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瞿秋白的“文学世界”这个论题，近三年来已经写了二十几篇文章，陆陆续续都发表了，自以为该涉及的话题均涉及了，最后一篇《关于〈多余的话〉——兼及瞿秋白的评价问题》写完时，似乎也讲清楚了瞿秋白这个自称“多余的人”临终前吐出的“多余的话”，不管是弦上之声，还是弦外之音，正如这篇文章的副标题所列，大抵已将瞿秋白在中国现代左翼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摆正了，即画出了他恰如其位的坐标。

瞿秋白早在《赤都心史》中已经为“多余的人”确立了人文概念，并且以“多余的人”为自己定位画像。因为瞿秋白的“政治”话题并未列入论题设计与撰述计划，谈《多余的话》时才不得不有所涉及，有所触动，有所抑扬，有所感慨。

但毕竟还只是初步的、概略的、粗线条的、淡墨痕的。也恰恰因为这点“政治”的牵动与撩拨，胸中掀起了一些小波澜，笔端涌出了点新感会，忍不住又想接着说几句了犹未了的话，这些话大抵也是我自己的“多余的话”，但忍不住要说，就算是撰述之余的一点余墨残渖，溢出正规篇章之外，作为曲终之心声。

　　……

　　坚硬的历史外壳敲破后，这些问题的学理构架或者说认识思维的矛盾运动大抵有两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瞿秋白三百多万字的政治理论著述在前，《多余的话》吐诉在最后，两者的逻辑线索如何清理？色彩浓淡、显现先后，心理演化变轨的内在脉络如何阐释与疏解？这个阐释与疏解又是依据了怎样的观察视角与定性体系？

对于瞿秋白的“政治自白”，我们应持怎样的理性判断，即秉持怎样的哲学态度或者说人文理解？瞿秋白倘使牺牲前不写《多余的话》，昂然就义，走向历史，那么他的结论与评述又会是怎样一个局面，也许根本就不会有围绕他的哲学人生与烈士伦理的探讨争论，他会同他的常州同乡同志张太雷、恽代英，与其他中共早期卓越的领导人物如蔡和森、罗亦农、陈潭秋、彭湃、方志敏等等一样，成为“先烈”的重要一员。

当然，他的“机会主义”、“左倾盲动”以及“调和主义”等路线斗争上的“错误”似乎又决定了他可能会有的另外一种正史功过的评说或者说名誉结论的安排。

我们在瞿秋白的著述中不时可以读到他怀着特别尖刻的情绪对“机会主义”、“盲动路线”等字眼的讥讽与自嘲，无论是他的心理上还是组织的判断上都会时时提拉着这根线。

这使我们很容易想起毛泽东在50年代后期谈起党内历次路线斗争这个十分喜爱的话题时把握的语态逻辑。毛泽东在50年代初，否决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关于瞿秋白三百万字的“政治理论”遗著的出版申请，自有深意。

毛泽东终其一生没有饶恕瞿秋白固然主要原因是《多余的话》令他“不忍卒读”，但50年代初瞿秋白烈士声名如日中天之时，否定他的“政治理论”遗著的出版计划，当然是一个铁硬的事实，一个十分坚挺的证据符号，更何况毛泽东亲自撰写的那段肯定瞿秋白的著名“题词”，始终锁入冷宫，直到80年代才见到天日。

问题再说回来，我们讨论瞿秋白对“革命”的态度与选择，即对中国普洛阶级革命运动实践的思想认识与政治觉悟，我们是依据那三百万字的政治理论著述呢，还是那两万字的《多余的话》？其间的逻辑时序、名实辩证又如何描述如何论列？这里便拖带出了第二个问题，即这个学理框架结构的第二层次：瞿秋白在生命最后时刻对自己政治选择的辩护解释以及对自己千秋声誉的清醒预测与坦然面对的心理机制与思想动因。

　　这第二层次的核心问号是瞿秋白为何坚持要写《多余的话》？并且如此用心深刻，措词机警，夹带犀利的语气和斩绝的口吻。瞿秋白明确表示过“不愿撕破自己的历史”，但撰写《多余的话》无疑正是一种“撕破自己历史”的举动。

前面的文章中我们已经讨论了瞿秋白撰写《多余的话》的动机以及立定主意用怎样一种临文态度与著述原则，用怎样一种笔调语气与修辞逻辑，这里毋须重复。但瞿秋白一旦决定在生命的最后时分写出《多余的话》交给世人，他已经掂量了这部《多余的话》文本的重量和巨大的历史含义，“话既然是多余的，又何必说呢？”

当他用最纯净无垢的笔触吐露隐曲，用最犀利的解剖刀解剖心灵时，他当然已经考虑过自己政治选择的严峻后果，并且愿意交出自己珍爱的政治声誉——他不怕误解，不怕曲解，不怕污蔑诽谤，不怕毁坟鞭尸，他怕的是世人——包括他的同志、亲爱、朋友、敌人及后世的研究学者不能理解他，不知道他瞿秋白的一生是怎么一回事。

“瞿秋白”这个符号究竟包含了什么样的历史内容与能指意义。他努力用最直白、最浅白、最纯白的“自白”来与这个世界交流，尽情倾诉，吐露衷曲，画出并展出自己的像，挖出并捧出自己的心。他深知他不会得到“同志们”的宽恕与谅解， 甚至已不想求得他们的宽恕与谅解。

他深信自己在所属政治群体的一端的千秋名誉必然会毁弃，他对自己的政治评价是悲观的，他称自己是“叛徒”，他交代自己“早已不是战士了”。他承认自己已经被“拉出了队伍”，他害怕他的“同志们”称他为“烈士”。

他对自己声誉的预测或者说猜测大抵是对的，凭他对中共组织政治逻辑的了解与认识，他明白自己的历史会被 “同志们”全盘否定，但他仍要做完这一道对自己对历史负责的作业。他认为他这样做是为了让后人节省一些考辨与审察的工夫，殊不知正是这种坦荡磊落的做法使我们后人至少是后来的历史学者与党史专家们陷入更大的疑惑与忙碌，单是对这份《多余的话》就争论了四五十年——最早起始于他牺牲之时，至迟也要到牺牲后的五十周年忌日杨尚昆代表党中央做的《在瞿秋白同志就义五十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中彻底平反的结论意见才算落幕。……

　　在瞿秋白悲剧性的一生中，最引人注目的其实并不是《多余的话》的所谓冤案而是潜藏在这份“自白”背后强烈的文学意识与倾诉冲动，说得直接一点就是“文学”与“政治”的古老关系、宿命诱惑与实际错位。

“政治”选择与倾心“文学”这一对矛盾关系几乎纠缠困惑了瞿秋白的一生，这个矛盾不仅是瞿秋白生命悲剧——他的一生惶惑、犹豫、动摇、追求的根源而且是他心灵骛趋与栖止的根本动力。

他在《多余的话》里不止一次地坦承这份内心的纠结长期折磨着他，而且从某种视角来观察，他动手写《多余的话》本身就是由于那一种文学的冲动与写作的欲望。

他说他曾计划将《多余的话》继续写下去，写成“三部曲”，公开（在上海）出版——这无疑正是他的文学创作包括自传写作的规划宏图。《痕迹》三十一篇是瞿秋白自拟的“自传”细目，与他的自传或自白的《多余的话》“三部曲”一样正是一份绝好的文学材料与小说框架。

他没有把自己写成文学作品文学人物，但在丁玲、郭沫若和蒋光慈一班左翼同道笔下早已成了小说人物、文学形象。他梦想着文学的光荣与成就，为一生没法与文学结缘而深感遗憾。有时面对文学旧业难继，夙缘难续，他难免“怅然若失”，发出“田园将芜胡不归？”的喟叹。

他认为，他放弃了或者说错失了文学的选项是他一生中根本的错误，也是巨大的损失。这不仅是他自己的感觉，更是鲁迅、冯雪峰、丁玲、萧三等一班巨眼识人的文学大家的共识。

鲁迅在“确信”瞿秋白福建被捕将判死刑后，在给朋友的信中沉痛地说：“这在文化上的损失真是无可比喻。”——鲁迅这里着眼的“文化”，正是意指“文学”，包括瞿秋白文学创作、文学理论与文学翻译。我们看他的《未成稿目录》，他的学问方向、著述兴趣、选题偏爱、思维路径，几是一色“文学”的思索与追求。“王凤姐”、“张飞与李逵”、“安公子”、“野叟曝言主义”、“阿Q”、“阿Q以后”、“酒瓶问题”、“不成话”、“古汉文”、“翻译”——这一串未能写出的文章题目给我们多么奇妙的遐想啊！庄谐自如、张弛自由、性灵自在、意趣自足，毫无疑义地展露出瞿秋白驾驭文学的筋骨体气。

我们知道，瞿秋白被捕时，冒名“林琪祥”，过堂庭审的假“供述”形成了四千字的“笔供”。被国民党戳穿后，他竟诙谐地承认“我过去的呈文、供述，算是我作了一篇小说”。貌似玩世不恭的调侃，深层底色仍是“文学”潜力的发酵与伸展。“算是我作了一篇小说”，此刻他真想将自己的一生“痕迹”写成小说。其实换一下形象思维的艺术造型与想象创造，给他一点时间，瞿秋白完全可以写出一部精彩绝伦的文学自传，艺术的潜质与审美的魅力也许会胜过《多余的话》的传世版本。

　　瞿秋白“文学”创作梦碎之后，唯一可以替代的“文学”选项便是俄苏文学研究，这是他的学问强项，也是他的文学才情与学术功力厚积所在。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说：“我十五年来勉强做着政治工作——正因为勉强，所以也永久做不好，手里做着这个，心里想着那个。”

又说：“从1920年到1930年，整整十年我离开了‘自己的家’——我所愿干的俄国文学的研究。”他反复抱怨，“我枉费了一生心力在我不感兴趣的政治上”。离开自己心爱的“家”——俄国文学研究，这是他最感痛惜的，也是他的一些真正的朋友、同志最感惋惜的。

据曹靖华回忆：“1923年初，秋白同志回国，住在北京东城他的叔叔家里。先烈李大钊同志当时曾介绍他到北京大学俄国文学系教课，一切都谈妥了，后因把持校政的反动分子阻挠，终于没有发聘书。他住了一个时期，就到上海去了。”倘若当时(1923年初)瞿秋白真的如愿进了北京大学教俄国文学，或许以后瞿秋白的道路会呈现别样的情景。

瞿秋白的“文学”与“政治”的矛盾关系会演绎出怎样的结果，谁都无法预测。但至少一条或可保证：他会翻译出许多俄苏文学的瑰宝，会做出许许多多中俄文学交流的实际成绩，成绩肯定会高于曹靖华。

曹靖华还说：“他把苏联比作一座革命的宝山，要拼命把那琳琅满目的宝贝搬到中国来。他是第一个目睹苏联现实，热情地宣扬苏联现实，介绍苏联现实的人。”这个历史的遗憾，瞿秋白临终前给郭沫若的最后的信里也讲得十分清楚：“只有读着你和许多朋友翻译欧美文学名著，心上觉着有说不出的遗憾。我自己知道虽然一知半解样样都懂一点，其实样样都是外行，只有俄国文还有相当的把握，而我到如今，没有译过一部好好的文学书（社会科学的论著现在已经不用我操心了）。这个心愿恐怕没有可能实现的了。”

　　从“文学”的线索追思追念瞿秋白，最懂得瞿秋白、最理解瞿秋白心曲、最觉得瞿秋白可亲也最敬重瞿秋白的文学作家恐怕就是丁玲。丁玲在辨别《多余的话》真伪时，一眼就认出这绝对出自瞿秋白的手笔，并明确表示了她的赞赏、理解与认可。因为在中国没有第二个人会写出这么性情纯粹的文字，也没有第二个人能生出这种傲岸昂立的哲学认知、历史感慨与对生命真谛的感悟。丁玲一看《多余的话》的文句便读出了瞿秋白的心灵世界，便认出了瞿秋白的骨髓。其实在她的早期小说《韦护》中已经用十分神到、精细的笔墨揭示了她观察到的瞿秋白复杂矛盾的内心世界与精神图像演绎的轨迹。他（她）们有许多方面是心曲互通的，历史同质的，思想游走的线索大抵相同。

　　……

　　瞿秋白扮演起“文人”来当行本色，而且不知倦苦，一旦担当起一个政治领袖角色，便处处觉得尴尬与凿枘，总是出差错，做不好作业功课。我们不能确定瞿秋白几时开始想要回归“文人”的身份，放弃“战士”的称号，不管如何，他即便当个“文人”，也一定会选择左翼激进、遵循了阶级斗争哲学的文人、愤怒的文人、叛逆的文人、追求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真理与普遍法则。

他曾写过一篇很有名的《文艺的自由与文学家的不自由》的文章，他恰恰忘了自己曾经强调过的“文学家的不自由”的规箴，忘了文学家——“文人”不能自由，无法真正 “独立”的内在规定性。

在《多余的话》里瞿秋白仿佛大梦初醒，仿佛真正觉悟了自己“脆弱的二元人物”的实质，坐在了自己的贴切的历史坐标上，交代了自己全部的精神历程与曲折的心理轨迹。历史的一页终于翻了过去，一个文学领域里的“瞿秋白”终于被描画全了，他的“文学理论与文化思想”即他的扩大了的“文学世界”作为了一个学术课题被一一论证出来，串缀起来，沿着细目章节逻辑地铺展出一部辉煌的、耀眼的文艺思想探索史、演进史、争斗史，在20世纪的中国左翼文坛绽放出特别的光芒，吹奏出特别的旋律。瞿秋白的文艺精神及其团队在中国现代文学理论与文化思想的总体演进中占了一个重要的方阵，它的积极的启示意义与进步的内容影响一直绵延到今天。

　　毛泽东在1950年12月31日为瞿秋白题写过的那一段话，原来是拟作为《瞿秋白文集》隆重出版的“题词”。但在此书正式出版时（只出版了“文学编”）被不知什么人抽掉了，重见天日时已经是中国文坛拨乱反正文化复兴的新时期了。这段话措词饱孕含义，寄意深远，直到六十年后的今天这段文字的核心意思仍然值得我们细细咀嚼，细细诠释，细细领会与消化：

　　瞿秋白同志死去十五年了。在他生前，许多人不了解他，或者反对他，但他为人民工作的勇气并没有挫下来，他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瞿秋白同志是肯用脑子想问题的，他是有思想的。

　　我想在这里特别重复与提示的正是最后的几句话：“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瞿秋白同志是肯用脑子想问题的，他是有思想的。”——瞿秋白的“思想”是经过他的“脑子”思想出来的，它会永远“保存下来”，“永远活着，不会死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在他生前，许多人不了解他。”他死后的很长的时间里仍然有许多人“不了解他”。但愿我的这本论稿包括这一篇“余墨残渖”的“多余的话”对“了解”瞿秋白有所帮助，有所推动。

　　瞿秋白1921年12月19日在《赤都心史》中写下了下面的一段话：

　　我竟成“多余的人”呵！噫！忏悔，悲叹，伤感，自己也曾以为不是寻常人，回头看一看，又有什么特异，可笑可笑。……宁可我溅血以偿社会，毋使社会杀吾感觉。……我要“心”，我要感觉！我要哭，要恸哭。

　　这段话大抵可从形象思维的层面画出瞿秋白走向社会深处时心灵的颤动。他称自己“多余的人”或许不确，他写《多余的话》，引起许多的误解，其实没有《多余的话》，瞿秋白的一生倒反而是肯定会被误解的。“宁可我溅血以偿社会，毋使社会杀吾感觉”——上一句话瞿秋白已经壮烈地实践了，下一句话，则是我们祈望于整个社会的。

摘自《瞿秋白的文学世界》 作者：胡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