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修毅

1922年6月16日凌晨，广州城东北方向传来三声炮响，从睡梦中惊醒的市民但见总督府火光冲天，谙于那个年代动荡时局的人或者继续倒头大睡，或者抄起细软夺路出城。

一片兵慌马乱中，一个剪西装头的中年男子，裹在一件过大的长衫里，由一个年轻人导引着，沿着今天中山纪念堂北路芒果树路，经连新路，拐上了桂香街，被迫停在一道粤军隘口前。几番盘问后，兵哥听信了那个年轻人的解释，他身后面如土色的长者是夜起病急，要送医城南的“家父”。

这一老一少通过关隘后，惶惶而行，直到了城南的白鹅潭，被接上一艘泊在港内的军舰“永丰号”，才稍稍松了口气。但很快他们就觉察出水兵态度的变化，不得不搭乘一艘小电船，离舷驶向一艘在附近驻防的美舰，才算脱离危险。

这个晚上史称“六一六兵变”。孙中山几乎只身乔装逃出了广州，环视左右，追随者唯蒋介石而已。经此一夜，南方革命阵营遭遇裂变，辛亥以来孙中山第二次建立革命政权的尝试再告失败。兵变的始作俑者，南方政府中的实力派人物陈炯明，因而被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

兵变发生后短短2个月内，革命党人就赶出一部《陈炯明叛国史》，各种罪名加之于陈，指斥其“背国叛党”、“纵兵秧民”、“强奸民意”。国民党元老张继更是气急败坏地大骂：“西江流域不将此贼除去，西江文化就一天一天向禽兽路上去。中原的人士，哪个和他接近，哪个就是走畜生路。”

兵变前夕

当晚的炮击，已是5年之内广州的驻军第二次掉转炮口，瞄准广东都督府开火了。前一次，操炮之人正是今番落难的孙中山。1918年，为了赶走北方政府任命的桂系广东督军，他在观音山上架起炮台，俯临广州城。

“六一六兵变”前两天，素有“孙大炮”之称的他，在粤港媒体上公然宣称，“自今观之，时时可以内乱，刻刻可以开战……我将用八寸直径的大炮发射有毒炮弹轰击他们，他们六十营的兵力会全部完蛋。”

这次他的矛头所指正是陈炯明。陈炯明是清末立宪派人物，也是仅有的十四位晚清谘议局中的革命党人之一，辛亥年响应武昌首义在广东举事，与党人胡汉民共督独立之粤省。当此际，孙中山自任南方政府之“非常大总统”，陈身兼陆军部、内务部总长，是革命政府中仅次于孙的二号人物。

1922年2月以来，孙中山亲率一支由滇、桂系等驻粤客军组成的“杂牌军”，在北伐路上举步维艰，甫出广东省境就在湖南遭遇赵恒惕部队阻击。滇系的唐继尧3月率部脱队，进一步削弱了北伐力量。

打消他们北伐念头的，正是陈炯明。现存唐继尧致北伐滇军张伯军函电，可以为证。“出师之议，竞存（陈炯明）首先反对，立派人来密商，实行助我回滇办法，劝我勿受其（孙中山）愚。是所谓北伐策源地之两粤，先已不能出一兵矣”。

北伐受阻的孙中山，在西江上游的梧州召开紧急军事会议，会上对陈炯明的怨怼之声纷起，持论尤烈者则是军中少壮派代表蒋介石，他甚至言明“先除内患，再行北伐”。

1922年3月至5月间，残兵剩勇的北伐军在地图上走出一个诡谲的大转弯。原本出广西进击赣南、鄂东的右路军，与出湖南直扑武汉的左路军，突然在江西合兵一处，见势像是掉头往粤北而来。

陈炯明疑忌日深，部下军人更不甘坐以待毙。事变前半月，时任海军部秘书的莫纪彭赴军中访慰陈，“见众将环请竞存痛下决心，发动政变”。他情急之下，直拍桌子，失口大呼：“如此则天下之恶皆归焉”，陈闻言“应声起立”，像是不自觉地重复，“天下之恶皆归焉”。

在晚年的回忆录中，莫纪彭念及当年一幕，仍心存叹惋，“若非相煎过甚，孙陈破裂未当不可避免！”

孙陈分歧

陈炯明手握的六十营粤军，在两年前两粤尚未平定之际，曾被孙中山期为“民元之克强（黄兴），民二之英士（陈其美）”。

时在袁世凯崩卒后，各派北洋势力在中原地区互相征伐，致使北京政府几度迭嬗；而天高皇帝远又富庶的广东，则为周边的军阀桂系、滇系乃至福建的李厚基所环伺。辛亥光复广东的陈炯明部，长期只得偏居潮汕一隅。事实诚如蒋介石所言，“总理在广东的唯一力量，就是陈炯明的部队”。

1920年末，陈炯明的粤军控制了广东全境，孙中山得以率一班民国初年的旧国会议员南下，并补选了110多名议员，在广州重开国会，对抗北京之“非法政府”，以期“再造民国”。陈炯明出任陆军、内务部长兼广东省长，在南方政府中成“陈主内、孙主外”之势。

从辛亥首义之后，又经过了近十年的斗争，终到了重开国会之日，本当是皆大欢喜之际，陈炯明却突然请辞，“炯明此次返粤，纯本粤人自治之意，目的已达，当即解甲归田”。

就在孙中山欲以缺额选举再当民国大总统之前半月，张灯结彩的总督府前，涌出一帮人肇事生乱，还拆毁了扎花的竹牌坊。坊间传言，这是陈炯明的人在背后搞鬼。

这一出戏是争权还是事出他故？当日的香港报纸有此推测，陈孙两人政见不合素来已久。“前者主张广东门罗主义，商界、教育界与其他各界与政治无十分关系者属之”；后者“主张重建军政府，开非常国会，选举非常总统，凡他省之策士、政客及粤籍游民附和之”。

早在七年前，两人因讨袁事败而被逐出广东，陈流亡南洋，孙东渡日本。那段流亡生涯中世事迭变，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俄国革命的影响波及东亚。孙中山痛思的结果，认为革命的败因乃是未统一党人意见，遂在日本改组“中华革命党”，重拾哥老会拜龙头、压指膜的一套。

陈炯明自逐南洋，在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与俄国共产主义之间兜了圈，最终仍回到民初基于地方自治的共和理想。屡败屡战的孙中山再树讨袁之帜时，陈联合“党人三督”之李烈钧、柏文蔚在《字林西报》、《时事报》上连发四函：“今无尺土一兵，岂敢妄言激进”？“至言假借外力，大为荒谬”，矛头直指“孙中山一辈，沉迷于革命，未足与言救国也”。

及至1921年5月，孙中山自任“非常大总统”，当日乍现曙光的南北议和局势再度紧张。此时“粤中报纸三十余家，主和者十居其八，人民赞成议和者既居多数”，孙中山迫于压力，承诺只要徐世昌下台，他亦将同时下野。

1922年6月2日，北洋总统徐世昌宣布辞职，联省自治的舆情看好。6月3日，蔡元培、胡适等两百多位各界名流，联名致电孙中山及非常国会，呼吁孙履践诺言。孙嘴上重申，“余之所亟亟从事联制者，即以自治之基而造成巩固不拔之统一政府”，但迟迟未见动作。

此举让陈炯明甚为不快。在此之前，陈与孙的不和已面临摊牌：孙大总统的位子还没有坐牢，兴师北伐的筹划又接踵而至。先是欲拟以广州市政厅名义向外国商人借款一千万筹作军费，遭陈否决。后又于1921年9月成立中央筹饷局，但发行的债券“销路不佳”，认购数量不及总额的五十分之一。

摊开陈炯明治下的广东账本，因连年应付军事开销，财政上的支拙窘迫已极。1921年底，他呈广东省议会的当年岁出记载，“全省总收入13882350元，支出却需32502185元，收支相抵，不敷23522000元”。在孙的一再要求面前，陈态度强硬，“不得以广州物产及收入抵押外债”，“广东不担任客军饷项”。

这好比生生用双手卡住了孙中山的北伐及其所倚仗的客军的脖子。刚刚建立的政权，也面临着在内政外交上全面溃败之虞。广东当地发行的一千五百万纸币，“在流通中的实际价值只及票面的30%”。信用透支也让孙求诸外援的计划四处碰壁。

孙以对军事支持不力苛责陈，陈以军事废建设反诘孙，南方政府的一二号人物长期的扯皮，在众望孙中山该当下野的时刻，达至爆发的顶点。

兵变之后

“六一六”的炮声把孙中山轰出了都督府，惊魂未定中逃上座舰的大总统，还差点因为一颗水雷死于非命。幸好涨潮时水位升高，把水雷带离了“永丰舰”的泊位，在离舷几百公尺外爆炸，仅翻起了数米高的浪花。

孙中山与陈炯明的恩怨，本不必在如此狼狈的情境中收场。一年前北伐军驻扎粤北的韶关，从西伯利亚带着共产主义的信仰来到军中的苏维埃俄国特使马林，在短暂的停留里就感受到了南方政府领导人之间的政见分歧。

马林后来在回忆录中写到，“不管孙中山本人是否愿意，他（陈炯明）在广州维持住政权，对抗华中的军阀和现阶段的斗争，都是符合南方自治主义的利益的……对于孙中山来说，广东只是夺取全国政权的跳板”。

陈炯明第三度接受孙中山返粤时，两人之间也曾口头约定：“如北伐事成，（孙）自当离粤；北伐事败，复无颜面见粤人。”以广东为孙中山的假道之地，图谋武力统一中国，当初与陈约定放手一搏的条件是：不取广东钱粮，不出一兵一卒。

谁料想一诺未应，最后竟以哗变收场。在离粤赴沪的途中，已到了暮年的孙中山困守船上，收获的是在茫茫海上漂泊的茫然。

在孙中山脚不能点地的56天里，先后有15名各派代表登舰17次，来调解陈、孙关系，孙一一推托。唯独请朋友转递俄国人字条一张，“在这些日子里，我对中国革命的命运想了很多，我对从前所信仰的一切几乎都失望了。我现在深信：中国革命的唯一实际的朋友是苏俄。”

陈炯明治下的广东，曾沾马克思主义等各种时髦学说的风气之先。早在闽南时期，他所辖的漳州就被称为“岭南的莫斯科”，但他的政治理念却在实际经营中逐渐右转。马林记述，“陈一点也不希望实行党的独裁”，他深信“一个具有相当广泛的地方自治权的民主政府能够建立起来”。

与之相反，以一支党指挥下的军队武力统一中国，成了晚年左转的孙中山越来越强的执念。“六一六”兵变后，充当美国威尔逊总统的信使的J.P.摩根公司代表T.W.托蒙特，在上海寓所拜访孙，问及是否有一条途径能带来中国的南北和平？“孙干脆地回答，南北方的和平？为什么？只要给我二千五百万，就可以装备一倍的军队，然后我们就可以得到和平”。

兵变后不出十个月，孙中山在北方曹锟贿选的背景下，再度誓师北伐。这一次的进军路线，毫不含糊地率先指向了陈炯明，声讨“叛逆”。战争进行到次年，“讨逆”军队在蒋介石的统领下，几乎把陈炯明的残余势力消灭殆尽。

而一年前，苏俄代表对孙中山允诺的军火援助，恰好从海参崴运抵黄埔，同船押运的还有九名苏联红军军官。中国革命的道路就此改变。

（参考资料：《陈炯明集》；段云章、倪俊明《陈炯明》《孙文与陈炯明史事编年》、韦慕庭《孙中山》、吴相湘《民国人物传》、胡春惠《民初的地方主义与联省自治》等）

附录：民国路线斗争

总统制VS内阁制

武昌起义后，同盟会内部曾就未来政府形式是采用总统制还是内阁制产生了分歧。孙中山、黄兴均主总统制，宋教仁则主内阁制。后经过讨论，总统制获多数通过，所以在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实行的是总统制。

但是，随着南北议和的进行和袁世凯赞成共和继任总统的事实日趋明显，南京方面逐渐觉得有实行内阁制的必要。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大总统。次日，孙中山在南京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实行责任内阁制。

虽然《临时约法》规定政府取责任内阁制，但当时的人们普遍希望革命之后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出现，因而内心较多地同情总统制，所以当袁世凯蔑视责任内阁制时，舆论普遍倾向于支持袁世凯。1914年，袁世凯干脆在他颁布的新“约法”中，正式废除了责任内阁制，改用总统制。

两党制VS多党制

民国成立后，出现政党林立的现象，“目有视视党、耳有闻闻党、手有指指党”。但无论是革命党人还是旧立宪派，都极力鼓吹在中国实行两党政治。而要实行两党政治，必须以国中出现两大政党对峙为前提。有鉴于此，有识之士呼吁各小党就其政见合并，组成两大政党。章士钊提出“毁党造党”论，即是说解散所有的政党，然后根据政见不同重新组成两党，实现英美式的两党制。

于是，政党之间分化与组合一时热闹非凡，并逐渐形成了激进和缓进的两大政党。民初以激进姿态出现的是国民党。它是由改组后的同盟会与其他几个政党联合组织而成的。民初以保守姿态出现的是进步党，它是由共和党、民主党和统一党联合而成。

单一制VS联邦制

武昌起义成功后，革命党人曾经设想未来的中国应该模仿美国实行联邦制。但临时政府成立后，联邦制的主张迅速被中央集权的主张所取代。1912年3月11日公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否定了联邦制，采用了单一制。

但1920年国民党人张继提出“联省自治”主张，得到章太炎、蔡元培、梁启超、胡适等许多知识分子和社会名流的推崇，陈炯明是联省自治运动最积极的倡导者之一。“联省自治”主张也引起不少争议，赞同者认为联省自治既便于弘扬民主法治，消解军阀势力，又可以解决南北之争，完成国家统一。而反对者则认为联省自治是“明目张胆提倡武人割据，替武人割据的现状加上一层宪法保障”。

（整理 卢志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