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同月9日，英美对日宣战。随即，日本开始进攻英国的殖民地香港，香港各界人士顿时一片恐慌。

由于香港地位的特殊以及此前的安定，使得中国的很多著名学者，政客定居于此，如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陈寅恪，陈济棠等社会精英，这引起了中国大陆的高度重视。鉴于事态紧急，国民党高层决定以最快的速度将这些学者政客抢运回大陆。

当时，《大公报》社长胡霖也在香港，在蒋介石文胆陈布雷的建议下，蒋介石将其列入抢运名单。12月10日，从香港到重庆的抢运飞机顺利飞抵重庆，但是前来接机的人员却大吃一惊！他们并没有见到那些著名学者，而见到的却是宋庆龄，宋霭龄和其二女儿孔令伟，老妈子，更为吃惊的是，还有几个很大的皮箱以及几只洋狗！这使得众人愤怒异常。

新闻，就这样写出来了

第二天，关于此事的报道便见于各大报纸，《新民报》撰文《伫候天外飞机来——喝牛奶的洋狗又多增七八头》，而《大公报》总编王云生则撰文直言“逃难的飞机竟装来了箱笼，老妈与洋狗，而多少应该内渡的人尚危悬海外？”

新闻来了，游行也来了

报道一经发出，便被各大报纸媒体所转载。昆明《朝报》将其改编为《从修明政治说到飞机运狗》，在原文转发的基础上强调了人不如狗的悲剧，从而引起西南联大、昆明大学师生的愤怒。

当晚，吴晗在其《中国通史》的课堂上悲愤的讲到“南宋亡国之前有个蟋蟀宰相，今天又出了个飞狗院长，真是无独有偶啊。”他力主师生起来反抗，在这种背景下，历史系的几名学生在壁报《论坛》上撰文《悼陈师寅恪》，“著名的史学教授陈寅恪导师，不能乘政府派去香港的飞机离港，命运似不如一条洋狗……”；联大学生邹文靖等26人用毛笔起草了讨孔宣言：“此贼不除，贻害无穷；国事危急，奚容缄默！”

随后，在学生自治会的组织之下，进行“讨孔”游行，并高喊“杀孔祥熙以谢天下”等慷慨悲壮的口号。特别强调的一点，西南联大的领导老师并未进行阻止，梅贻琦校长还跟在游行队伍后面，以便学生与警方发生冲突后保护学生。

西南联大的游行，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当时因为战乱内迁到西北的各个大学，也纷纷进行游行示威，情况一发不可收拾。当时甚至有人把此次事件与五四运动相提并论，可见游行队伍之壮大。

谣言也来了

游行之后，谣言也随之而来。不久，一个孔二小姐飞机上横行霸道的故事便应运而生。

当时流行的故事是这样的，国民党陆军一级上将，素有南天王之称的陈济棠先于孔二小姐孔令仪登机，但孔二小姐上飞机之后，便蛮横的要求陈济棠下飞机，给她的老妈子和洋狗腾地方，陈济棠质问孔二小姐，你难道不知道我是谁吗！孔二小姐则表示，不管你是谁，都得下飞机，随后拔枪相向。陈济棠迫于身边人手不够，只得灰溜溜的下了飞机。而等候上飞机的陈寅恪等人见到陈济棠的落魄，也只得呼天抢地，“奈何！奈何！”啊。

终于有人坐不住了

谣言四起，人心惶惶。孔祥熙也在一片骂声中病倒了。蒋委员长也是坐不住了。要求《大公报》提供消息来源，并且要求有关部门把事实查明。第二天，《大公报》回复蒋介石，“事属子虚，自认疏失。”12月29日，重庆国民政府交通部部长张嘉趝向报社寄来一封信，说明向中国航空公司调查结果：当日香港交通断绝，电话不通，无法一一通知需抢救人员；因有空余座位，故有航空公司人员搭机，并尽量装载中央银行已运到机场的公物，“决无私人携带大宗箱笼老妈之事”；至于四只“洋狗”，则系两位美国驾驶员见仍有余位，顺便携带到重庆的。《大公报》也发文道歉，承认是自己的疏忽导致新闻报道失实。

或许这才是真相

在全国的一片骂声中，再加之当时孔祥熙的臭名昭著，《大公报》澄清的文章已经被大部分人认为是官样文章了，舆论皆认为是蒋介石强迫《大公报》所做出的回应。但根据宋庆龄写给宋子文的信，或许能更好的看清事实。“我想对社论作出回应，但别人劝我应保持尊严和沉默。与此同时，谣言传得很广，也很快。蔼龄姐说，指控她的事很多，但现在她已不在乎去澄清这些谣言了。我没能带上我的很多文件和其他无价文章，更别说我的狗和衣服了。当我到这里来的时候，我发现我只带了几件旧衣服，那还是女仆灯火管制时黑底里为我随手抓来的。对一个每天写东西的人来说，我甚至连一支笔都没有。”（宋子文文件，胡佛档案馆藏。此函多年来不为人所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学者张俊义第一个发现，并全文翻译，见 《百年潮》2004年第12期，第53页）

黄炎培在12月13日的日记中谴责孔祥熙及其家人，但日后在日记中又补充到“后知狗非孔氏物，乃机师所有。”《大公报》主编王芸生也在其《青年与政治》中写到：“且关于飞机载狗之事，已经交通部张部长来函声述，据确切查明系外籍机师所为，已严予申儆，箱笼等件是中央银行的公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