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曾混迹十里洋场的“蓝苹”

原名李云鹤的江青，出生于一个地主家庭，家境中下，生活不算很富裕。李家的二女儿即江青，自幼聪慧，身材修长，面容姣好，是个窈窕淑女。不过，由于江青的母亲是李家小老婆而在青少年时期受到歧视，叛逆和虚荣的双重性格在她的人生中烙印颇深。

许多人可能不清楚，江青与后来大红大紫的康生同是山东诸城人。江青家住在县城东门外，父母要把她送到城内东街南区的聊城小学读书。她每天上学都要经过东街的张家。而张家的第三代就是康生。康生后来曾亲口说：江青每天上学从他家门前过，他是目迎目送。

上世纪20年代康生进上海大学学习，这期间十几岁的江青因家境困难外出学艺。后在上海，以蓝苹为名演戏，拍电影，参加进步活动，坐过牢。康生与江青在上海倒没有什么来往。

十几岁时的江青（当时还名李云鹤）曾对黑暗的社会不满，这从她在山东青岛结识和跟随俞启威参加过革命活动，并在30年代前期一度加入过共产党组织也可以得到证明。

江青入党不久，青岛的党组织遭到破坏，她在白色恐怖下脱党跑到上海，还办过自首手续，并与国民党“复兴社”特务崔万秋拉上了关系。作为当时上海滩的电影明星，江青是被崔万秋等人捧出来的。崔万秋是个惯搞两面派的人物，因此也允许江青参加一点进步活动。江青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被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一度逮捕。这一历史背景也是日后江青极为避讳与不愿提及的

在上海滩这个大染缸，艺名“蓝苹”的江青不可避免地沾染上十里洋场的一些腐朽作风。其间，江青也有落魄之时，所住的亭子间夜间经常有男人来往。一次有个男人毒打她，这位“蓝苹”小姐大喊救命，同楼的保姆秦桂贞赶去救护，还受了伤。

（二）借送腊肉之机初见毛泽东

1937年8月，江青来到延安，并进入鲁迅艺术学院学习。艺名“蓝苹”的江青当时属于比较知名的左翼文化人，尤其是作为奔赴延安的第一位比较著名的明星，在延安还是受到比较热情的欢迎的。

据当时担任毛泽东机要秘书的叶子龙回忆，洛川会议结束的当天傍晚，他到院子外散步时遇见肖劲光、朱仲芷夫妇和一个青年女子在一起交谈。肖劲光和叶子龙都是湖南老乡，早在江西苏区就很熟悉。

肖劲光为叶子龙介绍说：“她叫李云鹤，艺名蓝苹，是从上海来的进步青年，可是个电影明星哩，今天到的，准备去延安参加革命工作。”这时，蓝苹很大方很主动地与叶子龙握手问候。

第二天，中央和军委领导同志分别乘车回延安，江青穿一件浅蓝色旗袍，很显眼地坐在车厢里，搭便车同行。朴素大方的装束，窈窕的身材，俊美的容貌，灵动的眼神，蓝苹给予毛泽东的第一印象应该是美好的。而毛泽东颀长的身材，儒雅的风度，幽默的谈吐，对于向往革命改变人生的蓝苹来说，也是具有心灵震撼力的。

大约就是在这个时候，“蓝苹”为自己起了新的名字—-江青，应该是寓意此后人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吧。到延安后，此后，按照组织要求，新到延安的革命青年需要填写个人自传材料，她也署名“江青”。

江青与毛见第一面的居中搭线人，是一位名叫朱仲芷的女子。

朱仲芷、朱仲丽姐妹之父朱剑凡是湖南长沙人，曾经资助进步青年创办文化书社，与毛泽东有深厚交谊。来延安之前，朱家做好了湖南腊肉，让女儿捎给毛泽东。到延安第二天，朱仲芷给毛泽东送腊肉，蓝苹要求一起去。

据朱仲丽转述的朱仲芷回忆：“江青跟我一块儿去的，也真见到了毛主席。可那天毛主席正好谈完话，在院子里踱步想问题，只和我们谈了几句话，没有请我和江青进窑洞里坐。我不敢多打扰，就把江青带回来了。”

这次拜访时间很短，在江青与毛泽东的情感进程中有何影响不得而知。但是，几天同行交往，江青给朱仲芷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25岁，好精干的人。”朱仲芷对江青的这个印象评价，应该是比较中肯的。

（三）“主席就是通过艺术认识我的”

江青能够在延安立得住脚，并且最终走进毛的生活，同乡康生在后来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1937年11月29日，王明、康生、陈云乘坐苏联运输机，从莫斯科经迪化(乌鲁木齐)、兰州降落延安。1938年3月，与江青有同乡之谊的康生接替罗迈(李维汉)担任中央党校校长，康生与江青在延安相见都有他乡遇故知之感。

这时，康生除兼任中央党校校长外，还是负责保卫工作的社会部长，他的夫人曹轶欧担任中央党校干部处处长。中央社会部在离延安城西北八公里外的枣园村。

康生后来请江青到枣园玩，按组织程度与纪律讲，这是很特殊的。康生曾立有严格的规定，未经许可，任何人从中央社会部的门口过都不行。不过，康生对同乡江青显然另眼相看。时过不久，康生就将江青从鲁艺调到中央党校学习，专门组织了一个小班，有江青、张茹之等五六个女同学。这个班直接由曹轶欧管。

当时延安文艺演出活动非常频繁，鲁艺戏剧系承担着主要任务，江青又一度活跃在延安文艺舞台上。

1938年7月，建党纪念日和抗战周年纪念日来临之际，延安组织“抗战戏剧节”。鲁艺一连排练了三个现代戏：京剧《松花江》、话剧《流寇队长》、歌剧《农村曲》。排练《流寇队长》时，江青主动挑选一个绰号“大红鞋”的农村暗娼角色。

7月7日，延安举行纪念抗战周年大会，上午各界群众冒雨追悼抗日阵亡将士及死难同胞，毛泽东作报告，下午进行文艺演出，压轴戏为《松花江》。正式演出时，康生请毛泽东一起来看戏。坐在前排，康生频频鼓掌叫好。演出完毕时毛泽东和康生到后台接见演员，当然特别接见了江青。

“主席就是通过艺术认识我的。”“文革”初期，江青在钓鱼台国宾馆看电影时，曾颇为得意地对秘书说。

据江青后来介绍，毛曾亲自找她出来，送给她一张他将在马列学院作报告的入场券。而据一直跟随在毛身边的叶子龙回忆，“有一天，江青找到我，把两张戏票塞到我手里，说是请主席看戏，要我也去。我把票交给毛泽东，他真的去看了，是江青主演的平剧《打渔杀家》”。这个《打渔杀家》，就是1938年7月为纪念抗战一周年，鲁艺演出的新编京剧《松花江》，部分回忆文章中又称《松花江上》。

同普通人一样，江青与毛泽东的恋爱经过，同样是温馨和浪漫的，只是具体经过也许会成为永远的个人隐私与历史秘密了……

（四）“不走了，好嘛，有地方住”

延安虽然不大，新来的进步女青年江青想要接近毛主席，也并非易事。事实上，没有同乡康生的关照，江青应该也没有这个想法，更无法进入毛的住地。

至于康生为什么这样安排，这从他后来同别人讲的话中或可见一斑。

康生说：在中国要搞好社会关系，建立友谊，有两个法宝：一是教书，当教员，可供桃李满天下。中国人是“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学生自然要拥护你，不像苏联人师生关系淡薄。二是当月下佬，为他人介绍老婆。

江青后来讲，康生曾找她谈话，说：主席一个人，生活上没有人照顾，你去关心关心。

此时，由于“吴光伟事件”的影响，毛的夫人贺子珍已到西安、新疆，准备去苏联。尽管毛做了多次工作，但执拗的贺子珍执意不回来。甚至有人悄悄告诉她，小心别人抄了你的老家。她也不管，仍要去苏联治病。

江青第一次到毛那儿时，毛望着她说：“你来能有什么帮助？”

“我可以管生活、家务。”

“你能负担得起吗？”毛又问。

“能，试试看。”说完，她就帮助主席打扫屋子，把桌面收拾干净、整齐。收拾床铺时，不仅将床单扫净，连褥子都扫净，重新铺了。这些事此前都是警卫员做，他们都是来自农村的毛头小子，心没那么细，自然打扫不了这么干净。

这一次，毛没有留江青吃饭，她也比较拘谨，干完活就走了。

过了两三天，江青又去了，主席的屋子经过几天又乱了。她仔仔细细地打扫一番。之后，见主席衣服的胳膊肘破了，主动说：“我给你缝缝吧。”这次主席说：走这么远的路。留她吃了饭，才走的。

当时毛住在北门内凤凰山麓的李家窑洞。中央党校在延安城东北五公里处桥儿沟镇。

据警卫员蒋泽民回忆：“江青对毛泽东很关心，照顾得也还周到。毛泽东工作累了，放下手中的笔靠在藤椅上休息时，江青立即给毛泽东点支烟，放在他手里，然后打开留声机，放一段乐曲。在那动听的像小河流水一样清清流放的音乐中，毛泽东很快消除了疲劳，又继续挥毫疾书。有时候，江青也给毛泽东唱段京戏，她的唱腔不错，毛泽东微笑着听着，欣赏着。”“江青初到杨家岭时，晚饭后经常陪毛泽东散步，我们警卫战士远远跟随，保卫他们的安全。

不知从何时起，江青就住下不走了。主席说：“不走了，好嘛，有地方住。”

当时主席住着三间石窑洞，左边是书报室，中间是会客室，右边是主席的办公室和寝室。

（五）“老子就要同她结婚，谁管得了，后天就结”

江青经常到主席那儿的消息很快传开了。大家议论纷纷，多有微词。

中央党校的学员们集体签名给党中央写信，坚决反对主席与江青结婚。上海市委也打来电报反对此婚事。当时在党校学习的人不少都是从白区来的，认为江青是演员，多次婚变发表于报端。而且她在狱中的表现，如何出狱的，也不能完全解释清楚。中央党校的学员们写了两次信，要求时任中央书记张闻天转给毛。

作为留学生，张闻天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本不愿干涉私人生活。中央党校的学生见写信不奏效，又派代表来见张闻天，说：这不是私人的事情。中国和西方的习俗不一样，在中国，领导人的婚姻必然影响到政治。一定要张闻天向主席转达大家的意见。不得已，张闻天挑了一封口气较缓和的信，并附了一封自己写的信转交主席。

当时，延安整风运动前，毛泽东还不是党的最高领导者，但却是延安最有个性、最有思想、最有魅力的领导人。在恋爱婚姻问题上，他信奉绝对的恋爱中心主义，特立独行，敢作敢当。综观毛泽东的几次婚姻，除了少年时期父母包办的一场有名无实的婚姻之外，他始终不渝地实践着自己的恋爱婚姻主张。他与杨开慧的结合是这样，与贺子珍的结合是这样。这一次，与江青的结合也是这样……

张闻天拿来的信在毛那里激起了巨大的波澜。据一些老同志回忆，在看到张闻天拿来的信后，毛把桌子一拍，老子就要同她结婚，谁管得了，后天就结。

就这样，一怒之下的毛泽东决定和江青正式结婚。

不久，由毛设宴款待大家。请了许多人，唯独没请张闻天夫妇，就是因为张闻天转了那封信。

1938年底，贺龙从山西抗日前线回到延安，去看望毛泽东。走进窑洞时，正遇上江青从里面走出来。江青面带微笑，点头示意。贺龙不认识江青，故意没跟她打招呼。不过，他早已听说毛泽东与江青结婚的喜事，心中猜想应该就是毛泽东的新婚妻子。贺龙见到毛泽东，故作惊奇地问道：“刚才走出去的是个什么人？”

毛泽东知道老战友明知故问，应道：“你这个问题问得很毒呀！”

贺龙哈哈大笑道：“主席家里走出一个我不认识的人，我为什么不能问？”

毛泽东也大笑起来：“怎么，想喝酒啦？好啊，我请客！”

这样，因为贺龙的吆喝，毛泽东又补请了一次客。席间，毛泽东让江青以夫人身份参加，招呼老伙计们吃菜，喝酒，抽烟。

后来，面对中央领导对毛与江青婚事的质疑，贺龙曾大吼说：“堂堂一个大主席，讨个女人有什么了不起，谁再议论我枪毙了他！”也显示了贺龙率性的一面。

（六）江青也曾是贤妻良母

坊间一度曾有传闻，说江青同毛结婚时中央有一个决定，不让她参加政治生活。据事后了解，实际上根本没有这件事。第一，中央不可能通过这么一个东西，果真如此的话，依毛的个性也不可能同意！

时任组织部长和政治局委员的陈云后来回忆，他曾经以组织部长的名义找江青谈过一次话，说主席人家有老婆，并未离婚，你要注意啦。江青便告诉了毛，主席就打电话给陈云，说你这个组织部长竟然管到我家里的事情来了。这时毛泽东已经同江青结婚了。

1939年3月底，经过长征的老大姐刘英从苏联回到延安，次日就去拜访毛泽东。刘英与毛泽东同是湖南老乡，当初是和贺子珍一起到苏联的。江青知道刘英肯定要和毛泽东说一些自己不便旁听的话，安排好茶水后就悄悄地回避了。

刘英向毛泽东介绍了贺子珍在苏联的情况，不掩饰自己对贺子珍的怜惜态度。“她18岁在永新城偶遇毛，两人一见倾心，她就离开父母跟着毛上了井冈山。她文化素养确实低些，连着生孩子，也没有养成读书的习惯，脾气也不大好，常常干扰毛，有时争吵起来贺子珍还忍不住动手。所以在他们的婚姻上，我觉得两人确实不大般配。”

看着毛满意的神色。刘英顺势说道：“你身边确实需要有人照顾。你同贺子珍也实在合不来。”听刘英这样说，毛泽东很高兴，一拍大腿，连声说道：“刘英同志，你才是真正理解我的人啊！这事不少老同志反对哩，你要给我做解释，做宣传！”

1939年12月，曾志从白区地下工作前线辗转赴延安马列学院学习，专程拜访毛泽东。老战友见面分外亲切，毛泽东招待晚饭，江青参加。多年后，曾志回忆：“三人共进晚餐，席间，江青没吃几口就跑出去呕吐，我才明白她为何显得那么无精打采，原来怀孕了。主席赶快举着灯去给她照明，又端水给她漱口，还轻轻地为她捶背，看得出主席很疼她”。

陕北窑洞，冬暖夏凉。战争环境，生活简朴。这个时期的江青几乎完全放弃社会活动，扮演家庭主妇，陪伴毛泽东左右，享受着平凡而温馨的日常人伦。

伙食由机关食堂料理，但江青会亲自到食堂里与厨师商量，如何把菜做得更有辣味，在晚间能为毛泽东端上一份夜宵。经年都没拆洗的衣被，江青带领勤务员拿到延河里去清洗。破损的衣袖领口，江青用细密的针脚缝补起来。

从来都不修边幅的毛泽东，慢慢地因为江青而有所改变。冬季来临之前，江青赶着编织一套厚厚的毛线衣裤。忙完家务琐碎，江青静静地坐在毛泽东宽大的书桌边，偶尔帮助誊抄文稿。送上一杯热茶，递上一根香烟，播放一段乐曲，夜深人静，温暖的窑洞里洋溢着甜蜜的亲情与爱情。

平常的日子里，江青除了照料毛泽东的生活起居，还帮助警卫战士识字学文化。遇上毛泽东清闲的时候，三五客人聚在窑洞里玩扑克，打麻将，江青也会奉陪娱乐。偶尔参加周末交际舞会，江青的舞姿是优雅的，活跃的。

苏联塔斯社记者兼共产国际驻延安观察员的彼得·弗拉基米罗夫曾在日记里记下对江青比较深刻的印象。她总是那么和蔼健谈，喜欢骑马，喜欢读书，对世界文学名著涉猎广泛。

1940年江青在中央医院生了李讷。不久，她就把输卵管结扎了。江青本姓李，因而女儿也随她姓李。

江青曾数次流产，这是她生下的第一个孩子，也是唯一的孩子。对于47岁的毛泽东来说，女儿的降临，带给他特别的喜悦。此前他与杨开慧的婚姻中生过三个孩子，与贺子珍的婚姻中生过六个孩子，但是养大成人的只有毛岸英、毛岸青和李敏（娇娇），并且当时没有一个在身边。这个孩子是在相对安宁的环境下生养的，毛泽东对其疼爱有加，为其取名李讷，与姐姐的名字合在一起，寓意“君子敏于行而讷于言”。

江青生产时，毛泽东亲自到医院看望并陪伴。回家后，毛泽东特地请中央医院护士参与照料。

江青在哺乳期中，非常注意请教护理人员，精心为孩子编织衣物，让孩子很少啼哭，始终保持洁净、清爽、天真烂漫的状态。逗弄孩子，成了毛泽东工作之余最大的快乐。待到孩子周岁以后，可以自己走路了，毛泽东凡是参加轻松愉快的交往活动，都要带上天使般可爱的小女儿李讷，为延安革命队伍里的高层社交平添一份祥和与美丽。

（七）在十里洋场养成的作风逐渐显露

平心而论，延安时期的江青，作为主席夫人的形象是美好的，各方面的表现也是拘谨严己的，在公开场合很少露面，也未露峥嵘，顶多就是提出要买些东西。在这方面，她的生活习惯确和毛主席不一样。

毛泽东感情深处始终有一种恋旧的倾向。凡使用惯了的东西，无论衣帽被褥笔墨烟具，除非不得已，轻易不肯换。而江青作为一个在沾染过上海滩奢靡习气的明星，性格上还是有挑剔与虚荣的一面的。在条件稍好时，就表现得犹为明显。

曾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师哲回忆，“江青说她身体不好，要穿皮衣、皮裤，而且必须是宁夏出产的滩羊羔皮。当时，宁夏是马鸿逵统治的天下，如到宁夏买东西都动用了保安处的外勤。她要吃阿胶，通过关系到山东买了，经过香港、重庆的办事处才运到延安。”

兴师动众，劳马舟车，江青本人不一定知道购置这些名贵物品的路途艰难，毛泽东甚至不知道身边同志有过这些行为，但是当江青穿着这些衣物时，越来越拉大他们夫妻之间的心理距离。毛泽东曾一再生气地批评她说：“你就是改不了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应邀赴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从1945年8月28日至10月11日，谈判持续43天，进行得很艰难。江青当然知道毛泽东此行风险很大，自己有责任与丈夫患难与共，在征得毛泽东和中央有关方面同意下，以医治牙病为由，携幼女飞往重庆。尽管她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与毛泽东分开下榻，但可以在危难时刻与丈夫靠得更近，也显示了江青的另一面。

3个月后，即1946年1月29日，江青搭乘周恩来工作飞机，再次飞往重庆，并且花费颇巨。账务报销时，需要从中央特会科的特别经费中开支，师哲坚持要江青说清楚开支项目，钱是怎么花的，与江青发生激烈争执。江青表示愿意自己承担这笔开支，用边币兑换法币。师哲不同意，一怒之下掀翻了桌子，拂袖而去。毛泽东就坐在隔壁窑洞里，听到争吵后起身到窑洞外来回走动，始终没有做声。后来是毛岸英过来收拾了房间，打了圆场。

毛岸英是毛泽东与杨开慧的孩子，1945年12月，由斯大林安排，随两位苏联医学专家专程从莫斯科飞回延安。江青待他如同己出，毛泽东非常欣慰。

毛泽东最讨厌江青骂他“土气”、“土包子”，江青最不能忍受毛泽东怒斥她“滚出去”、“资产阶级作风”。

随着在毛身边日久，江青在一些事情上也会拿出当年在上海十里洋场养成的作风，撒泼要挟。据当时在毛泽东、周恩来身边的警卫副官龙飞虎回忆，1947年3月国民党军进逼延安时，毛泽东坚持到最后才肯走。江青便跑去闹，要求马上离开。毛泽东开始和颜悦色反复说不要紧，而江青却大哭起来说什么：

“你当然不着急，到了紧急关头，有人会抬着你跑！谁管我们啊！”

毛泽东气得吼起来，把桌上的缸子都摔到地上，怒斥说：“滚！给我马上滚！”

尽管如此，中共中央撤离延安时，江青仍坚决要求与毛泽东在一起。行军路上，风餐露宿，道路泥泞，大部分时间借住在老乡家里，江青身上染上了虱子和跳蚤，也没有怨言。大敌当前，江青坚持夫唱妻随，是“坚持留下来的唯一女同志”，也是事实。

文/花千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