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编寄语

民国是距我们最近的一段历史,也是众人心里最模糊的一片记忆。

这是一个被封建文化长期控制的奇葩国度,四书五经、三纲五常统治了中原华夏几千年,其毒害之深、流弊之广,超乎国人想象。幸亏我们有“民国”,帝制终结,奴隶解放,我们突然成了“国民”。如此说来,我们一直欠着民国一声感谢。

公元1911年至1949的“中华民国”时期,期间发生了帝制终结、中华复兴、军阀割据、抗日战争、国共内战等。在此时期,国家(政权体制)运行的多变、分散与混乱,分解了“国”的大一统体系,客观上给“民”创造了宽松自由的生活与思想环境。因此,民国时期产生了类似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大繁荣。

清朝帝制终结之后,先后或同时出现了北洋政府、南京—重庆政府、延安政府,一些地方也有军阀政府存在,甚至出现了日本人控制的“汉奸政府”。因此,政权体制的构建及运行模式也出现了百花齐放的局面。

百岁老人周有光生前坦言:亲身经历了从大清到民国到后来新旧社会四个不同时期,百年风雨,老人最难以忘怀的竟是一个国民免于暴政的时代。那是大师辈出的时代,堪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一群刚刚剪掉辫子的臣民,从封闭禁锢的深渊中获得自由,内心深处虽然存留着皇恩浩荡的敬畏和恐惧,一群不愿做奴隶的人和习惯做奴隶的人,展开一场旷日持久的大辩论和大论战。

值得一提的是,1927年到1937年国民经济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人称“黄金十年”。这10年之间民国的GDP增长速度竟然保持在8%以上。

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革命。辛亥革命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政体,建立了民主共和政体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次伟大的历史性巨变。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依照欧美近代的政治体制,在中国创立了一个以三权分立为核心的近代民主国家。《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关于国家主权属于国民全体的规定,确立了主权在民的政治原则。这体现了政治民主化的正确方向,是中国现代化历程中取得的伟大成果。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资本主义经济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强烈要求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在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了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反对独裁专制,主张引进西方社会的现代文明,弘扬平等、人权。民主和科学两大口号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现代化历程深入到了思想文化领域。新文化运动动摇了封建正统思想的统治地位,是中国近代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

总之,至1919年以前,中国现代化历程由学习西方的军事器物,到学西方播政治制度,再到学习西方的思想文化,经历了三个阶段,在经济、政治、文化领域全面启动,步步深入。1919年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全国共有92个城市对外开放,铁路和汽轮将这些城市与外界联接。新的职业和中外企业在这些城市发展起来,工业增长率在1912-1920年间高达13.4%,1921-1922年有一短暂萧条, 1923-1936年,为 8.7%, 1912-1942年, 平均增长率为8.4%,整个民国时期的1912-1949年,国民经济总值平均增长率为5.6%。

然而,不幸的是,历史教科书上的民国史,基本被压缩成了一部军事史,充斥着成王败寇的味道。也由于战乱无休,我们没有机会静下心来、放下偏见,完整地梳理民国文化的脉络和因果逻辑,只能简单描述为“巨人林立、大师辈出的年代”:梁漱溟、林语堂、王国维、马寅初、茅盾、巴金、老舍、黄炎培,张澜, 李济深、林微因,徐志摩,孙中山、黄兴、宋教仁、袁世凯、段祺瑞、冯国璋、张作霖、蒋介石、汪精卫、李大钊、陈独秀、周恩来、毛泽东、鲁迅、胡适、郭沫若、梅兰芳、齐白石……

作为民国历史文化的传承人,在一个沉闷抑郁的时代,我们应该在有限的空间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也算是对那个时代那些名流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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