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为天下先”的湖南人，经过全民直接投票（1816万张赞成票、58万张反对票）的公决程序，于1922年1月1日公布了《湖南省宪法》，实行依法治省：民选议会、民选省长，三权分立，保障人权，创造了近代中国民主化和追求宪政的辉煌历史。当年的“湖南新政”声名远播，永载史册。

清政府错过的机遇，本可在民国初年弥补

1900年因为义和团运动爆发，清廷得意忘形地向列强”宣战”。而头脑冷静的东南各省督抚，却丝毫不理会政府的命令，反而与列强相约局部休兵，使东南各省免除了一场无妄之灾。这个”东南互保”事件给中国人一个重要启示。比如梁启超，就在1901年向中国人介绍瑞士联邦制，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地方自治传统，如果能采用联邦制，中国许多难题都容易化解。

“东南互保”对清统治者实在是沉重一击。尤其是如何建立集权、分权新模式，清政府也在思索。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参照东西洋立宪各国经验，以官制改革为突破口，重建中央与地方分权模式。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此后不到两个月，全国14省相继宣布独立。1911年底南北和谈，14省督抚派代表参加。按理说，中国此时可仿照美国开国之初13州重谈宪法那样，重谈统一，构建联邦制。

然而辛亥先驱就在这个时候错过了机会，匆忙中要重回大一统。这种不明所以的行为，其实也可解释。民国建立后，外部危机不断袭来，蒙古成为那时中国最头痛的问题。如何处理边疆危机，是民国初年的政治难题。而重构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便成了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选项。同时，要获得列强对民国政府的承认，并顺应当时中国人厌乱求治的心理，建立强大的中央政权看来也是更实际的选择。

很多时候，思想家的预感往往走在实际政治发生前。政治现实迫使先前反对联邦制的人忽然想到扩大各省自治权，分权思想、联邦制构想，再度进入人们的视野。

最先重提分权政治的是进步党人李其荃，他在1914年7月发表的《论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治》一文中，认同中国应该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但谋统一可，谋集权则不可。

当1917年护法战争进行之际，向来主张中央集权的熊希龄忽然通电主张采用联邦制，这一方面或许因为武力中心主义失去信仰，另一方面反映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厌弃战争、渴望和平的心情。南方的孙中山或许出于策略考虑，会接受熊希龄联邦制建议;但北京的中华民国肯定不会接受权力分享。能够接受熊希龄这个主张的，是他的家乡湖南。

其实近代中国地方主义的起点，就是陈宝箴、黄遵宪等人所主导的”湖南新政”。

湖南新政发生在甲午战败后，由于战败，中国人检讨过去几十年发展中的问题，朝野内外一个基本共识是，过去对社会管控太多，中国没有民间社会，缺乏自治组织，没有独立的新闻媒体，没有一切现代国家所拥有的社会管理方式。

上世纪20年代，联省自治在中国发展得如火如荼

湖南不仅在1920年11月由省长谭廷闿、师长赵恒惕发表通电，第一个宣布自治，还在1922年元旦正式公布施行《湖南省宪法》。在湖南省宪的启示下，四川省的刘湘，贵州省的卢焘，广东省的陈炯明，江西省的陈光远，浙江省的卢永祥，陕西省的陈树藩，以及东北的张作霖，华北的吴佩孚等政治强人，都先后运用各种方式尝试自治。

不过，我们看到一个表面上相当奇怪的现象，那就是20年代早期的中国，各地的自治运动风起云涌，而只经过几年的折腾，到头来却是中国获得了新的统一，各省依然处于统一中国的范围之内，并没有任何一个省从中国分离出去。中国自古以来的自治，都是相对于大中国而言，是统一条件下的治理方式调整。

进入近代后，中国的内部变动就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内政，总带有一些国际因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英美等国长期稳定繁荣，给世界以重要示范，许多国家从原来的单一体制改为联邦制，甚至连社会主义苏联，也在以联邦为诉求，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路径选择，这也是20世纪20年代联省自治的国际背景。

从近代西方国家的政治道路来看，实行联邦制的国家大概有三种情况：一是土地广袤，如美国、苏联；一是民族复杂，如瑞士、英国；一是国家政治上的向心力、凝聚力不足，如旧时德国等。

中国兼此三者，加上经济落后，产业不发达，交通不便利，为各国所无。因此，中国如果回复到旧有的单一国体制，集权于中央，不仅无法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而且势必陷入内部各种纷争中。故而对于中国来说，采取复合形式的联邦政体，至少可以有这样三大好处：

一是各地、各族各应所需，各适所宜；

二是省各有宪，则自治范围较广，人民有更多参政机会，于自治力之养成，极有裨益；

三是中央与地方各有遵循，权力边界清晰，可以减少政治纠纷、军事冲突、利益争夺。

即使从当时中国最直接、最现实的困境来说，联邦制、联省自治、一国多制的政治体制，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各种政治野心家的专擅行为。

当然，中国国情一个最大的特殊性在于没有诚信传统，理论上的自治，实际上很可能被操作为官治、军治、党治，而非民治。一旦利益冲突，拥有权势的人或集团不会轻易放弃既得利益，更遑论帮助民众参与政治。

联省自治从1920年兴起，如火如荼开展了几年，仍没有实际效果，并常混杂着军阀的争斗，让一些激进的知识精英失望不已，更没有唤起民众参与的热情。所以在1924年，倡导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武力统一中国的国民革命兴起后，很快俘获了大部分人心。

随着1926年革命军出师北伐，北洋的中华民国结束，国民党的中华民国重启，中国重建统一，三民主义成了国家指导思想，中央集权的“党国体制”成为正统。呜呼哀之，湖南人的自治梦，始于甲午战争，灭于北阀战争，华夏文明号称上下五千年，“成王败寇”是唯一不变的永远。

附录：1922年1月1日《湖南省宪法》公布之日，官方以黄纸书写宪法全文，张贴在一个特制的亭子中，由军警开道，用八人大轿抬着游行市街。还开放各个衙署，任人参观。全省各机关团体和民众大庆三天。各地张灯结彩，宣传讲演省宪，并向全国各地发布通电宣言。长沙造币厂赶制了”湖南省宪成立纪念币”，以资纪念。同年9月10日省议会选举省长（出席投票者2593人），赵恒惕得赞成票1581张，当选为中国首位”民选省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