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华北事变后，抗战迫近，大批知识青年投身军政，国共两党都认识到”谁抢到了知识分子，谁就抢到了天下”，”谁得到青年的拥护，那就是谁获得了胜利”。中共改变1928年以来对知识分子的关门政策，改共青团为”民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以强调抗日，批判”关门主义”，打开大门”广招天下士，诚纳四海人”，电令各地大力输送青年赴延，再三承诺”来去自由”。

当年的延安，偏居西北黄土高坡，中共中央进驻时人口不过2000，到处破烂不堪，交通不便，通信不灵，是一座经济文化都很落后、小得可怜的“窑洞之城”。

延安一代

1938年3月，抗大教育长罗瑞卿向党务科长李逸民交待任务：不管就学时间长短，每连党员要发展至80％。国统区各级党组织第一要务就是发展党员。1938年春，18岁的冯兰瑞(李昌妻)入党，不到一年就发展12名党员。入党誓词中最关键的一句”永不叛党”也拿掉了(1982年恢复)，”服从纪律”改为缓和的”遵守党的纪律”。

中组部长陈云再三强调：”现在各方面都在抢知识分子，国民党在抢，我们也要抢，抢得慢就没有了。日本帝国主义也在收买中国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如果把广大知识分子都争取到我们这里来，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那末，我们虽不能说天下完全是我们的，但是至少也有三分之一是我们的了。”

延安各校一开始还收点膳费，很快一律免费，统一发放土布军装。抗大生每月一元津贴，校方须为每生每月平均支付10.5元。党还在各地开办各种干训班，如1938年1月在浙南平阳县山门举办”抗日救亡训练学校”(校长粟裕)。

1939年12月，毛泽东亲笔起草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指出：“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1940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要求中原局开办两万人的大学校，尽量招收上海、苏北的知青：不分男女、信仰、党派、阶级，只要稍微有点抗日积极性的，一概招收，来者不拒。不要怕反动分子混入，让其混入一些，然后再淘汰。

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从天南海北投奔延安，最小只有十二三岁，如绥德小学生白纪年(1926出生，1984年任陕西省委书记)，1939年春步行赴延。大学教授、工程师、新闻记者，各党各派都有，甚至有爱吃大菜爱上舞场的上海小姐，有凸肚少妇，有南洋华侨。

待遇上向知识分子倾斜。1937年抗大补助教员每月二斤大米、一斤鸡蛋、几斤白面，发给吸烟教员数包风车牌香烟。学校干部津贴高于部队干部，教员优于校内行政干部。

1938年9月，延安已聚集各路学生万余，陈云感慨万分：”天下英雄豪杰云集延安。我记得1932年在上海开办一个学校，训练工人干部，只讲了6天，学生也只有6个……1万个跟6个比一比，相差多少？”

1938年秋，抗大已无力继续扩容，延安到西安的电线杆一路张贴”抗大停止招生”，但还是有许多青年徒步走来。江南还有一些投奔新四军的学生，因无介绍信，硬给撵回去。1942年，延安总人口达四万，”三万党政军，一万老百姓”。

等到国民党恍然醒悟，明白这场青年争夺战的战略意义，为时已晚。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开始拦路截堵赴延青年，被截青年一律交送胡宗南西安战干第四团受训。

国民党在抢夺知识青年的政治大战役中明显落败。截至1943年，国民党一百几十万党员，学生党员仅约3万(主要于1940年以后发展)。抗战结束后，吴国桢向蒋介石汇报：三青团效率很低，仅通过财力诱征学生，不能得到最优秀的人才。三青团名声很坏，遭致许多中立分子反感。

“据统计，1938年底八路军发展到15.6万余人，1939年发展到27万人，至1940年底，发展到近40万人。”彭德怀曾说：”八路军抗战第一年从不足3万扩至25万。”第二年，华北成为中共最大根据地–党员60万、军队20余万。南方的新四军，由最初的1.02万人发展为1938年10月的2.5万人，至1939年秋，新四军第一、二支队已由初到苏南的4000余人扩至1.4万余人，吸收了大量知识青年和医务、技术人员，不少来自沪宁等大城市，提高了全军的文化素质。

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年》记载：”到1940年抗日战争三周年时，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抗日军队已由三年前的4万多人发展到近50万人……解放区和游击区人口发展到近一万万。共产党员也由三年前的4万人发展到80万人。”

20世纪30年代以前，中国知识分子稀少。据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统计，1932－1933年全国大专院校注册学生42170名，1933－1934年46785名。1933年大学毕业生总数7311名，1934年7552名。中国1934年大学程度者每万人0.88名；土耳其1928年每万人大学生三名。若非国民党政府大力拓展地方师范，从总量上拓展中小知识分子群体，延安便不可能获得迅猛发展所必需的人才基础。国民政府的地方师范教育政策，客观上为中共培训了大量中小知识分子，成为中共基层骨干的输血管。

1945年5月中共七大， 40万中共干部，工农党员虽占多数，但各级核心骨干，则是来自宝塔山下的知识分子。

学历构成

1943年12月，任弼时在书记处工作会议上通报：”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总共4万余人，就文化程度而言，初中以上71％(其中高中以上19％，高中21％，初中31％)，初中以下约30％。”推算可知，专科以上程度约8000人。1944年春，毛泽东曾说”延安的六七千知识分子”，指的便是专科以上的知识分子。

81％的中小学生，还多为肄业生。中央教育部副部长李维汉苦口婆心劝勉进修干部，要他们养成阅读习惯–每天坚持读书五页。”小知笑话”比比皆是。中央党校某青年政治教员，仅”革命”两字就讲了三小时，学员越听越胡涂，他自己也越讲越不清楚。另一教员批改试题”民族形式的要素”，学员回答得很完整，仅因未写”斯大林说”，判零分。

延安一代的一个共同点就是，除了知晓一点马列教条，终身思维运行于很小的框架内，出不了马列绳圈。他们不知道马列之外还有什么好东西，甚至不知道还有别物存在。对他们来说，事情倒也简单，马列之外，一切都是”封资修”，毋学毋识，一句”唯心主义”便打发了一切中外学问。

1944年，延安作家的精神食粮极度匮乏，”看他们的书架，除了一些几年以前的书籍外，很少新书。交通困难，邮购不便，是主要的原因”。

各根据地还出现扣书籍抢教员的事。1939年，邓小平带了两位马列学院教员上前方，半途被扣，打了半年官司，八路军总部才派人赎出两名教员。延安给山东送去一二百本《联共党史》，山东只收到七本，途中遭层层截留。1938年7月，高中生温济泽担任陕北公学社科教员，在村子广场上课，每讲一次便是半天(三小时)，每周要上11次课，须上五天半。

延安青年讨论共产主义前景：”到共产主义有馒头吃也就行了。”抗战胜利后，延安某单位墙报讨论”进城后的第一行动”，有人要先买个洗脸盆，有人先去洗澡，有人”放下行李就下馆子”，也就这点想象力。

基层小知更是对马列半生不熟。黄源晚年承认：”我们过去太不知道学习了。如我们在四明山(按：浙东根据地)，实际上有时间，但从来没有认真弄通一本马列书、毛主席著作，即使读一点，也是浮光掠影，没有深入下去。”

延安时期相对安定，周末舞会翩翩，甚至出现”延安的渥伦斯基”，数万”党政军”本可大量充电。但耗时两年搞整风，只让反复学27个文件，学到能背出每一小节。1944年通俗读物占延安出版总量30％以上，政治类26％，文艺类15％，自然科学与军事类最少，社科理论不过7％。小说仅翻印《三国演义》、《水浒传》。提供的知识与信息总量很有限。

知识结构的深远影响

陈伯达曾回忆承认：”没有对《资本论》进行认真的研读，因为《资本论》卷帙很厚，我过去主要是搞古代哲学的，就没有能细读。认真读《资本论》还是在解放以后。”王力揭发陈伯达读《资本论》第一章就读不下去。周扬也是”文革”期间才精读《马恩全集》、《列宁选集》。陈云”文革”期间下放江西3年，通读《列宁选集》。毛泽东说：”理论书太硬，《政治经济学》我就没读过，陈伯达也没有读过。”胡乔木说：”‘文化大革命’期间读得多一些，读得最多的是《马恩选集》四卷本。”李锐说：”他 (指毛主席)对中国典籍熟悉的程度远超过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熟悉程度。”1937年11月王明回国，对延安女大的学生说：我们党的理论水平很低，中央委员会的马列主义水平，还不如你们高呢！

1965年12月21日，毛主席在杭州与陈伯达、艾思奇、关锋等谈及：”我们党中央里面的同志，也没有几个大学毕业的。”1961年周扬承认，就见识与学养来说，自己这一代远不如梁启超和胡适。

一个中小知识分子占据主流的社会，风气日趋偏激，反智主义高涨。因为，处于社会边缘的中小知识分子要想引起人们注意，寻求上升机会，辄出言惊世，提出更高更远(必为乌托邦)的社会理想，从而牵引舆论、掀动社会变革，以此扬名。

李慎之晚年回忆青年时代：”六十年后回头看，我们这些进步青年其实什么都不懂，既不懂什么叫民主，也不懂什么叫共产主义。”李慎之乃燕京经济系高才生，修过六学分的政治学，啃过王世杰、钱端升的《比较政府》、戴雪的《英宪精义》(均为商务版)。

进入晚岁的延安一代，绝大多数保持延安思维特色–只有情绪化的反应，缺乏基础理论修养。1981年，美籍华裔学者聂华苓邀请丁玲访美，聂很快发现：”她的讲话很政治性，意识形态色彩很重。丁玲喜欢批评，她的讲话中只有批评没有批判–批判是需要理性建构的，批评是情绪化不经过思考没有原则的，就是本能反应。

“聂华苓一下就抓住了丁玲”革命者思维”的本质缺陷。”喜欢批评”是革命者的本能，”只有批评没有批判”指延安一代只有一鳞半爪的”领袖语录”、”导师名言”，没有详细论证思考这些”语录””名言”的合理性。

既然知识结构中没有其他参照坐标，也就不可能得到其他知识体系的校验纠正。粗浅的知识结构与单一的价值体系，成为延安一代的重大代际特征，也是延安一代形成代际局限的根源。

原文：裴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