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地缘原因，越南历史上一直仿习我中土之制，1919年还开考了最后一科进士。胡志明(1890～1969年)，原名阮必成，出生于越南中部义安省南坛县黄稠村。其父阮生辉，十九世纪末阮朝进士副榜出身，教书为生的汉学家，担任过南部大夫。

　　中文不仅是越南的科举用语，也是衡量越南知识分子修养程度的一大标志。1920年代中国大革命时期，胡志明等越共领导人就与中共关系密切。1930年代，在第三国际指导下，不少在华越共党员直接加入中共，如后任越军第四军区司令的洪水(1908～1956年，中共少将)，1926年入黄埔军校，加入中共，参加广州起义、土地革命，东江游击队连政委、红军学校工农剧社社长，参加长征参加整风;1945年回国参加抗法战争，1951年重返中国，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条令局副局长，《战斗训练》杂志社长。

　　1949年后，中共向越共无偿提供大量物资，派遣顾问，鼎力支援越南抗法。中共与越共关系极深，影响自然也极深。中共以俄为师，越共则是以中为师。中共对越共，真正既有深远历史渊源，亦有现实影响。

　　1951年3月，越共(当时称“越南劳动党”)召开第二届代表大会，将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并列为指导方针，马恩列斯毛五像并悬。是年，越共还直接模仿延安整风，在越南北方开展针对知识分子的整风与思想改造运动。运动的两项主要方式亦学自中共：一、邀请知识分子参加土改;二、成立各种学习班，开展各种政治学习。就连整风学习文件，也使用延安整风的中共文献，且直接搬用延安整风习语：“硬戴帽子”(不许自辩，必须认罪)、“车轮战”(连轴审)、“连环套”(无限上纲)……

　　在法国获得学位的陈德草，用法文出版研究现象学的著作(至今仍是西方哲学界重要参考书)，知名哲学家，1950年代初放弃在西方学术界的良好发展，回国参加越共反法战争。“思想改造”运动中，陈德草为表示与过去一刀两断及对未参加越共早期艰苦斗争的愧疚，在丛林中特意睡在蚊帐外，以便蚊子叮咬患染疟疾;因为许多越共老游击队员都得过此病，成为“红色标志”——越南革命者的特殊骄傲。

　　由于越共日益左倾化，意识形态方面越来越“严峻”，不少北方知识分子深感寒意，离开越共控制区去了南方——南越。

陈寅

　　文艺思想方面，越共遵循“延安经验”，严格要求文艺为政治服务，胡志明提出“文化抗战化、抗战文化化”。1948年7月，印度支那共产党(越南劳动党前身)总书记长征(1907～1988年，原名邓春区)，在第二届越南文化工作者代表大会上明确宣布：在越南革命中，为艺术而艺术的西方艺术思想不能被允许，艺术必须为政治服务、为红色革命服务。长征这一报告成为北越文化工作的指南。越共此后历次政治运动中，作家、艺术家也像中国一样首当其冲。

　　越共也有一位类似我国周扬的红色文艺沙皇角色：中央委员素友(To Huu，诗人，1920～2002年)。1946年，素友调越共中央，负责文化及青少年工作;1949年，素友提出“艺术与政治结合”、“政治内容决定艺术形式”;1951年越共二大，素友当选越共中央候补委员;1954年，任越南劳动党中宣部副部长;1955年，成为越共中央委员，执掌越南文艺宣传工作。1954年，素友出版诗集《越北》，收集1947～1954年创作及翻译的28首诗歌，细致描绘抗法战斗与生活，北越官方奉为“社会主义现实文学”典范、革命文艺创作的样板。

　　春江水暖鸭先知，对越共日益左倾政策的最初质疑，也跟中国一样，来自需要自由的文艺界知识分子。1955年2月，约30名作家、艺术家联名上书越共中央，要求废除军队总政治部对文艺的领导，领头者为年轻诗人陈寅(1926～1997年)，一个对革命充满马雅可夫斯基式狂热的越共青年，洋溢爱国热情，崇尚个性独立与艺术创造力。他领着约20名文艺工作者面见越军总政治部主任阮志清，提出保障创作自由的三项要求，要求将创作自由还给艺术家文学家，遭到阮志清当面斥责。

　　一些研究北越知识分子的学者认为陈寅的活动与中国的胡风事件有关。因为当胡风对中共文艺界领导人(周扬)提出挑战时，陈寅正由越军总政治部派往中国，任务是撰写奠边府大捷剧本，求取文艺创作真经。因此，陈寅了解当时中国文艺界议论纷纷的胡风观点。这位陈寅，就是稍后“越南的胡风”。

　　1940年代后期，陈寅参加北越抗法斗争，1948年入党，当时就表现出反对塑造模式化英雄的文艺思想，与胡风反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大致同步。1951年，陈寅参加越共整风，对毛泽东思想与中共文艺动态十分熟悉，在越共文艺界有“中国大师”之称。研究者认为陈寅与胡风是在相同政治环境下的一对文艺界孪生子。

　　陈寅在自己的文艺创作中不但没拔高正面人物，而且尽量使用现实主义手法，十分贴近生活，实质挑战官方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只准表现社会主义光明面)，还发表文章严厉批评越共文艺权威素友诗集——《越北》。陈寅对当时的越共文艺界提出一系列质疑：

　　为什么没人去写政府机构?为什么没人去表现爱情?为什么只准写工人农民出身的人物?现实主义应该鼓励形式和内容上的百家争鸣。(程映虹：〈毛主义和中国模式在东欧和北越的影响——对“双百方针”和“反右”运动的再考察〉，载《当代中国研究》(出版于美国普林斯顿)2007年第3期，第43页。)

　　1954年秋，中国开展“反胡风”运动。1955年5月，陈寅在越南被劝告退党，1956年初下放土改工作队，强制“思想改造”。1955年5月16日，胡风在北京被捕；1956年2月，陈寅在越南被捕。一位参与决定逮捕陈寅的越共高干说：“中国有一个胡风，我们很可能也有一个。”陈寅在狱中自杀未遂。

　　1956年2月14～25日，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做了“解冻”的秘密报告，精神传到越南，陈寅被释放，参加“人文-佳品运动”，发表了很多作品。1957年秋，受中国“反右”运动影响，越南也发动“反右”，陈寅再遭清算，被开除出越南“作协”，下放劳动多年。此后，他长期研究和创作先锋派作品，1997年去世，去世前恢复越南“作协”会籍。

　　1956年2月，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震动全世界，冲击波影响最大的是社会主义阵营。东欧多国、中国、朝鲜、蒙古、越南等红色国家发生一系列地震级连锁反应。《秘密报告》在揭了斯大林问题盖子的同时，引发了全球红色信徒对苏联“美好社会主义”的强烈质疑：原来红色暴力如此惨烈?!原来社会主义苏联如此阴暗?!与高调标榜的“最高人道主义”形成无法解释的巨大价值冲突。《秘密报告》直接引发了1956年底的波匈事件、中国的“双百方针”与整风运动。1956年秋，北越知识界也发起“人文-佳品运动”，义安省农民因反抗越共“土改”而武装暴动，越南北方一些城市发生工人与学生的骚乱。

　　1956年4月，苏共中央派米高扬飞赴北京、河内，通报苏共二十大“非斯大林化”精神。中共旋宣布施行自由化的“双百方针”，激起北越知识界共鸣，要求越共中央检讨前一阶段的左倾文艺政策。在这样的背景下，越共以逮捕陈寅未经高层批准为由，开释陈寅。8月，越共迫于知识界压力，同意北越知识分子召开“第一届越南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10月，越共主管文艺的素友与阮庭氏公开承认犯了压制知识分子自由创作的错误；主持审查逮捕陈寅的怀青撰文表示：将陈寅定为“反革命”是毫无根据与完全错误的。

　　1956年夏，受苏共“二十大”及中共“双百方针”影响，越共此前的“反自由化”运动失去势头，越南知识分子恢复对越共的批评。他们对越共1953年在农村的两星期恐怖运动及随后展开的暴烈土改提出批评。“两星期恐怖运动”中，平均每村整死4～5人。1953年2月底，胡志明就“两星期农村运动”的失控，公开向农民道歉。土改中，大量中农、富农被划“地主”，受到打击乃至枪决。越共对土改对象家属实行“社会隔离”政策，导致大批妇女儿童饿死家中。党内不少老区干部反对这种暴烈土改政策，但受到积极贯彻新政策的外来干部的打击，老区干部有的遭到惩处，甚至被杀害。此时，这些“阴暗面”被一一揭出，越共承认土改扩大化，打击面过宽，尤其错划了战争时期“白皮红心”的革命参加者。1957年底，负责土改的越共总书记长征引咎辞职。

　　1956年8～11月，以陈寅、阮有当、黎达、黄琴等为首的一批作家，在北越知识界发起“人文-佳品运动”。《人文》是一份公开的民办政治性周刊，刊名“人文”意在革命必须兼顾人本人道，包含注重中国儒学陶冶人性之意。这一时期还出现五六份民办刊物，这些民间刊物对官方刊物的销路形成强烈冲击，政府不得不通过压缩纸张分配以限制民间刊物的发行量。1956年10月，北越“自由化运动”达到高潮，潘魁带领越南文化代表团访华，出席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活动。“鲁迅精神”成为北越异议知识分子向左倾文化政策挑战的一面旗帜。

　　1956年10月底，当越共中央承认土改犯了严重错误的消息传到农村，农民并未感恩戴德。11月5日，义安省发生农民武装暴动，参加者约两万余。越共被迫调动精锐的越军第325师镇压，一周后平叛，六千越南农民被杀或被迫迁移。

　　1956年12月，在苏联镇压匈牙利革命后第五天，越共也迅速转向，《人民报》发表社论：

　　我们不应允许任何人利用民主的自由和表达的自由离间党和人民，诽谤我们的制度，在人民之间制造混乱，或者散布有害的、反动的思想。

　　12月18日，根据北越政府主席令，河内市政府停止《人文》、《佳品》出版，关闭出版两份杂志的明德出版社，不仅没收市面上的杂志，还要求人们自觉上交过去购买的这两份杂志。

胡志明

　　1957年初，中共号召鸣放，越共亦步亦趋，重新允许知识分子鸣放。1957年初秋，中共发起大规模反右。胡志明7月8日出访苏朝东欧路经北京，8月底回国仍在北京中转。中文程度很高的胡志明在机场随手翻看中国报刊，闻知中国当时浓烈至极的反右。胡志明回国后，越共结束“自由化”，发起越南的反右。

　　1958年1月6日，越共中央通过《政治局关于文学问题的决定》，要求将“颠覆分子”从文学组织中清除出去，对知识分子进行“马列主义再教育”。越共没使用含蓄的“右派”，而用色彩鲜烈的“反革命”、“反党”、“右倾错误”。1958年2月，首批参加人文-佳品运动的172名知识分子押入“再教育班”，3月再押送第二批304名知识分子。这些人中，大多是作家、艺术家、教师、干部、文化出版机构人员。此后，三人被捕判刑，未出示任何令人信服的证据，便指控他们为“法国间谍”，分别判处5～15年徒刑。

　　北越的反右运动中，“自由化”带头人物均遭整肃。潘魁(1887～1959年)出生于官僚家族，精通汉文，很早就接触西方新思想，拥有革新精神，提倡人权。潘魁的文章带着讽刺尖锐风格，给当时文坛带来一股新气息，在越南各报相当有名气，是德高望重的民族主义知识分子。

　　潘父1883年乃河内总督，法国占领河内前自杀，成为越南民族主义的象征性人物。潘魁本人1907年就成为越南知识分子反法运动领袖，1940年代末支持越共领导的反法民族独立运动，是越共重要的统战对象，其子也是越共统一战线组织“祖国阵线”机关报编辑。潘魁还是越南翻译鲁迅小说第一译者，他的两册《鲁迅小说选集》，1957年由越南作协出版社出版，引起许多作家、知识分子的关注。

　　反右运动开展后，潘魁被开除出文联，下放劳动，就在当局准备给他“安装”一个罪名审判时去世，不久，其子也不明死亡。这个三代为越南民族独立自由奋斗的家族，悲剧性告终。

　　反右中，“越南的胡风”陈寅被停止“文联”会员三年资格。

　　1958年夏，越共发起大规模“下乡进厂”运动，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无论是否参加人文-佳品运动)都必须去农村或工厂。凡是在《人文》、《佳品》上发表文章者均被定为“人文-佳品”集团分子，党员开除党籍，有的开除公职，有的软禁，有的劳改，有的下狱，境遇悲惨。当时，一些越南知识分子自比越共小老婆——无论你如何忠心耿耿，越共也不会“明媒正娶”，不会改变你的身份。越共至今对整个运动与个人都未平反，一直维持原判。

从1976年第六届国会选举开始，越南在全国开始进行普选，目前的第十三届国会中，越共党员和获得越共统战组织“越南祖国阵线”提名的独立人士占据496席，自荐独立参选人士4席。图为河内的选举宣传画

文：裴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