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上个世纪20年代的国民革命，无法回避这样一个问题：国民革命在文化上并未带来发展和进步，而是产生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革命高潮的到来使新文化受到了多方面的冲击和挤压，革命的结果又使新文化面临严重危机。

国民党的革命目标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目标并不一致。从一般意义上说，国民党是中国现代的第一个革命政党。然而，这个革命政党却缺乏现代思想意识的全面武装，因而明显缺少一个现代政党应有的现代性。考察“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可以看到一些国民党的领袖人物是支持新文化运动的，而且直接参与了新文化运动，如戴季陶、胡汉民等。然而，只要认真考察，却可以发现他们的态度非常复杂，与新文化运动领袖集团思路大相径庭。而且，即使这样的成员也毕竟是少数，整个党的思想面貌和文化选择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理想相去甚远。

国民党及其领导的革命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其指导思想，而三民主义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精神极不一致。人们一般把孙中山看做革命家，但考察他的思想观念形态，所缺少的恰恰是现代革命家所具有的那种现代意识。他努力追求的是使自己的思想纲领能够为更多的国人所接受，因而更多地保留了本土的传统和所谓中国特色。这些中国特色却往往与现代文化格格不入，使他的思想在许多方面与新文化运动的价值取向背道而驰。

面对共和政体建立之后仍然存在的专制传统，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认识到，要在中国建立现代体制，就必须借助西方文化彻底批判旧文化。孙中山的思想却恰恰相反。他高度评价中国文明，极力肯定旧传统，甚至认为“近来欧洲盛行的新文化，和所讲的无政府主义与共产主义，都是我们中国几千年以前的旧东西。”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最无法容忍的就是中国的政治传统，因而在呼唤科学的同时努力呼唤民主、自由和人权。孙中山却说：“欧洲之所以驾乎我们中国之上的，不是政治哲学，完全是物质文明。……我们现在要学欧洲，是要学中国没有的东西。中国没有的东西是科学，不是政治哲学。至于讲到政治哲学的真谛，欧洲人还要求之于中国。”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竭力批判旧道德，把伦理的觉悟看作“最后的觉悟”，全力推进道德革命。孙中山却几乎全盘接受了与专制政治相适应的道德观念，努力弘扬旧道德。他说：“讲到中国固有的道德，中国人至今不能忘的，首先是忠孝，次是仁爱，其次是信义，其次是和平。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价值核心是人，努力争取的是个人的自由和权利的保障。孙中山却总是以民族和国家的名义要求人们放弃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也许是专制传统之下生成的领袖意识的作用，他总是强调他的党员和民众对领袖的服从，强调思想和行为的一致。

为此，他不仅对科学、民主、自由和人权没有兴趣，而且不遗余力地进行抵制。这是中国人的一个大不幸：政治家们往往在自己也处于专制压迫之下的时候喊几句民主、自由之类的口号，但在革命尚未成功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考虑如何实现自己的专制统治。

在《三民主义》中，孙中山曾经明确宣布：“我们革命党向来主张三民主义去革命，而不主张以革命去争自由。”像一切实用主义政治家一样，孙中山更多地致力于寻找动员民众的口号。在他看来，中国人的自由已经太多，而且从来没有受过专制的痛苦，所以自由不能成为有号召力的口号。他说：“欧洲人当时争自由，不过是一种狂热，后来狂热渐渐冷了，便知道自由有好的和不好的两方面，不是神圣的东西。……中国人现在因为自由太多，发生自由的毛病，不但是学校内的学生这样，就是我们革命党里头也有这种毛病。所以从前推倒满清之后，至今无法建设民国，就是错用了自由之过也。”所以，他主张：“自由这个名词究竟要怎么样应用呢？如果用到个人，就成一片散沙。万不可再用到个人上去，要用到国家上去。”

由此可见，孙中山梦寐以求的也是一个没有个人自由的所谓共和国。他还没有像“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那样意识到个人自由和权利的神圣性，更没有意识到人们之所以需要国家和政府，是因为自由和权利需要保护，如果离开了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保护，国家和政府就失去了存在的根据。

“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政治上追求的是民主与法治。孙中山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袖，却严重缺乏民主与法治的观念，而习惯于个人的独裁，总是不自觉地要剥夺人们的权利。人们都会承认，民国元年临时参议院制定的《临时约法》是中国第一部现代法典，并且为中国推行宪政提供了依据。也许正因为这样，在反袁斗争和其后一系列针对北京政府的斗争中，孙中山都曾以“护法”为号召。但是，这位“护法”领袖进行的政治设计以及他的政治实践却与《临时约法》体现的精神相去甚远。在他的设计中，他不仅要建立一党专政的政治体系和特权等级制，而且要在一定时期内剥夺大多数国民的公民权。

这样，革命就不是为国民谋利益，而是为革命党谋特权，使党员成为特权阶层。在革命时期，这也许是进行动员的一种手段，但是，以特权为诱饵，而且剥夺他人的权利，这显然与现代民主政治大相径庭，也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方向背道而驰。

即使在党内，孙中山也习惯于独裁而不习惯于民主。在组织中华革命党时，他宣布要求他的党员以服从命令为惟一重要的条件，而且必须甘愿服从他一人的领导。甚至要求党员写下誓约，按下手印，表示愿意牺牲一切而服从孙中山。中华革命党的组织原则给人留下的印象更像一个传统的秘密帮会，而不像一个现代革命政党。这种做法曾经导致国民党的分裂，包括黄兴在内的一大批国民党要员都因为不愿接受这一有损人格尊严的条件而拒绝参加中华革命党。但是，孙中山却固执己见，直到去世也没有改变他的这种中国特色。

在国民党改组的时候，他仍然认为革命之所以不成功的原因就在于党人没有绝对服从他的领导，所以一再强调人们对他的服从，要求党员即使发现了领导者的错误，也仍然要服从，理由是“党员的奋斗，是和军队的奋斗一样，军队在奋斗的时候，如果司令官的命令一时不对，当兵士的都要服从”。

正因为这样，当他走投无路转向苏联时，只看到苏联革命的成功，却看不到它在政治上的非现代性质。如果只是思想和学术上的一家之言，也许并不值得特别关注，但作为一个革命领袖，这些思想在指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产生的影响就不同寻常了。在国民革命的过程中，重组之后的国民党接受了来自苏俄的影响。苏式极权主义体制和意识形态在国民革命过程中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结合起来，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成果形成了严重的威胁和瓦解。

要求思想统一，限制言论自由，文化专制主义倾向以革命名义迅速发展。由于指导思想中存在的问题，也由于革命力量本身的传统重负，革命没有推进文化上的开放和自由，而是恰恰相反，革命总是试图以一种思想来指导人们的思想，以一种声音取代众多的声音，以革命的意识形态取代人们的自由思想。

孙中山似乎一直不清楚党和国家的正常关系，因而总是把党和国家混为一谈，以党的意志代替国家的意志。孙中山在组党之初所设计的就是一党专制的非现代政治形态。直到去世前改组国民党，也仍然没有对党和国家有所区分。考察国民党的一系列文件，可以发现一种根深蒂固的“党即国家”的观念。党的会议决定的不仅是党内的事务，而是在不经任何授权的情况下商定国家大事，替国家立法。

后来流行的“党国”一词就是生动的写照。“党国”虽不同于“帝国”，却已不是辛亥革命所换来的“民国”，也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向往的现代民主国家。因为根据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理念，现代政体必须承认政见的多元，尊重多数的选择而又保护少数的权利，任何政党都无权代表国家，更不能凌驾于国家之上。党国混淆，以党治国，事实上把党变成了夺天下、坐天下的团伙。（原文：李新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