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3月20日夜晚，宋教仁在上海车站身中三枪，仅31岁去世。国民党人指控袁指使，当时和现在都没有令人信服的司法证据。

宋死，孙中山无疑是最大受益者，孙对宋组建国民党，参选议会本来消极，一个月前，国民党大选获胜，他一言不发，去了日本。宋死，孙中山回来重握党柄。

 民国初建，出现了20世纪中国罕见的政务比较公开、司法相对独立的年代。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在收到租界会审公堂移交的证据后，把罪犯应桂馨和国务总理赵秉钧、内务部秘书洪述祖之间来往的秘密电报和函件的要点以“通电”的形式向海内外公布，迫使袁世凯的亲信赵秉钧不得不发出公开电报为自己辩解。与此同时，上海地方检察厅也公开传讯在位的国务总理赵秉钧。虽然赵氏拒绝到上海应讯，但一个地方法院能传讯总理，真不愧为20世纪中国司法史上空前绝后的大事。

不管袁世凯有没有介入“宋案”，袁所代表的北京政府都对此事件是负责任的。在舆论的压力下，袁准赵秉钧辞去总理，由段祺瑞代理。这个过程说明，遵循依法追究的原则，案件可以得到某种程度的解决，而人们法治观念的提高，和国民党威望的上升更是难以估量的。 孙中山主张武力讨袁，好多革命党人并不赞同。黄兴等坚持“法律解决”意见。

 孙中山由于和袁积怨太深，不顾党内外反对，1913年7月12日，孙中山，在湖口召集成立讨袁军总司令部，执意发动二次革命。所谓的“二次革命”，枪声未响，孙就先失一着，违犯《临时约法》，开创了民国武力解决争端的先例。很不得人心。

后来成为著名护国将军的蔡锷，其态度很有代表性，他说宋教仁“生前于南北意见极力调和，若令身后惹起南北恶感，恐九泉之下亦不心安”。即使说袁世凯必须推倒，此时正式总统选举在即，“则袁之将来当选与否，宜取决于全国人之同意，自有国会解决”，不能诉诸武力。当南北战争迫在眉睫时，5月17日，蔡锷曾和四川、贵州、广西四省都督联名通电，反对战争，声言：“万一有人发难，当视为全国公敌”，6月7日，他又和浙江、四川两省都督联名致电袁世凯及各省都督，进行调停，主张以法律程序解决纷争，力劝罢兵。

 1913年7月12日李烈钧在江西起兵宣布独立，到9月2日南京被北军攻占，11日熊克武在四川失败，不到两个月内便彻底烟消云散了。 国民党激烈分子所发起的这场战争给了袁世凯一个树立权威的好机会。袁世凯有足够的发兵镇压的理由：“现在看透孙、黄，除捣乱外无本领。左又是捣乱，右又是捣乱。我受四万万人民付托之重，不能以四万万人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自信政治军事经验，外交信用，不下于人。若彼等能力能代我，我亦未尝不愿，然今日诚未敢多让。彼等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即敢举兵征伐之！”

　国民党原在在广东、江西、安徽三省势力较强，二次革命后都被一一清除，北洋军源源不断进入了南方各省，除了广西、贵州、四川、云南四省外，其他各省均已成为北洋军及其附属军的控制范围，即便是以上四省，还有山西的阎锡山、东北的张作霖，在袁大总统的威势之下，哪里还敢心怀异志。历史总是充满了讽刺，袁世凯却在“二次革命”期间，众望所归。 国民党不但在军事上失败了，在政治上也失败了。11月4日，袁世凯以参与“构乱”为由，下令解散国民党，国民党籍的国会议员也被一律取消议员资格。国民党的政治影响力急剧削弱，陷入颇为孤立的困境。
        本来《临时约法》也有了，“公民社会”的国会、自由政党、责任内阁、宪法等大的框架已经基本搭建完成，三权分立、法治、司法独立、国会权力不容侵犯、军人不得干政…，那时的政府已经基本实现一个“有限政府。这一切都在二次革命后丧失。

     不守法的执政者，习惯大权独揽，专制独裁。作为反对党不是以民主、法治去矫治专制，却以革命手段，武装手段，以暴易暴，包括使用暗杀在内的非法手段去对待政敌，甚至意见稍有不同的自己人，在政治文化上就已经与专制暴君同流合污！已与民主共和的理想背道而驰远。老同盟会员梁漱溟曾总结道：二次革命实在是以武力为政争的开端。从此以后，凡是要为政治活动的，总要去奔走武人的门下……武人的威权从此一步一步的增长，到现在而达极点。”可以不夸张地说“二次革命”开创民国的恶劣政治模式，军阀混战自此开端。

  毋容置疑。二次革命是一场武装叛乱，对刚刚起步的民国法制造成了极大破坏。我总感到，其中孙的执意含有某种故意。孙本来在党内大权旁落，通过此役，独树一帜，重新拉起队伍，拉起一伙和自己一样走极端道路的人。孙言：“再举革命，非我不行。同志要再举革命，非服从我不行。我不是包办革命，而是毕生致力于国民革命，对于革命道理，有真知灼见；对于革命方略，有切实措施。同志鉴于过去之失败，蕲求未来成功，应该一致觉悟。我敢说除我外，无革命之导师。”

1913年9月，孙再次逃亡日本后，组建了极端组织“中华革命党”，入党的人都要宣誓服从他本人，并要在誓约上按手印。大部分国民党人认为“不够平等”，持反对态度。1914年成立时有600余人，规模最大时亦只有300O人左右。黄兴始终没有加入中华革命党，其它国民党骨干如李根源、熊克武等人在日本成立了“欧事研究会”；李烈钧、陈炯明则远走南洋，组织“中华水利促成社”。国民党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中。

黄兴拒绝加入中华革命党，并不仅仅是因为“盖指模”有辱个人人格，而是因为意识到孙中山已经违背了民主宪政原则。中华革命党的纲领中提出了“一党治国”的政治理念：革命成功之后，“非本党不得干涉政权，不得有选举权，故将来各埠选举代表，非本党人不可。”黄致孙的信中说，自己不加入新党，“不愿先生反对自己所提倡之平等自由主义”。在另外场合将问题的性质说得更加直白，言孙：“不惜以权利相号召，效袁氏之所为”。

两年后，在梁启超、蔡锷等领导的进步党领导的反袁护国成功后，孙回到广东以“护法”为名，自称大元帅，建立分裂割据政权。最终走向“师俄”之路，“以党建军，建国”。使中华民国离辛亥初年设想的，欧美民主共和国的框架，越来越远。

来源：黄老道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