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的私人生活/十大美女都嫁给了谁
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由保安迁到延安,当时延安全城只有2000余人,“饭铺只有四五家,使用着木头挖成的碟子,弯的树枝做成的筷子;商店没有招牌,买错了东西很难找到原家去换,因为它们有着同样肮脏同样破旧的面貌。”全城肮脏拥挤,厕所尤其原始。
丁玲纪实小说《医院中》记述了这样的细节:“老鼠就在天花板上面窜来窜去啃浆糊吃。一次,隔壁房里竟有一只老鼠从上面掉下来,砸在正在睡觉的傅莱大夫的脸上。”
于光远到达延安首夜大战跳蚤,落荒逃出房间,抱被睡在场院几根原木上。原《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也记述了终生难忘的大战臭虫:“我一个人睡在一个旧窑洞里,臭虫多得可怕,一排排一串串地从各种缝隙中爬出来,结队进攻,真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令人毛骨悚然的怪事。开初我用手指抹杀,以后用手掌抹杀,弄得满手臭黄水,还是杀不完。好在我随身带了针线,赶快把自己带来的床单缝成一个口袋, 把身体装在里面,尽管这样,还是辗转反侧,到天快亮时才迷糊了一小会儿。起床一看,床单上血迹斑斑。”
在延安,人人都穿制服,冬天发一套棉衣裤棉鞋帽,夏天只发一套单衣。衬衣衬裤一开始是不发的(后来每年发衬衣一件、短裤一条),闹出不少笑话。田家英夏天下延河洗澡,来了一群女性洗衣,他在河里起不来,因为唯一那条裤衩刚刚洗过晒在河滩上。
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只发两季衣裳:夏天一身单军装,冬天一身棉军服,当中没有换季的衣服,手巧的学员把棉花取出变成了夹衣。谁如果带来多余的衣服,会无私地送给缺衣的同学。一旦得知某位学员要奉命到大后方工作,来自大城市的女学员会立刻捧出来时穿的旗袍、大衣,供她挑选。
陕北公学、抗大的学员七八人挤睡窑洞土坑,只铺一层茅草,挤得连翻身都困难。女子大学学生的卧位只有一尺半宽,起夜回来常常发现没了位置,要拱进去慢慢挤几下才能“收复失地”。男性炕位也不过二尺半。蜷身睡习者很快得到纠正—— 直腿挺睡。
女生早晨照镜子也是麻烦事,得排队,轮到者左顾右盼不愿离去,镜子女主人终于摔镜四分:“咱们还是‘共产吧!”一镜成多镜, 增扩利用率。同时,每人腰间永远挂着一个用罐头盒做的大茶缸,女生用它吃饭喝水、刷牙洗脸,甚至冲脚、洗屁股。延安文化人一般得到稿费,多是主动与人共享,或是被朋友们“共产”,独自享用的情况极少。这几乎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规矩”。
延安作家卞之琳回忆:“谁要是从邮局接到重庆、香港以至上海孤岛汇来的一笔稿费,就招呼朋友,三三五五,一分而光。”1938年8月31日,卞之琳到达延安,每月领取2元津贴。最多到街头小吃摊买5分钱一碗的醪糟鸡蛋打牙祭,几分钱买一包花生也会数人共享。“馋”是延安人生活的主旋律。
一位1938年初访问延安的美军上校写道:“伙食是每日两餐,只有单调的小米。…… 身上有钱时,他们就到镇上一家饭馆,把钱花在八宝饭上,因为他们太缺少甜食了。” 冼星海就极喜爱甜食,创作《黄河大合唱》时,他要求光未然为“作曲” 买两斤白糖。等一切齐备,冼星海盘腿炕前,开始创作。他一边抓撮白糖入嘴,一边从超长烟杆中吐出腾腾烟雾,妻子钱韵玲在旁为他熬煮“土咖啡”。
就这样,在延安的一间窑洞里,诞生了这首时代乐章。中国女子大学学生王紫菲晚年回忆:到延安后最深的感受就是馋,又身无分文,走在延安街上,见了摊上雪花银似的白面馒头,真眼晕, 真想偷几个吃。
一次,三位中国女大生逛市场,兜里总共只有2分钱,只能买一瓶老陈醋,在瓶上刻划下三等份,先是很珍贵地用舌尖舔,觉得味道好极了,酸酸甜甜香香的,就再也忍不住,小狼一般咕嘟嘟一口气喝下自己那一份。原本就空腹无油水,其中一位回窑洞不久就肚子剧痛,满床打滚,呕吐不止,从此该女生不再沾醋。
华君武刚到延安时,参加晚会回来,肚饿无食,将白天糊窑洞窗纸的半碗面粉调的糨糊当了消夜,华君武晚年回忆:“时隔43年,似乎还回忆起那碗浆糊的美味,当然,这并不是说经常有浆糊可做宵夜的。”抗大学生何方回忆说,延安时期,二两大的馒头,有的北方男生一顿起码能吃十三四个,女生也有能吃十一二个的。
一次改善生活吃包子,一位食量大的抗大生盧振中(后任武汉华中工学院副院长),二两一个的包子连吃24 个,然后才问:“什么馅?”
在延安,很多新婚男女因条件限制,结婚后依旧分住在集体宿舍, 只有周末才能申请到窑洞建成的“青年宿舍”团聚。当年延安公职人员的住宿虽一律免费,夫妻周末在“青年宿舍”团聚却要缴费。
抗大政治部主任莫文骅回忆:“屋里只有一张床,被褥得自己带,也不开饭,住一次交5毛钱。每到周六,小两口背着被褥来住一晚上,第二天又背上行装回到各自的战斗岗位。”然而,即使这种露水夫妻,也让延安很多光棍们羡慕不已。
中共中央为补偿大多数高级将领由于军务倥偬而耽误的青春,鼓励和帮助他们解决婚姻问题。当时延安的高级领导人,师级以上军官中80%的人都是在这一时期恋爱、结婚、成家、生子。
然而,对很多知识女性来说,老干部只习惯于吃饭、睡觉、打仗,谈恋爱却很无趣。1936年,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结伴来到陕北的马海德,在陕甘宁边区医院做了中共中央保健医生,他开始追求延安美女、鲁艺学员苏菲。
马海德与苏菲的跨国恋情,引来鲁艺男学员们的集体抗议。鲁艺不少男生眼睁睁地看着外国大鼻子摘走了自己的校花,作为“报复”,此后好几个周末的傍晚,他们躲藏在鲁艺校门口的坡地里,等马海德来接苏菲的时候,大喝一声:“谁接走苏菲,留下买路钱!” 然后就冲上去,拦住马,翻出他口袋里的香烟和零钱。
1940 年3月3日,马海德与苏菲在延安结婚。
据艾青、卞之琳记述,1938年延安革命队伍里的津贴标准为:士兵(班长)1元、排长2元、连长3元、营长4元、团长以上一律5元, 只有著名文化人、大学者是5到10元。王实味、陈伯达每月津贴4.5元。冼星海15元(含女大兼课费3元),鲁艺音乐系教员一律12元,助教6元。发的是延安“边币”,1元边币可买两条肥皂或一条半牙膏或两斤肉包子或十几个鸡蛋。”“最困难时期,连这点钱也停发了。”冒舒湮记载:“法院工作人员与囚犯吃的饭菜都是一锅煮的!”
延安纸笔十分紧张,每人每月仅供应五张纸,作家特别优待,领取纸笔不加限制。1940年1月,入党四个月的范文澜抵达延安,应张闻天之邀主持马列学院中国历史研究室,主编《中国通史简编》。范妻乃旧式家庭妇女(文盲),初到延安感觉处处不便,又惦着家里的东西,常常暗自落泪。张闻天夫妇常去看望,派服务员照料他们的日常生活, 每人每月发津贴4.5元。
范文澜感觉最困难的还是缺书,张闻天便布置地下党将范文澜的书从家里运到延安,共五六十箱,绝大部分为线装书。范文澜十分感动。延安物价低廉,猪肉每斤2角,1角钱可买十来个鸡蛋。陈明远先生折算说,延安1 元相当于19 世纪90 年代末的30元—35元。若按相对标准,至少合2008年人民币百元以上。
当时延安整肃贪污的红线是:1938年贪污200元或受贿100元者处死。货币贬值后,贪污500元以上的枪毙。延安文化人流行“客请”,即延安人太穷,得由外来客人掏钱做东。
1938年5月上旬,美国驻华参赞卡尔逊上校在延安遇上医生马海德,邀他去一家以八宝饭出名的馆子吃晚饭。一路上,许多人向马海德打招呼,马海德便邀他们一起去吃饭,“他如此大方地利用了我的好客使我发笑,他知道我手头不紧。我们走到饭馆时,后面跟随了十几个年轻的男女,他们笑着闹着,完全沉浸在聚餐的快乐中。”十几个人每人点了一个自己喜欢吃的菜,吃完就走。
1936年秋,刘英患流行性感冒,高烧不止,但延安没有药,只能寄希望于“千万不要并发肺炎”。在隔离窑洞,她半昏睡半清醒, 每天只喝一点小米粥汤,完全靠自身去扛病。丈夫张闻天又心疼又着急着急,每天早晚两次隔着窗户纸上的窟窿问候,说几句安慰的话,还把所有的津贴,全交给警卫员买鸡蛋做汤给刘英吃。刘英问警卫员:“闻天的5元津贴都给了我,他吃什么?”警卫员眼泪汪汪地回答:“就吃红锅炒白菜。” 挺了二十多天,刘英慢慢恢复过来。
时任陕北省委组织部长郭滴人,也像刘英一样发高烧,但他没挺过来,匆匆辞世,年仅29岁。郭小川在《延安生活杂忆》中回忆:“我是40年底到延安的。这时候,延安最特殊的地方,便是延河两岸的男女了,因为女大在党校对面,每天晚饭后或每逢假日,在延河边散步的颇不乏人。女同志的装束,是蓝斜纹布的带耳朵的帽子,即使是好天气,也把耳朵放下。最讲究的要算围巾,花花绿绿,不过是追逐都市风而已。”“男同志们最标志性的服装是白茬短皮袄,颈围布的或毛围巾。那年发的鞋子很好,是高統的黑色布棉鞋。”“老实说,这期间便蔓延着自由主义的风气了。作为人们的谈料的,不是别的,而是文学与恋爱。文学与恋爱,二者这般密切,流行在人们口头的语汇,是‘灵魂的美,是‘文学气质。”
赴延安的青年多为中小知青,大家一窝蜂去搞文学,延安一时出了200多个诗人。只要在报纸上发表几首诗,便是诗人了。1940年,延安大诗人萧三说:“在延安的青年写的诗最多(文学刊物,例如《大众文艺》上,75%—83%是诗歌)。”文艺青年聚在一起,不是谈论谁谁的文章真好,就是评说那人的文章如何如何要不得。延安中央党校的女学员们曾约定:不嫁老干部。但实际上, 很多知识女性在知识分子和老干部之间,面临两难抉择。
丁玲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的“三八节有感”一文中,这样描述延安女性的尴尬:女同志的结婚永远使人注意,而不会使人满意的。…… 她们被画家们讽刺:“一个科长也嫁了么?”诗人们也说:“延安只有骑马的首长,……艺术家在延安是找不到漂亮的情人的。”
然而她们也在某种场合聆听着这样的训词:“他妈的,瞧不起我们老干部,说是土包子,要不是我们土包子,你想来延安吃小米!”一位四十多岁的江西老红军娶了一位城市女生。老红军是八路军120师某旅政治部民运部部长,上前线后,收到女学生的情书,最后一句是:“我给你一个亲爱的吻。”部长持信找到捎信人:“她给我捎了东西,东西在哪里?”捎信人一脸茫然:“她没有捎东西啊?”部长指着信:“这不是给我一个亲爱的物?这个东西在哪里?”这则故事很快成为“老红军”与“女学生”结合的经典段子。
一位历经千辛万苦投奔延安的浙大女生,经“组织介绍”嫁给一位出身佃农的老干部。最初,革命热情很高的女生服从组织决定,照例周六回到老干部窑洞,往往一宿无话。日子一久,女生渐渐厌烦。一次,她邀丈夫月下散步,老干部说:“月亮有什么好,圆圆的活像一个烧饼。白天干了那么多的工作,晚上在外面乱走有什么意思?” 浙大女生哭肿双眼,悄然离家,留下一首诗:“嫁得郎君不解情,竟将明月比烧饼;从今不盼礼拜六,春宵枉自值千金。”从此不归,组织上也无法说服该女生。
官司打到毛泽东处,毛写诗回应女生,替老干部辩护:“春花秋月枉多情,天上人间两画饼;寒来花月不能衣,饥时一饼胜千金。”
延安时期,局势相对稳定,组织上也鼓励干部、官兵积极解决“个人问题”。干部们当然想找有点气质的姑娘,而要“有气质”,自然得上点学、读点书。米脂乃陕北首富县,该县绝大多数地富的女儿都上过学,因此 “该地成为红军干部选妻的重点地区。军内称米脂县为‘丈人县。”
1938年,山西汾阳东南一带,八路军685团团长杨得志掏出1 块钱请带路老乡帮忙买点鸡蛋,竟买来20斤。一位当地老乡替尚未婚娶的杨团长找来一位姑娘,长得俊,还是高小毕业,两头都愿意,但女方父亲要杨团长出100块钱彩礼,杨最多只能给几百斤粮食,人家不干。杨得志后升任344旅代旅长,过汾河前,杨得志还想带走这位姑娘,“可最后还是没有带成,主要还是因为拿不出那100块钱来。”女性资源紧缺,男性之间的争斗自然就会加剧。萧军与萧红分手后, 与丁玲谈过恋爱,后与青年女演员王德芬订婚,辗转赴延安。到延安后,大概王德芬又与萧三粘粘扯扯,一次边区文协开会,萧军、萧三、艾思奇、吴伯箫等十来人出席,萧军从靴中抽出匕首,往桌上一插:“萧三,我要宰了你!”弄得大家都很害怕,面面相觑。还是老实人艾思奇慢慢说了一句:“萧军,你有什么意见,可以说啊,不能那么野蛮。” 萧军才把匕首收了起来。
1938年,16岁的何鸣刚入抗大,便成为很多人的追求对象。抗大队长兼教员聂凤智最终胜出,因为他不久即兼任卫生所所长,与女护士何鸣有更多的“正当接触”。聂凤智的表白语是:“我是党员,你也是党员,双方都是共产党员,也都没有传染病,双方自愿在一起,谁都不强迫谁。”聂凤智15岁参军,闻战则喜,身上有11个枪眼,负伤8次。何鸣说:“他打仗勇敢,这一条就招人喜欢。”
1940年元旦,26岁的聂凤智与18岁的何鸣在晋察冀结婚,抗大教育长罗瑞卿主持婚礼,吃了大白菜豆腐,“搞得还蛮热闹”。何方回忆:“整风一开始,马克思主义就不香了。整风期间不只是不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过去学过的,特别是搞理论工作的还纷纷检讨,似乎没学过理论的人倒还干净些,起码不用检讨……甚至有些老干部,如时任中办副主任的王首道,为了表示和教条主义决绝,竟将一些马列著作扔到了窑洞门外……人们曾经感到很紧缺的马列著作,成为无用而多余的东西,于是就有人拿到南门外新市场当废纸论斤卖了。”
师哲揭发康生夫妇说:“他们工作和生活的一切方面都由秘书来承担,包括给他们洗脚、洗澡在内。除了伙食标准同中央负责同志看齐外,康生还有自己的特殊要求。诸如:袜子非狗头牌的不穿;地毯是从中亚带回来的;衣服(特别是大衣和外衣)要穿莫斯科生产的;办公桌上少不了各种干果—— 花生米、核桃仁、扁桃仁、柿饼等。
尽管如此,他仍不断向他所领导的社会部诉苦,以求得格外‘照顾。延安是革命圣地,是艰苦奋斗的同义语,竟存在着康生这样的‘角落,能相信吗?但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他有时享受咖啡,有时饮酒,虽不常饮,但酒量很可观……他由于不得志而以酒浇愁,他把米大夫请到他的住处,搬出珍藏多年的法国、英国名酒,折腾了整整一个下午,二人醉成烂泥。”
附录:揭秘红色延安十大美女结局:她们最后都嫁给了谁
上世纪40年代,延安成为中国革命的“圣地”。很多知识青年千里迢迢、不畏艰险地来到这里,试图寻找救国和人生理想,其中青年女性占到近乎一半。其中一些引人注目的美女一直为后人津津乐道,这些美女中尤以“延安十美”最为闻名。作为当时延安的焦点人物,她们最终嫁给了谁,又有怎样的人生遭遇?
1、苏菲
苏菲,被称鲁艺校花。她原名周素珍,浙江定海人。15岁那年,她与江青、赵丹在上海同台演出《大雷雨》,江青扮演女主角卡塞琳娜,赵丹饰演卡塞琳娜的丈夫奇虹,苏菲扮演的是卡塞琳娜的侍女。那一年,苏菲还出演了电影《海葬》。
1939年10月,19岁的苏菲来到延安鲁艺。延安城里到处传说着,江青的妹妹来了,一时间苏菲也成了引人注意的人物,很多人纷纷打听,哪一个是江青的妹妹啊?
1940年大年除夕在鲁艺大礼堂的舞会上,大鼻子医生马海德勇敢地邀请她跳舞。她拒绝说不会,他坚持要教她。这样就牵上了她的纤纤玉手,并且整个晚会上就没有放下过。
当天夜里,苏菲同窑洞里一位大姐临产了,其他人都让她出面请马大夫来。他说自己不是妇科医生,但还是跟着苏菲就跑过来了。到清晨,孩子顺利地降生了。苏菲请马大夫回去休息,但他邀请苏菲出去走走,并向她求了婚,苏菲答应了。
鲁艺不少男生眼睁睁地看着外国大鼻子摘走了自己的校花,作为“报复”,此后好几个周末的傍晚,他们躲藏在鲁艺校门口的坡地里,等马海德来接苏菲的时候,大喝一声:“谁接走苏菲,留下买路钱!”就冲上来,拦住马,翻出他口袋里的香烟和零钱。
文革期间,“延安整风”中曾定性为“特嫌”的马海德以及苏菲也受到冲击,被抄家关押。但两人一直坚守着爱情,相守终身。
2、浦安修
1938年4月,北平师范大学学生浦安修到达延安;北师大附中毕业的叶静宜也到达延安。薛明、周恩来的养女孙维世到达延安(1939年即随周恩来去苏联)。这样,蓝苹、刘志兰、叶静宜、浦安修就成了1938年版“延安四大美女”。
浦安修,1918年生于北京,上海嘉定人。北平师范大学附中毕业。“一二九运动”的骨干分子。高中毕业后考入北平师范大学。和刘志兰、杨慧洁的高中同学、同窗好友。1936年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和妇女救国会,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8年4月浦安修去延安,嫁给彭德怀时只有20岁,两人年龄差距悬殊。1949年后,浦安修曾任轻工业部劳动工资司司长、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
彭德怀的侄女彭梅魁在《我的伯父彭德怀》一书中回忆说,“庐山会议”彭德怀遭贬后,浦安修的精神陷于极度的迷惘甚至近乎崩溃,她经常痛哭,她本能地害怕。她写信埋怨和责备丈夫“鲁莽,是旧军队出来的,不懂得尊重毛主席”,人家林彪却“懂得如何尊重毛主席”,她给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写信,决定离婚。
彭德怀平反后,在追悼会的准备期间,彭梅魁等人坚决反对浦安修以“夫人”的身份参加追悼活动。最终中央以离婚报告未批准为由,还是认定浦安修是彭德怀夫人。1991年5月2日,浦安修因乳腺癌在北京去世。
3、曾宪植
曾宪植(公元1910—1989) ,湖南湘乡(今双峰)人,叶剑英元帅前任夫人。1926年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女生队,参加北伐。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赴日本留学。1941年去延安。1946年在重庆、南京任中共代表团成员邓颖超秘书。建国后,任全国妇联副秘书长,妇联第三届书记处书记,第四届执委会副主席。还任第四、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1989年10月11日在北京病逝。
曾宪植来延安时,早在1928年春不满十八岁的她已嫁给了大她近二十岁的叶剑英。接下来曾氏曾被派往海工作,就读于华南大学,不久即被捕。被地下党营救出狱后,惧于国内形势险恶,只身前往日本留学。
此时却逢日本政府清查在日中国革命党人,不幸再次被捕。好在其家庭出身委实显赫,曾宪植系曾国藩胞弟曾国荃七世孙。日本人对曾国藩的后代居然另眼相待,这才逃此一劫。
1938年初,曾氏怀了叶选宁后三进香港,于当年十月在香港生下了她这一生中唯一的孩子。1941年,曾宪植再赴延安,入马列学院学习。后来根据党组织的分配做过妇女统战等方面的工作。但此时的叶剑英已经另有所娶。
4、吴光伟
当年李德在延安时,曾见证了中共领袖毛泽东与夫人贺子珍的一场争吵。这又是怎么回事呢?1937年1月,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以德国《法兰克福日报》记者的身份来到延安。为其充当秘书兼翻译的是位美貌的中国女子,叫吴光伟。
吴光伟又名吴莉莉,她自幼就读教会学校,于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毕业后,考入南京戏剧学校学表演。她思想活跃,会写诗,演过话剧,读书时就参加学潮,后从西北救国联合会投身延安抗大。曾在延安访问的美国女记者海伦·斯诺这样描述吴光伟的风采:她很有教养,温文尔雅,容易接近,女人味十足,卓有魅力,26岁芳龄,……吴莉莉看上去身材健美,脸色红润,皮肤白皙而细腻。她非常美丽。她留着三十年代所盛行的齐肩短发,而且卷曲美观。
毛泽东与史沫特莱和吴光伟的亲密往来,终于引发了夫人贺子珍的强烈反应。一次,毛与史、吴二人在窑洞里亲热交谈时,贺子珍忽然闯进来,并与吴光伟发生了肢体冲突。这件事当年被称作“吴光伟”事件。最终,吴光伟、贺子珍均先后离开延安。后随丈夫去了台湾,结局不详。
5、孙维世
孙维世,1921年生,其父孙炳文早年跟随朱德到德国,经周恩来介绍,两人在德国加入共产党。的早年战友,1925年孙炳文回国后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秘书、广东大学教授、黄埔军校教官,曾参加北伐的筹备工作。1927年,在大革命中牺牲,当时女儿孙维世才5岁。
14岁,孙维世随母亲到上海参加上海业余剧人协会和东方剧社的进步演出活动,曾在龚秋霞主演的电影《压岁钱》里演出。1936年任天一影片公司演员,在《王先生奇侠传》等影片中扮演角色。1937年在联华影业公司主演《镀金的城》。1937年,随兄长孙泱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认识了周恩来。周恩来遂认孙维世为义女。
1938年,孙维世加入中国共产党,接着随周恩来到了延安,在抗日军政大学、马列主义学院学习。人称“红色公主”。
1939年,周恩来带孙维世到莫斯科留学,在莫斯科东方大学、莫斯科戏剧学院攻读戏剧。1946年回国后,参加华北联合大学文工团工作,随军在晋陕冀一带活动。孙维世与延安平剧研究院的冯风鸣、张醒芳、郭兰英被誉为“延安四大美女”。1949年12月,随同毛泽东出访苏联。
在莫斯科学习时,林彪曾追求过孙维世,但未得到回应。后来孙维世嫁给了著名演员金山。文革期间,孙维世遭到残酷批斗,连周恩来都无法保护。1968年终遭迫害而死,年仅47岁。
6、刘志兰
刘志兰和浦安修是北师大女附中的好友,当年,刘志兰为许多异性所爱慕。到延安之后在中共北方局妇委工作,并任陕北公学分校教导员。1939年4月16日同左权在八路军总部潞城北村结婚。婚后一年就为年已35岁的左权生下女儿左太北。
1940年在延安保育院工作。1942年才25岁的她,在与左权婚后仅仅相处了一年多就永别了。她当时伤心欲绝,后在朱德一再安慰鼓励下而强忍悲痛,并在延安《解放日报》撰文纪念左权。左权牺牲6年后,31岁的刘志兰重组家庭。
当得知左权曾被污陷为“托派”,并戴“罪”作战10余年之后。刘兰志四处奔走、多次写信,中央终于为左权受王明路线打击迫害一事予以平反,并取消了对左权的“留党察看”处分。1992年,刘兰志逝世。
7、薛明
薛明1916年生于河北霸县一户贫苦农家,原名王爱真,因母亲姓薛后改为薛明。1936年3月,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夏,奔赴延安。1942年8月1日,薛明与贺龙结婚。
之后她便随贺龙转战南北,长期在军队任职,曾任西南局妇联福利部部长、总参办公厅党委委员,曾当选全国政协第六、七届常委、中共十二大代表。
薛明因病于2011年8月31日下午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她是新中国开国十大元帅夫人中最后一位去世的老人,中国从此再无元帅夫人。
8、江青
江青1915年生于山东诸城,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爆发后,江青到达延安,后与毛泽东结婚。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她任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解放军文革小组顾问。积极策划诬陷打倒一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并与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结成“四人帮”,给党和国家造成极其严重的危害。1976年10月被中央政治局审查。1977年7月,江青被永远开除出党,1981年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后依法减为无期徒刑。1991年5月14日,在北京保外就医的江青在其住地自杀身亡。
1937年秋到延安,江青奔赴延安,将名字从蓝苹改为江青。先在马列学院学习,后到鲁艺任教。这期间,江青与毛泽东渐渐相识并最终恋爱。
毛泽东与江青的恋爱关系很快就引起党内同志的极大议论。当时的中共江省委等等,纷纷联名写信给中央总书记张闻天,陈述史实,力谏劝阻这场婚姻,但毛泽东仍旧与江青结了婚并生下了女儿李讷。
1966年5月后,任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代理组长,解放军文革小组顾问。在中共第九次、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9、 范元甄
范元甄曾和江青、叶群、孙维世并称“延安四大美女”,其起落的人生,在女儿李南央写的《我有这样一个母亲》一文中有详尽描述。范元甄在学生运动时就深得王明赞誉;在延安马列学院,连毛泽东都知道她的名字,路上遇到,都会说一声:“小范你先走”。
1939年,范元甄与李锐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结婚。婚后不久,两人同去延安。李南央在《我有这样一个母亲》中说:“1943年春,延安搞抢救运动时,我爸作为特务嫌疑被关在保安处,我妈妈也在被抢救之中,邓力群是政治研究室派去抢救她的。”随后李锐与范元甄离婚,但在李锐出狱后又复婚。
再随后,二度离婚。在接下来的各种运动中,范元甄疯狂揭发李锐、揭发亲人,她似乎变得只有党性,而没有了人性,最终众叛亲离。范元甄的悲剧是那个时代的悲剧。
10、叶群
1938年4月,北师大附中毕业的叶静宜到达延安。薛明、周恩来的养女孙维世到达延安(1939年即随周恩来去苏联)。这样,蓝苹、刘志兰、叶静宜、浦安修就成了1938年版“延安四大美女”。
叶静宜,福建闽侯人。父亲叶君琦是国民党少将。1935年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附中,曾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是刘志兰、杨洁慧、浦安修的师姐。1938年到达到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2年,叶静宜嫁给了林彪,因为林彪的前妻叫王静宜,叶静宜遂将其名改为“叶群”。
林彪与叶群相识,是从苏联回国后。林彪回延安后继续任抗大校长。叶群是延安“八大美女”之一,这一点林彪似乎也有耳闻。但林彪更看中的是在别人都去娱乐时,叶群却在看书。
林彪后来曾写过六个字形容叶群:“温文,豪放,理智。”但他当时还没发现,这位来自大城市的知识女性也有虚荣的一面。最后,叶群在出逃中与林彪一同摔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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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很多知识女性来说,老干部只习惯于吃饭、睡觉、打仗,谈恋爱却很无趣。
谣传某些老干部的警卫员或秘书(男)在延安整疯时被发现是反革命敌特分子?
我差点就信了哈哈哈啊嗝……
—— 也都没有传染病
《感冒》一辞来自于日语,是解放战争时期日籍解放军传过来的,是日本人民的创造,表达的是患者对病患的感述及症状,言简意赅,甚得华夏传承之妙,传来传去被一些人错误的理解为某些常见流行病症的代名词。
一些人因为说疫情是“感冒”而招来无妄之灾,
跟“她送我一个亲爱的物”相得益彰,竟毫无违和之感!TM的学历不都大学本科以上了么?
何以致此?
为什么?
DNA的锅?
在延安时时常送他人一些小木棍不单能增进友情还能招来爱情。
XXX就是看上彭总家中有许多小木棍才嫁给他的。
苏联党原则是《三五八团》
(注:下面三个条件不可缺一)
1、三十五岁以上;
2、八年以上党龄;
3、团级以上干部;
?——符合上述《三五八团》条件的不阉。✂
《东方红》原词
2 年前 · 来自专栏 社会热点
原词才是真正贴近生活,唱心中所想,扎根基层才有生命力,必须点赞!
骑白马,跑沙滩,
你没有婆姨呀我没有汉。
咱俩捆成一嘟噜蒜呼嗨吆,
土里生来土里烂。
骑白马,挎洋枪,
三哥哥吃了八路军的粮。
有心回家看姑娘呼嗨吆,
触犯了纪律也也去不上。
三八枪,有盖盖,
八路军当兵的没太太。
待到那打下南京城呼嗨吆,
一人一个女学生。
不知退伍时是否补发了一人一个南京“女学生”
的照片?
革命军人生理上的需求应当重视,不能压制,值得一提的是苏联有“女政委”,朝鲜有“卫生员”,越南有“洗衣兵”,日本有“那个啥”……都值得借鉴一二,或能兼容并蓄。
妇女解放不能只是挂在嘴上,赞成多招女兵。
杨靖宇就是被女兵坑死的。
据说日军打下南京,
“一人一个女学生”不够分,竟然连七八十岁的老太婆都没放过。
摘自《戚本禹回忆录》
毛主席对腐败却是非常反感的。1949年的时候,党内腐败问题还像是太阳黑子那样不明显,1950年我来秘书室不久为毛主席处理群众来信来访,也听闻到不少党的干部腐化变质的事情,包括那些军队高级将领的夫人来中南海反映的、他们的将军丈夫和其他一些军队高级干部腐化变质的事情;高岗事情一出来,我就联想到了这些事情,但他们也都没有高岗那么严重,就是杀了的刘青山、张子善也没有那么严重。高岗的腐败一传下来,我就对党的看法都有了变化:怎么会这样呢?现在有人呼吁给高岗平反,平反不平反,我是不在意的。因为高岗在物质讲究上比刘少奇还严重,拉帮结派和刘少奇类似,生活作风又严重不检点,凭这几点要在文革中也是走资派。不过,我希望饶漱石要平反,他是一个贡献很大的党的高级干部,党性强、组织性强、廉洁、光明正大。他是一个真的大冤案啊!不平反对于恢复党的威信是不好的。
至于彭德怀他们批斗粟裕,它一发生,我就更对党内一些人和一些事感到失望了。彭德怀战功赫赫,是元帅,我一向也是很敬佩的。我到中南海工作之后,和他在一个院子里面,他去小灶食堂吃饭,我们去吃大灶,经常会在路上遇到他。那条路很窄,只有一个多人宽,两个人相遇要侧身才能过去。我们在路上碰到他的时候,他总是停下来,侧身在一边等着,让我们先过去。我说,你是大元帅,你先走。他说,不行,你们走,你们走。所以我对他的印象一直很好。但没有想到,他对粟裕骂那么下流的话。战士都不骂的,一个我们敬佩的首长怎么能骂呢?连流氓、泼妇都不如他可能是口头语,可是我们听到就不舒服。
女同志的结婚永远使人注意,而不会使人满意的。…… 她们被们讽刺:“一个科长也嫁了么?”
延安时期的一个小小的“科长”最低也是团级以上的干部,“小科长”解放后都成为军衔少将以上的首长或省委副书记以上的领导,未来的将军夫人、省长太太竟然被讽刺?瞧不起?由此可见江青、叶群、王光X等在延安是多么的“招人恨”了……
所谓的“美女”未免不是褒义,绝大多数生得跟二师兄它二姨似的,的的 的的 的的的的……哈!
有些人本事不大,却揶得跟二五八万似的,后来文革中撅着腚挨揍一点都不亏,当初就不是好嘚瑟。
癞天鹅也是天鹅啊!青蛙王子就不是蛤蟆了么?
——师哲揭发康生夫妇说:“他们工作和生活的一切方面都由秘书来承担,包括给他们洗脚、洗澡在内。除了伙食标准同中央负责同志看齐外,康生还有自己的特殊要求。诸如:袜子非狗头牌的不穿;地毯是从中亚带回来的;衣服(特别是大衣和外衣)要穿莫斯科生产的;办公桌上少不了各种干果—— 花生米、核桃仁、扁桃仁、柿饼等。
康生多年以来整人为天职,是革命的分工不同,相当于苏联的“克格勃”头子,是职责所在,干的就是得罪人的活,以致身后骂名滚滚来。
康生在延安,整人整过周恩来,整过刘少奇等大首长,生活作风上如果不能以身作则,严于律己,怎么好意思去整别人?又凭什么去整人别人?如果德操有亏的话,就不是被别人整倒那么简单了,十有八九早就被人整死了,马克思再生都保不住他。毛泽东都以身作则不搞特殊化,康生怎敢?
延安政权施行的是配给制,衣食免费,档次随职务不同而划分级别,除此之外还有零花钱叫津贴,康生当时每月津贴应该5元左右,和夫人的加在一起应该不低于7元,当时的猪肉0.2元一斤,我不天天吃肉来点别的违法吗?
康生个人收入除了津贴、稿费之外来源于自己的身家。从康生能自费出国留学这一点就可见一斑,在延安时还能经常得到家中的接济。
康生原名张宗可,是得到祖宗认可的意思,这个得到祖宗认可的人,却是个杰出的败家子,康生自费入党,自费革命,经常捐钱于党组织,以致后来得了个捐生(与先生谐音)的绰号,后来张宗可先生将错就错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康生,有慷慨先生之意。这个败家子解放前就把自己家捐成了“贫农”,更值得一提的是康生临终前把自己所有一切财产都捐献给了国家。
康生穿衣带帽方面是有些讲究,但不过分,有延安时期的照片而论,找不出一张不艰苦朴素的,如果有的话,早就传的满天飞了,遗憾的是,没有。
“秘书为给康生夫妇洗澡”之说,如果秘书帮忙打水也算,何止是秘书,帮忙烧水的人呢?负责担水的人呢?帮忙到脏水的人呢?一大帮子人帮着搓澡,康生夫妇也不嫌害臊?
在延安时已经澄清了,其实康生夫妇俩洗澡,秘书只是帮忙张罗操办一下,付出的是“脑力劳动”,其他领导干部难道洗澡时自己烧水自己倒,自己挖坑自己跳?当然不是了,领导们除了有自己的警卫员,还有勤务员,由勤务员负责首长日常生活琐事包括领导的吃喝拉撒刷洗饮遛(马),康生洗澡秘书干,毛病不大,因为其他领导洗澡也是秘书主动干;但康生夫人洗澡应该康生干,或是夫人自己张罗,康生出身大地主家庭,乍贫难改旧家风,以至于成了一些攻击康生的把柄,也足见康生实在没有太大的毛病可挑。
康生害人无数,绝大多数彼此无冤无仇,只不过就像一些遵命“写作”的作者一样,是奉旨“害人”罢了。
据说林彪的秘书给叶群洗过澡没有不宜查实,但是给叶群洗过内裤。后来林彪觉得有些不妥,就把秘书换了。
康生很狡猾,在延安和其他老干部合影照相,总是换上一身又脏又破的衣服,康生夫妇俩的好衣服,是夜里没人的时候才穿的。
康生自费入党,自费革命,经常捐钱于党组织,以致后来得了个捐生(与先生谐音)的绰号,后来张宗可先生将错就错索性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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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生”是清朝晚期出现的名词,意思是捐钱给政府,直白点说就是花钱买个秀才的文凭,称康生为“捐生”(谐音先生)是讽刺康生捐钱买官,在当时是很丢人的事,让人瞧不起。
正是因为康生无比的“廉洁”
才适合去干那无比“肮脏”的事。
康生生前“迫害”了那么多人,针尖大的错误在康生死后都会被放大到地球那么大,没错误?还不能创造错误吗?
斯大林说“历史都是胜利者书写的”
花钱买官的不一定都是坏人,据说左宗棠的文凭就是捐来的,上面有“赐等同进士出身”的字样。到后来别说捐进士,博士都没什么用了,不知买个院士得花多少钱?
现在很多的老板是有事秘书干没事干秘书
死后财产归公,这样的领导不多见啊。
康生家有很多祖传的古玩字画,按康生医嘱都捐献给国家博物馆了,现在仅康生本人的书法每个字都能拍出百万以上的高价。
收藏康生书法的爱好者中,不乏曾被康生狠狠的“得罪”过的人,一面嘴上骂着,同时在心里佩服着、怀念着康某人……
莫非康生真有不同寻常之处?
康生这一生除了迫害“好人”过多这一点,似乎没多大的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