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陈独秀在安徽芜湖创办了富有早期革命思想的《安徽俗话报》，对当时安徽的青年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安徽青年们纷纷展开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演讲活动，但也随着被当地封建势力的镇压，青年们纷纷转向办教育启民智。

安徽公学便是在此时、此背景下成立的。早在1904年初，安徽公学的前身安徽旅湘公学，由李光炯在湖南长沙开办，并聘请黄兴、赵声等教员为安徽在湖南的青年学习。到同年年底，李光炯将学校迁往安徽芜湖，更名为“公立安徽公学堂”，在李光炯的苦心经营下，安徽公学已经成为安徽最有名望的一所学校，聘请陈独秀、陶成章、刘师培、苏曼殊、黄兴等一大批有名望有真才实学的教员。

安徽公学也成为传播新文化、传播新思想的重要力量。1906年，立志成为进步青年的刘文典，就走进了安徽公学，成为刘师培、陈独秀的得意弟子，尤其是陈独秀。

陈独秀上课风趣，慷慨激昂，不拘小节，曾有同学回忆，陈独秀上课一边抠鼻屎，一边慷慨激昂，课堂里的同学们忽而安静认真听讲，忽而被其感染一起呐喊。同样，刘文典也十分钦佩陈独秀，在充满民主、革命的氛围里，快速成长，其友谊也伴随到了后来的北京。

一起战斗的日子

在安徽公学，陈独秀不但是国文老师，还是地下反清组织岳王会的发起者。陈独秀一边教学，一边物色思想进步、综合素质优异的青年，以备培养革命人才，发动武装起义推翻清王朝。刘文典也是在安徽公学期间，加入了岳王会。但由于岳王会在长江中下游的进步活动，遭到了清王朝的迫害，陈独秀曾先后五次东渡日本。

刘文典在安徽公学学习三年，之后东渡日本，求学于早稻田大学（陈独秀、李大钊、高一涵等都在此求学）。刘文典在这里遇到了恩师章太炎，并成为了孙中山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编辑。

此时的国内，发生了二次革命。安徽都督胡万泰变节投靠袁世凯，皖军总司令柏文蔚被迫离开，而陈独秀也逃至芜湖，但因陈独秀生性耿直前往龚振鹏部讨要说法，而惹怒了龚，龚欲枪毙陈独秀。

而此时的刘文典已从日本回国，在上海担任《民立报》的编辑和英文翻译。因了革命的关系，上海与芜湖来往频繁、密切，刘文典得悉恩师陈独秀被扣在龚振鹏的大牢里，当即就给在南京的原皖军总司令柏文蔚去电求救，柏文蔚火速回到芜湖。龚振鹏做个顺水人情，且找了个台阶，就将陈独秀释放了。

这就是陈独秀的一次入狱，也是刘文典拯救陈独秀。

携手引领新文化

二次革命后，已是同盟会会员的刘文典逃往日本，任孙中山秘书，负责起草孙中山的英文电报，同时在陈独秀的《新青年》上发表了系列译文，引起了青年的争相阅读。

1917年，陈独秀任职北大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搬到北京北池子胡同，胡适、刘文典、刘半农等先后被聘为北大教授，刘文典成为北大文科、《新青年》的重要分子，有力的支持了陈独秀。

分手但青山不改

1919年注定成为陈独秀、刘文典的转折点，陈独秀因妓院的作风问题被开除北大，但引领的新文化运动却走向了激烈的政治运动，且在政治上越走越远，而刘文典则选择了回归国学研究。曾经亲密的师生、战友、同人，在不同的路上越走越远。

1919年6月9日，陈独秀因散发政治传单，要求罢免北京步兵统领王怀庆等人的官职，触动了当权派而被捕。6月13日，刘文典通过报纸得悉陈独秀被捕，立刻展开营救活动：说服安徽在京同乡会，向安徽、政府各界致电、致函等多途径营救，并组织北京学界营救签名活动，通过一系列活动，陈独秀于入狱83天后终于获得限制性地保释出狱。

1920年2月，陈独秀偷偷出京，在武汉发表系列演讲，被北京警察局找上门来。陈独秀于是先后在北大教授各个胡同里躲藏，先后藏在胡适、刘文典、李大钊、王星拱等家中（详见上篇文章），后在北大教授们的帮助下，由李大钊护送出京。

之后，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再之后陈独秀因党内政治路线问题而没落。沉浸于学问的刘文典，则相继完成了《淮南鸿烈集解》、《庄子补正》等巨著。曾经并肩作战的人，终于没有了往来和联系。

直到陈独秀去世，刘文典叹了口气“仲甫是个好人，为人忠厚，非常有学问，但他搞不了政治——书读得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