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时代北大的“兼容并包”和对五四运动的坚定支持已是众所周知，却不知道，大量屠杀了中共党员的4·12政变，蔡元培先生也是坚定的支持者和谋划者、推动者。

密谋“清党”

3月21日，张静江自江西蒋介石行营到达杭州。当晚，蔡元培与邵元冲即往张所住的新新旅馆拜访，张静江向他们介绍了有关蒋介石正在策划的“反共清党计划”，说:“介石对于与共产党分离事已具决心，南京定后，即当来宁共商应付”。

3月28日，蔡元培任会议主席，和国民党右派分子吴稚晖，李石曾，古应芬在上海召开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会议。吴稚晖在会上报告了他在3月6日与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谈话经过，当时吴问陈，中国实行共产主义须若干年?陈答20年。以此为理由，吴认为“共产党员谋叛国民党”，认为“应予纠察”，提议对共产党进行弹劾。

蔡元培立即附议，并补充建议“取消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党籍”。在蔡元培主持下，吴稚晖的反共提案获得通过，并由吴拟具监察委员全体会议决议草案。这次会议上把蒋介石将要进行的“清党”活动定名为“护党救国运动”。

4月2日，再次召开国民党监察会议，当时参加国民党监察会议的代表是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古应芬、陈果夫、李宗仁、黄绍竑八人。国民党全体监察委员共有20人，以区区8位代表开会，而称为全体会议，蔡元培再任主席。

会议通过了吴稚晖草拟“请查办共产党呈文”，呈文称去年双十节湖北共产党敬告同志宣言认为“一:十年内中国国民党灭亡，中国实行列宁式共产主义”等，均引为共产党人“罪证”，所以“特将亡党卖国之逆谋十分急迫提呈本会，伏祈予公决，得咨交中央委员会非共产党委员及未附逆委员临时会讨论，可否出以非常之处置，护救非常之巨祸”。

蔡元培则继之提出了两个报告，共罗列了共产党“阻止入(国民)党”、“煽惑民众”、“扰乱后方”，“捣毁米铺”，“压迫工人”等四项内容，中共“三大”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也作“罪证”附后。

4月8日，由蒋介石指派吴稚晖、何应钦、陈果夫等组织的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委员会议，蔡元培为委员之一。该会规定“得以会议方式决定上海市一切军事、政治、财政主权，并指导当地党务”。

6月20日至21日，蔡元培和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参加了蒋介石冯玉祥在徐州举行的会议。会议决定取消武汉政府，驱逐共产党，促使宁汉合流。冯玉祥在其地盘内进行“清党”反共。

当时蔡元培是蒋介石最忠实的盟友。在当年夏天，蒋介石被迫“下野”和其后复出的过程中，蔡元培都是最坚定地站在蒋介石身边的支持者，甚至和蒋介石一起“下野”，在同年12月1日，蒋介石婚礼上担任证婚人。

4月12日，由上海开始的“清党”活动，国民党屠杀共产党人及群众五千余人，一时血雨腥风，席卷全国。知识界为之哗然。

北京的周作人则连发“怎么说才好”，“功臣”等文，抨击“清党”中的残暴行径，并指出:“最奇怪的是知识阶级的吴稚晖忽然会大发其杀人狂，而且也是知识阶级的蔡(蔡元培)、胡(适)诸君，身在上海又视若无睹，此种现象，除中国人特嗜杀人说外，别无方法可以说明”。“南方之事全败于清党”，而“吴蔡诸元老”难却其责。

蔡元培在“清党”中曾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积极态度。孙常炜在“蔡元培先生年谱传记”中称蔡元培“与张人杰 (静江)、吴敬恒(稚晖)、李煜瀛(石曾)等朝夕与蒋总司令中正讨论清党大计”。而一向十分尊重蔡元培的学生柳亚子在“纪念蔡元培先生”一文中就提到蔡元培“清党”的态度曾给他极大的震动。他说:“蔡先生一生和平敦厚，蔼然使人如坐春风，但在民国十六年上半年，却动了一些火气，参加了‘清党’运动。一张用中央监察委员会名义发表的通缉名单，真是洋洋大观，连我也大受其影响。”

柳亚子所说的“影响”，其实很委婉，如果说直白一点，那就是蔡元培在密谋“清党”之时，将柳亚子也列入了黑名单。

从1927年3月底，至4月中旬，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部分右派在上海多次策划“清党”，这一系列密会的主席就是蔡元培。

3月28日的会议，被称为“预备会”，5名到会的监察委员中，除古应芬资历稍浅以外，其余4人都是民国元老:即蔡元培、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根据会议的原始记录:吴稚晖首先发言，称中共“谋反”，应行纠察，开展“护党救国运动”，蔡元培作为主席，不仅不制止，反而立表赞成，提出把共产党人从国民党中“清除”出去的建议，与国民党极右分子–西山会议派的反共叫嚣同出一辙。

4月2日，正式开会，监察委员增加了陈果夫、李宗仁、黄绍竑3人。吴稚晖提交查办共党的呈文之后，蔡元培随即向大家出示两份材料作为证据，一份是中共自二大以来“阴谋破坏国民党”的种种决议和通告，另一份是中共在浙江“阻止入党”、“煽惑民众”、“扰乱后方”、“捣毁米铺”、“压迫工人”等若干条罪状。经过他同意，会上还审定了既有毛泽东、周恩来、陈独秀等中共领袖，也有柳亚子、徐谦、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人士的黑名单，将近两百人，与会者一致决定:咨请中央执行委员会立即采取紧急措施，将这些首要危险分子，“就地知照治安机关，分别看管，制止活动”。此后，在蔡元培的主持下，这一部分监察委员又开了4次“清党”密会。

当然，光是开密会，肯定不够光明正大，凡是都得师出有名，才能理直气壮。于是，蔡元培又在4月9日，同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等人一起发出3000余字的“护党救国”联名通电，痛斥联共政策的种种荒谬，严词指责工农运动，号召“全体同志念党国之危机，凛丧亡之无日，披发缨冠，共图匡济;扶危定倾，端视此举”，从而为蒋介石的反革命政变作了舆论上的准备。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4月12日下午，反动军队占领上海总工会和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处。接着，查封或解散革命组织和进步团体，进行疯狂的搜捕和屠杀。在事变后3天中，上海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者300多人，被捕者500多人，失踪者5000多人，优秀共产党员汪寿华、陈延年、赵世炎等光荣牺牲。4月15日，广州的国民党反动派也发动反革命政变。当天捕去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2000多人，封闭工会和团体200多个，优秀的共产党员萧楚女、熊雄、李启汉等被害。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西等省也以“清党”名义，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大屠杀。奉系军阀也在北京捕杀共产党员。

4月28日，李大钊和其他19名革命者从容就义。“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标志着中国阶级关系和革命形势的重大变化。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从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完全转变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从此，蒋介石和他的追随者完全从革命统一战线中分裂出去。革命在部分地区遭到重大失败。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政府，与保持国共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相对抗。在北京，还存在奉系军阀张作霖政权。全国出现3个政权互相对峙的局面。

此外，一般都说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国民党“清党”只针对中共，给中共造成了巨大损失，但另一事实也不容忽略:国民党“清党”不但是杀害中共党员，还屠杀了约43万对蒋、汪持反对意见，忠实于孙中山、拥护和执行三大政策的中下层国民党党员。

国共双方的基层党员、干部关系密切，而且双方的主张并无太大分歧，长期在一个战壕中并肩战斗，双方早已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清党”分共，不过是国民党反对派上层为争夺北伐战争胜利果实与全国政治权力的谋略手段，并不为大批国民党下层党员及“左”派所认可，岂是上面一句话就可以让他们互相轻易杀戮的?

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在“清党”之时，国民党高层喊出了“宁可错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口号，现在人只是想当然地认为是其白色恐怖，却不知这口号是有针对性的。

(摘自《炎黄世界》 文/山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