘湘等人也到达南京。一时南京要人云集。8月7日上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国府礼堂提前召开国防会议，蒋介石主持并致开幕词，程潜（参谋总长）、何应钦（军政部长）以及白崇禧、冯玉祥、阎锡山、余汉谋、何成浚、顾祝同、何健、刘湘、张治中、黄绍竑等出席，商讨抗战军事。

当晚8时，国民政府在中山东路的励志社礼堂召开更加绝密的国防联席会议，党、政、军界要人蒋介石、林森、汪精卫、张继、居正、于右任、戴季陶、孙科、陈立夫、程潜、何应钦、白崇禧、冯玉祥、阎锡山、唐生智、陈调元、朱绍良、余汉谋、何健、何成浚、刘湘、蒋作宾、王世杰、吴鼎昌、张嘉璈、俞飞鹏等41人出席。

会议经过讨论，正式确立了“决心抗战”的国策。在这次会议上正式确立的“抗战到底，全面抗战”的抗战国策和“持久消耗战略”，对中国的抗战产生了重要的影响。8月8日，蒋介石发表《告抗战全体将士书》，将前一晚国防联席会议的精神宣示中外。

8月11日下午4时，周恩来与朱德、叶剑英三人，与国民党代表何应钦、唐生智、白崇禧、黄绍竑、卫立煌等，在何应钦官邸，举行国共双方军政长官谈话会，就抗战的战略战术问题进行交流与讨论。

8月16日，“国防最高会议”议决，由国民政府授权蒋介石为陆海空军大元帅（又称陆海空军总司令），统帅全国军队对日作战。当日，蒋介石以陆海空军总司令名义，下达国家总动员令，宣布：“为求我中华民族之永久生存及国家领土主权之完整，对于侵犯我主权领土与企图毁灭我民族生存之敌国倭寇，决以武力解决之”，号召全国奋起一致抗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