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当日，蒋介石即给毛泽东发去电报，后又连发两封电报，催促国共在重庆举行和平谈判，一次比一次急切，表现出少有的热情。蒋介石之所以如此迫不及待，是因为当时国内国际大背景下的历史必然。

　　蒋介石真的措手不及

　　欧洲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后，美英苏三大国就酝酿着早日结束亚洲的战争，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1945年7月16日，三大国在德国柏林郊外波茨坦召开会议，通过了著名的《波茨坦公告》。但日本拒不接受《波茨坦公告》，声称要“决心战至最悲惨的结局”。

　　蒋介石对即将到来的胜利一点精神准备都没有，还在卢沟桥事变8周年发表纪念文章，号召全国军民还要有长期作战的精神准备。

　　美国总统杜鲁门早就想尽快结束战争，7月21日，他在得知美国原子弹试验成功的消息后，对于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心中终于有了底。8月6日晨8时，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腾空而起的耀眼的蘑菇云也惊醒了斯大林，苏联于8日对日宣战，苏联红军出兵东北。骄横的日本军阀还是不投降。9日11时30分，美国又在日本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广岛和长崎遭受灭顶之灾，日本天皇很快便召开御前会议，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无条件投降。

　　胜利来得太突然了，蒋介石真的措手不及。此时，国民党军事主力偏处西南，日军仍然占领自东北至广东的大片国土，接收与缴械的问题已迫在眉睫，诸如广州、长沙、武汉、南昌、九江、安庆、南京、上海、杭州、徐州、郑州、洛阳、青岛、济南、北平、天津、山海关、承德、赤峰、多伦、古北口、张家口、归绥、太原、包头、石家庄等战略要点的接收，对于蒋介石来说至关重要，而他的主力部队距这些地方都太远。

　　而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已发展到120万，民兵也有220万，解放区面积约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中国共产党密切关注着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局势。8月1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写了《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军任务的决定》，明确指出：日本投降后，国民党一定向解放区进攻，和我们就接收问题，有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

　　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发布命令，号召各解放区抗日部队向日伪军发起猛烈进攻，并命令附近的日伪军在限定的时间内缴出全部武器，如拒不投降，立即予以消灭，八路军、新四军将接收其所占的城镇和交通要道。延安总部又连续发布6道命令，要求各解放区武装部队向敌伪所占地区和交通要道展开积极进攻，包括要求冀热辽解放区等地的部队向东北进军，迫使日伪军投降。

　　斯大林两次来电催促

　　蒋介石最担心苏联出于政治信念的立场，会全力支持中共，使其日渐坐大。

　　其实，蒋介石哪里知晓斯大林对毛泽东有着很深的误解。抗日战争初期，当毛泽东提出独立自主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斯大林就十分不满，唯恐这种“独立自主”无边无际，以至得罪国民党得罪蒋介石，影响到苏联的战略利益，于是，他立即派王明回国监督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斯大林一直过高地估计国民党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中共的力量，甚至认为战后的中国只能承认蒋介石的领袖地位，只能由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来实现中国的统一。共产党只有妥协，避免内战，建立以蒋介石为领袖的联合政府。直至1948年，他在一次谈话中还说：战后我们曾邀请中国同志到莫斯科来，讨论中国的形势。我们直率地对他们说，中国同志应设法和蒋介石达成妥协，他们应参加蒋介石政府并解散自己的军队。

　　对于国共重庆谈判，斯大林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表示了明确的态度，支持毛泽东去重庆谈判，“寻求维持国内和平的协议”，“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否则一但打起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在蒋介石给毛泽东发来第三封电报时，斯大林也发来了第二封电报，再次催促毛泽东成行，并指出，蒋介石已再三邀请你去重庆协商国事，在此情况下，如果一味拒绝，国内、国际各方面就不能理解。如果内战真的打起来，责任由谁承担？斯大林还在电报中担保：你到重庆同蒋介石会谈，你的安全由苏、美两家负责承担。

　　民主人士从中斡旋

　　国共之间剑拔弩张的形势，急坏了中间人士，他们担心大规模内战的发生。以褚辅成为首的7名参政员于6月2日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希望国共继续商谈，从速完成团结。中共中央十分体谅褚辅成等人的良苦用心，于16日复函，恳切表示出和平的意愿，并邀请他们前往延安。

　　褚辅成、黄炎培、冷遹、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除却因病的王云五，6位参政员于7月1日从重庆飞抵延安。他们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林伯渠、吴玉章的热情接待。双方达成《中共代表与褚辅成、黄炎培等六参政员延安会谈记录》，取得两点共识：一、停止进行国民大会；二、从速召开政治会议。

　　中共中央对和平表示出积极的态度，甚至作出了一定的妥协，并准备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只要国民党改变反共政策，可以考虑承认“独裁加若干民主”的解决方式。中共对于和平谈判，已经发出了十分明显的信号。这样，中间力量才得以从中斡旋和游说。

　　1945年8月5日，中国民主同盟发表《在抗战胜利声中的紧急呼吁》，提出“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口号。

　　黄炎培从延安回到重庆后，与胡厥文、章乃器、施复亮、李烛尘等共同筹备组织中国民主建国会。主张对美苏采取平衡政策，对国共采取调和态度，要求政治民主、经济和思想自由。第三党负责人章伯钧向记者发表谈话，要求国民党“立即结束党治，实行民主，给人民以民主权利，并承认现有一切抗日民主党派合法地位”。

　　和平、民主、团结，成为抗战胜利后中国的关键词。蒋介石正是接过这些口号，作为邀请毛泽东来渝的重要理由。

　　中共中央于8月23日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通过和平途径，建设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的新中国。认为抗日战争阶段已经结束，新的阶段是和平建设，应当力争一个和平建设时期，避免内战或使全面内战尽可能地推迟爆发。于是，中共中央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为代表，赴重庆桂园与国民党谈判。8月28日，毛泽东等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的陪同下，从延安乘专机赴重庆。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飞抵重庆。晚8时半，蒋介石在重庆山洞林园官邸举行宴会，欢迎毛泽东一行。对于毛泽东的到来，蒋介石在8月30日的日记中写道：“毛泽东果应召来渝，此虽威德所致，而实上帝所赐也。”蒋介石日记，1945年8月30日。“应召”、“威德”四字将蒋介石以统治者自居、高高在上的心态暴露无遗。

　　谈判结果

　　经过40多天艰苦而复杂的谈判，国共双方正式签署会谈纪要。因为是10月10日签订，纪要又称“双十协定”。国民党当局承认“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同意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但是，对于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政权的合法地位问题，国共双方未能达成协议。

　　而且这份协议不久就被蒋介石撕破，全面内战爆发，直至经过三年内战，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全面瓦解，蒋介石避走台湾。1947年8月，《解放日报》发表社论《一年的教训》，评价重庆谈判一年来的局势发展，总结经验教训.

初谈不顺

　　8月28日，毛泽东到达重庆的当天，蒋介石在林园官邸为他举行了欢迎宴会。席间，毛泽东称蒋介石为“委员长”，蒋介石则称毛泽东为“润之”。会后，蒋介石还邀请毛泽东在林园下榻。一对较量了十几年的老对手再次聚首，气氛似乎相当融洽。

　　对于毛泽东的到来，蒋介石心中还是很得意的。他在8月30日的日记中写道：“毛泽东果应召来渝，此虽威德所致，而实上帝所赐也。”

　　“应召”二字把蒋介石高高在上的心态表露无遗。他从未以平等之心看待中共，在他心目中，国民党与共产党更像封建时代的一种君臣关系。在这样的心态下，谈判注定不会顺利。

　　9月3日，经过几天的交换意见之后，共方向国方正式提交了11条谈判要点。其中包括拥护三民主义、拥护蒋主席的领导地位、惩治汉奸、停止武装冲突、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等等。而最关键的问题在于政权和军队。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杨天石告诉记者，谈判要点的实质就是解放区政权和人民军队的整编问题。在解放区问题上，共产党提出由共产党人担任山西、山东等五省解放区所在地的省主席，担任解放区广为分布的广东、湖北等六省的副主席，以及北平、天津、青岛、上海四个特别市的副市长；而国民党则只允许共产党参加政府，各解放区官员都需要国民党认可才能继续留任。军队问题上，共产党提出将人民军队整编成16个军48个师；而国民党坚持最多只允许保留12个师。双方的期望值，相差十万八千里。

　　看过共产党方面的这份方案后，蒋介石对国方代表王世杰、张治中等人说：“中共代表昨日提出之方案，实无一驳之价值。”在他看来，只有“实行三民主义”和“拥护蒋主席之领导地位”这两条才具有诚意，其他各条“在内容与精神上与此完全矛盾”。

　　其实，中共在筹备这次和谈时是做了相当大让步的。在1945年9月4日双方的“第一次谈话纪录”中记录着这样一段话，周恩来对国方代表邵力子说：“认为联合政府既不能做到，故此次并不提出，而只要求各党派参加政府……”

　　周恩来此处提到的“联合政府”问题，实是一桩公案。

　　1944年11月，当时担任美国总统私人代表的赫尔利自告奋勇到延安调停国共矛盾。刚刚上任的赫尔利信心满满，认为自己一定能做成这个和事老。

　　在与赫尔利谈判时，中共领导人提出了五点协定草案，其核心问题就是把国民政府改组为包括各党派在内的联合政府，并提出各党派享有平等地位。赫尔利觉得共产党的提议很公平，没有什么不合理，便欣然同意了。

　　可当赫尔利拿着协议，兴冲冲返回重庆时，却被蒋介石兜头泼了一盆凉水。蒋介石明确表示，国民党绝不可能与共产党相提并论，联合政府云云更是休想，接受这个协议就意味着国民党的彻底失败，必然导致中共控制政府。

　　原本就是蒋介石说客的赫尔利，看到自己与中共的协议受到如此强烈的抵制，又马上翻了脸，很快给中共发来了与五点协议背道而驰的三点协议。从这次反复中，共产党也明白，想让蒋介石接受联合政府的方案，无异于与虎谋皮。

　　谈判从一开始，便陷入了僵局。

赫尔利再出马

　　1945年9月10日至15日，国共代表连续举行了四次正式会谈。尽管双方在国民大会及政治会议等问题上都做了一些让步，但在核心的军队和解放区问题上，还是毫无进展。

　　此时，肩负促成国共和谈任务的美国大使赫尔利，收到了回国述职的命令。掐指算来，他在中国已经呆了一年有余，国共双方的矛盾到底解决了多少？当初他拍着胸脯向美国总统杜鲁门保证促成国共合作，到底有没有谱？回国之前，他迫切地想拿到一份国共双方的书面协议。哪怕是纸上和平，也好向杜鲁门交差了。

　　但是国共双方谈了半个月仍各执一词，赫尔利急了！

　　9月17日，就在准备回国的前一天，赫尔利宴请了国共双方的最高领导人和谈判代表。

　　席间，赫尔利表示，无论如何要尽快发一份公告，不仅说明双方在一般的和平建国原则问题上所达成的谅解，而且也应该对军队问题有一个明确的决定。

　　听双方说来说去，赫尔利发现谈判还是在军队问题上卡了壳。为了尽快拿到和谈协议，赫尔利主动向周恩来提出将国共军队照比例缩编的想法。对此，中共方面认为可以接受。

　　19日，在新一轮谈判中，周恩来提出：“关于军队数目，赫尔利大使拟议中央与中共军队之比例数为五分之一，我方以此比例考虑，愿让步至七分之一，即中央现有262个师，我方应编有43个师，较9月3日所提方案让步5个师，以后中央裁减缩编，中共亦依此比例裁编。”关于解放区问题，周恩来也提出中共愿意从广东、海南岛、浙江、苏南等8个地区撤退，仅驻防在山东、河北、察哈尔等北方地区。

　　在当日的“谈话纪录”中可以看到这样剑拔弩张的一幕。当国民党代表一一否定了中共的提议后，王若飞当场拍了桌子，气愤地说：“那么，中央将我党军队都消灭好了。”

　　面对僵局，周恩来一针见血地指出：“虽然今日我等之商谈，系出于平等之态度，然而国民党之观念是自大的，是不以平等待中共的，故国民党及其政府皆视我党为被统治者，为投降者……今日我党已承认蒋先生之领导地位，已承认国民党为中国之第一大党。就蒋先生之地位而言，只有他可以说领导各党各派，领导全中国，因此蒋先生不只是国民党之总裁，而且是全国的领袖，但国民党却不能以领导者自居，而以被统治者视我党。”

　　赫尔利当晚找到蒋介石，软磨硬泡，终于迫使蒋把中共军队数量让至20个师。不过，蒋介石强调：中共必须承认此数，不能再加，并且不能再提按国军数目比例的事。

　　赫尔利的归国行程不能再拖了。他连夜找到毛泽东，想逼共产党接受蒋介石的最后通牒。但不论他如何巧舌如簧，气急败坏，乃至言辞尖利，毛泽东坚不让步。第二天，赫尔利只好带着他未完成的任务返回美国，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杀心暗起

　　9月27日，蒋介石索性带着宋美龄到西昌度假去了。

　　在飞机上，蒋介石看到了当日《新华日报》上刊登的毛泽东回答路透社记者提问的报道。毛泽东说：“中共现有一百二十万党员，在它领导下获得民主生活的人民现已远超过一万万。这些人民，按照自愿的原则，组织了现在数达一百二十万人以上的军队和二百二十万人以上的民兵，他们除分布于华北各省与西北的陕甘宁边区外，还分布于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各省。中共的党员，则分布于全国各省。”

　　看到这段话，多日来郁积在蒋介石心中的愤怒爆发了。想到剿共多年，共军却越剿越多，如今共产党代表已经与他在同一张桌子上谈判了，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忿忿地写道：“如此罪大恶极之祸首，尤不自后悔，而反要求编组一百二十万军队，割据陇海路以北七省市之地区，皆为其势力范围所有，政府一再劝导退让，总不能餍其无穷之欲壑，如不加审治，何以对我为抗战而死军民在天之灵耶？”

　　身怀利器，杀心顿起。就在毛泽东到达重庆的第二天，蒋介石就翻出1933年在庐山军官训练团炮制的《剿匪手本》，让何应钦重印下发。到了西昌，他顾不上游山玩水，一个人闷在屋里策划着一个惊天之举。

　　2007年，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开放了存放在该院的《蒋介石日记》手稿本。作为长期研究蒋介石的专家，杨天石两度赴美研读《蒋介石日记》。在1945年9月29日的蒋介石日记中，杨天石看到他罗列了中共11条罪状，并决心要扣押和审判毛泽东的文字。

　　“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反复看了好几遍，才确认自己没有看错。”杨天石对记者这样形容当时的震惊，“以前，从没有任何文献流露过蒋介石想趁重庆谈判期间扣押甚至审判毛泽东。”

　　杨天石告诉记者，对于“扣毛”的后果，蒋介石非常清楚，他首先想到了美苏双方可能的反应。由于当初赫尔利曾以美国的国格担保毛泽东赴渝谈判的人身安全，一旦他扣留了毛泽东，美国必定大为光火，而苏联很可能“以此借口，强占我东北，扰乱我新疆”。即便是这样，他还是觉得值。

　　看起来，蒋介石马上就要破釜沉舟，准备豁出去扣毛、审毛了，但在第二天他又犹豫起来。10月6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对共问题，郑重考虑，不敢稍有孟浪。总不使内外有所藉口，或因此再起纷扰，最后惟有天命是从也。”

　　蒋介石怎么又回心转意了呢？杨天石对记者说：“审治毛泽东是一件不得了的事，蒋介石一定会想到一旦他孤注一掷，那么娄子可就捅大了！他不得不考虑国际和国内的反应。最主要的是，中国刚刚打败日本，蒋介石觉得自己正处于事业的顶峰，他不相信毛泽东可以成事。他曾经说过，我有400万军队，我想怎样就怎样！”哪怕把毛泽东放回去，甚至再发给他一枚“胜利勋章”，来日沙场上见，照样能稳操胜券。在日记中，蒋介石自负地写道：“断定其人决无成事之可能，而亦不足妨碍我统一之事业，任其变动，终不能跳出此掌一握之中。”

　　杨天石教授说，蒋介石一生中做过很多错误的判断，这恐怕是其中最大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