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晓原

前两年，我在旧书网上购得一本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出版的《陈独秀被捕资料汇编》。

    这本书收录了1913年至1937年陈独秀五次被捕期间，各种报刊杂志对陈独秀被捕的报导、评论、营救函电，当局的审讯、判决，以及陈独秀本人的答辩和知情人的回忆等资料。      

    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发起者和主要旗手，“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和早期主要领导人。他一生有过五次被捕经历。

     1932年10月16日，陈独秀第五次被逮捕后，因案情重大，陈独秀与彭述之被押解到南京军法司，拟以军法重处，但蒋介石电令“陈独秀等系危害民国罪，应交法院审判，以重司法尊严”。  

    案件移送地方法院后，当局没有给陈独秀强行指定辩护人，而是由他自聘章士钊律师做辩护人。

    对陈独秀等人的案件，江苏高等法院三次公开开庭审理，允许记者和社会人士旁听庭审。      

     在法庭上，陈独秀拒不认罪，当庭抗辩道：“我只承认反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却不承认危害民国！因为政府并非国家，反对政府，并非危害国家。”   

陈独秀阐述道：若认为政府与国家无分，掌握政权者即国家，则法王路易十四“朕即国家”之说，即不必为近代法学者所摈弃矣。若认为在野党反抗不忠于国家或侵害民权之政府党，而主张推翻其政权，即属“叛国”，则古今中外的革命政党，无不曾经“叛国”，即国民党亦曾“叛国”矣。

    他有力的辩诉获得旁听人员的笑声，审判长提醒陈独秀不得有鼓动言辞。

    陈独秀说“你不要我讲话，我就不讲了，何必还要什么诉讼程序呢？”

    审判长说“不是不要你讲话，要你言辞检点一点，你讲吧。” 

     章士钊律师在法庭上为陈独秀做无罪辩护，他的辩护词洋洋几千言，文词重视逻辑性，讲法理的多，讲法条的少。        

    章士钊辩称“据谓政府与国家并非一物。国家者，土地、主权、人民之总和也；政府者，政党执行政令之组合也。定义既殊，权责有分。是故危害国家土地、主权、人民者叛国也，而反对政府者，政见有异也，若视为叛国则大僇矣。今试执途人而问之，反对政府是否有罪，其人必曰若非疯狂即为白痴。以其违反民主原则也——-”    

经过三次庭审后，1933年4月26日，江苏省高等法院以陈独秀、彭述之“以民国为目的而组织团体，并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欲将建设中华民国之国民党国民政府推翻”之罪行，各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剥夺公权15年。      

    同案的其他6人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六个月至五年不等。

 陈独秀等人当庭表示判决不公，陈独秀大声地咆哮“我是叛国民党，不是叛国！我要上诉！”。

陈独秀随即自拟上诉状，与章士钊等律师斟酌字句后，递交最高法院。

    一年后，最高法院刑庭改判陈独秀有期徒刑8年。

陈独秀进入监狱服刑后，生活上得到了一些优待，每餐两菜一汤，一个人住一间监房，其他罪犯则住普通监房。他房中有两个大书架，摆满了书箱。可读经、史、子、集等书籍，亦可作诗，他在监狱中研究文字学，写的文章发表在《东方杂志》上。

    他的夫人潘兰珍来探监，他们还能在监房里行男女之事。典狱长发现后就找人去劝陈独秀，说陈独秀是在这里坐牢，而不是住旅馆，要注意一点影响。此人去劝陈独秀，但陈独秀神色自若，毫无赧颜。      

    1937年8月21日，国民党政府司法院发表呈文和训令，称陈独秀“入监以来，已逾三年，爱国情殷，深有感触自悔悟——-将该犯陈独秀原处徒刑，改为执行有期徒刑三年，以示宽大”。     

1937年8月25日，陈独秀获释，结束了长达5年的监禁生活。      

 

    但陈独秀对国民党政府司法院提前释放并不领情。他出来后，立即给《申报》写信声明：“我本无罪，悔悟失其对象；罗织冤狱，悔罪应属他人。”并说“以诬蔑手段，摧毁他人人格，与自身不顾人格，在客观上均足以培养汉奸”。     

     陈独秀第五次被捕时，国民党政府大力倡行司法党化已有9年了。

长期执掌国民党司法的居正说：“在‘以党治国’一个大原则统治着的国家，‘司法党化’应该视作‘家常便饭’。”  

    江苏高等法院审理陈独秀等人的”危害民国罪“案，使用的正是司法党化的审判方式。

    但在司法党化的体制之下，司法机关没有给陈独秀等人指定辩护律师，没有逼迫他们当庭“认罪服法”，“永不上诉”、“绝不上诉”，还允许社会各界旁听案件，媒体也可以大肆报道而不受限制。

    掩卷沉想，让我想到了很多。

来源： 法律园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