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唐不遇

1912年10月10日，广东都督府举行隆重的国庆庆祝活动。广东都督胡汉民、副都督陈炯明赴广州东郊检阅军队

他是前清秀才、广东谘议局议员，也是帝制的掘坟者。

他是辛亥年的开国元勋，又被当成背叛革命的叛徒。

他是孙中山的战友与追随者，最后又跟孙中山兵戎相见。

他缔造了闽南、广东的新政，为建设地方自治不遗余力，毕生鼓吹“联省自治”，余生却穷困潦倒，身后留下千古骂名。

他改变了历史，最后却被历史埋葬。1933年9月22日，一生充满争议的陈炯明在香港病故，是非功罪，只能留待后人评说。

80年来，历史书写者对于陈炯明的评价，尚未走出意识形态的阴影，但众说已纷纭，棺盖而论未定。值此陈炯明逝世80周年之际，我们寻访这位历史大人物的寂寞身后事，还原他的风云一生，讲述他的“联省自治”理想以及与孙中山的恩怨。

我们期待看到，人们能够对陈炯明在近代史上的地位，作出一个公道的定位。

煌煌生前事，寂寂身后名

一座寂寞的孤坟

“师傅，去紫薇山。”在惠州西湖东边，我拦住一辆的士。

“紫薇山？不知道。”司机的回答让我吃了一惊。

“就是陈炯明墓那里。”但司机继续摇头。连续拦了两辆的士，司机都是如此反应。第三辆的士停下来，司机也不知道紫薇山，但终于知道陈炯明墓的所在，“哦，就在丰山加油站对面。”

丰山和紫薇山只隔着一条马路。丰山是西湖名山之一，山上矗立着高大的东江人民革命烈士纪念碑，每年清明节都会有无数人前来祭拜。比起丰山，曾因山上广布紫薇树而得名的紫薇山如今毫不起眼，上面满是民居，根本看不出山的样子，难怪的士司机都不知道。

陈炯明墓就在路边的山包上，刚刚修缮过，墓上新旧水泥截然分明。有人曾描述记忆中陈炯明墓的情景：“墓前是绿草如茵的大草坪，周种南洋大杉。一条石阶松径直通山下湖上埠头，那是一湾深而清澈的水域，连通鳄湖，若望远处归舟，湖风阵阵，给人幽旷空明的感觉。”

“文革”期间，陈炯明墓遭受破坏，虽然钢筋水泥浇制的坚固的墓冢、墓碑亭只被敲掉了一些边角，但旁边的守墓室和其妻黄氏的墓却被荡平，长子陈定夏的墓碑也不知所终。据说红卫兵想炸陈炯明墓，被当时的生产队长阻止了：“万一炸墓飞出来的石块砸坏旁边的民房，谁来负责？”“觉悟不高”的生产队长保护了陈炯明墓。

据陈炯明的外孙女柯玲瑜称，“寂寞的紫薇山自（上世纪）80年代起，开路，建房，房屋像雨后春笋，一年比一年多，最终满布紫薇山，并侵占陈炯明墓地。”陈炯明墓被挤在民宅之中。

身为惠州市文物保护单位的陈炯明墓的状况，不仅令陈家后人不满，作为中国参政党之一的中国致公党也看不下去了，因为陈炯明可是中国致公党的第一二届总理。在多次要求之下，三年前，惠州政府终于决定修缮，但中间受到许多阻碍。因拆迁问题而前来阻挠的当地村民说：“一个军阀的墓有什么好保护的？”甚至有人要求把陈炯明墓迁回他的老家海丰。

修缮后的陈炯明墓恢复了墓前广场，新建了一座两层小洋楼准备作为管理处和陈列室，但过去风景如画的墓区环境已面目全非。在广场前一座黄色小楼的遮挡下，已经无法望到陈炯明所喜爱的西湖水。

在如今陈炯明墓入口处的台阶边立着一块石碑，刻着陈炯明的百字简介，上面赫然有“1922年背叛孙中山，盘踞东江流域，至1925年被东征军击败”的字眼。90多年过去了，这位经历了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援闽护法、回粤驱桂、援桂北伐等事件的民国功臣，担任过广东都督、粤军总司令、广东省长、内务部长、陆军部长的辛亥元勋，依然无法逃脱被唾骂的命运，他的赫赫战功和斐然治绩被“背叛”两字一笔抹煞。

惠州，曾是陈炯明的“老巢”，但一直在这里陪伴着这个逝去了80年的孤魂的，就只有章炳麟亲笔题写的“陈竞存先生墓”六个古朴的篆书大字，还有墓左边那棵已经80岁的岭南酸枣树，以及墓冢前空空的小香炉上站着的那只徘徊不去的小鸟。

广东惠州，不久前才修缮完工的陈炯明墓

一段意气风发的青春

1878年1月13日，正是清光绪四年，惠州府海丰县联安镇白町村人陈曦庭考中秀才的捷报传到家中，他的儿子正好呱呱坠地，双喜临门让陈曦庭喜不自胜，于是给儿子取名“捷”，希望儿子未来捷报频传。但是，当还没有改名为“炯明”的陈捷三岁时，父亲就不幸去世了。

从海丰县城到惠州市区有140公里，到白町村则只有七八公里。从县城沿着联安方向的水泥路前行，两边都是开阔的农田，农田后面是村子和远山，风光秀丽。过了渡头河桥，就是联安镇。再往前走，过了联安镇中心小学，就是白町村了。

9月3日，阳光明媚，陈治赠非常热心地用摩托车把我带到这里。在村前水塘边的小叶榕下，他指着面前的一座“三间过”平房告诉我，那就是陈炯明的故居，而屋后是当时的祠堂，陈炯明曾在那里接受启蒙教育。陈治赠是海丰活跃的陈炯明研究者及相关活动组织者，八年来四处访问老人，搜集民间记忆，耗费心血写作了长达百万字的陈炯明年谱和评传，并连续几年清明节组织几百名海丰人到紫薇山去祭拜陈炯明。

“这个村子一点都不起眼，看不出是风水宝地，想不到却出了个大人物。”陈治赠的声音里充满对这位海丰老乡的崇敬之情。不过，住在这座“三间过”平房里的大婶却只知道陈炯明的名字，而不清楚他是什么人。

“也难怪，陈炯明只在这个村子里生活了七年，又是历史上的负面人物。”陈治赠说，陈家祖辈经商，在香港和惠州之间往来贩运鸭蛋，比较富裕。1884年，陈炯明的祖父陈翰香在香港的蛋行亏本了，于是把房子卖掉（1925年3月，彭湃领导的农军以为这是陈炯明的房子，一把火将其烧掉。后来房主就地重建），搬到了海丰县城博约街的新房子去住—他不会想到，36年后，在这座新居的对面将耸立起一座三层洋楼，号称“都督府”。

陈炯明离开了度过童年的村庄。祖父按家族辈序为他取名“炯明”，把他送进不远的黄氏家塾读书。但是，这一年，祖父又去世了，家道陡然中落。顽童陈炯明从此却开始奋发自立，刻苦读书，变得成熟稳重。

1898年，广东人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发起维新变法，要求学习西方，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其中包括改革科举制度，废除八股文，改试策论。而这一年，陈炯明却继承父志，考取了秀才。20多年后，在中国政坛上，陈炯明和吴佩孚并称“南北两秀才”。

在20世纪最初的几年，已兴起救国之思的陈炯明与同窗友好、同科秀才马育航（大音乐家马思聪的父亲）开始共同集资试办小农场，共同入读海丰县速成师范学堂，经常讨论时事政治、研究兵学。1906年2月，他们在小农场与陈达生、钟景堂、陈演生、钟秀南等组织成立“正气社”。

1906年7月，陈炯明考入广东法政学堂，从海丰来到广州，省城的新思想让他受到极大触动。在这里，他读到了自己考中秀才那年严复翻译出版的《天演论》，并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中各取一字，为自己取字“竞存”。

当时，这座学堂是同盟会进行革命活动的重要场所，教员朱执信就是同盟会员。陈炯明和朱执信、同学邹鲁“暗中往来甚密”。“朱执信屡屡提及有学生陈炯明者，品学兼优，并且热心国事”。当时已加入同盟会的莫纪彭回忆，陈炯明“双目炯炯有光，热情好客，与人辄能一见如故，坦诚相待”，他们认识后常常一起纵论时事，莫纪彭认为陈炯明那时已有强烈的革命思想。

陈炯明入读法政学堂第二年，就做了一件让他名声大震的义举：应惠州士绅之请，联合惠州留省同乡会400余人，领衔控告滥杀无辜的惠州知府陈召棠，并与之当庭对质，使陈召棠被当场撤职（但不久又转任潮州知府）。1908年2月，陈炯明寒假回乡，又和马育航召集正气社成员和海丰知识青年等30多人，在纪念文天祥的方饭亭宣誓缔盟。

如今在位于海丰县城的文天祥公园里，在八个海丰名人雕像中，陈炯明穿着长袍马褂挺直地站在高高的基座上，不禁让人回想起当年方饭亭的誓言。这座竖立不久的雕像，也许是中国惟一的陈炯明雕像。海丰学者叶良方告诉我，几年前这些名人雕像的名单出来后，陈炯明的名字曾经被时任海丰主要领导画掉，后来在一些当地学者的议论声中，才颇费周折由民间出资竖立。在陈炯明的家乡，他的名字到今天依然十分敏感，而以彭湃的名字命名的学校、医院，以红色命名的街道、广场、陈列馆乃至娱乐场，占据了这座自称“红城”的小县城，我的眼前仿佛出现了两次东征期间陈炯明故居和都督府被大火焚烧时冲天的火光。

1908年7月，考中秀才十年后，正值而立之年的陈炯明作为最优等的毕业生，从广东法政学堂毕业。而就在这一两个月里，中国又发生了许多大事，十分热闹：全国掀起立宪请愿高潮，清廷被迫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出台《各省谘议局章程及议员选举章程》。这为陈炯明走上政治舞台提供了契机。

那年10月，慈禧太后、光绪皇帝相继病死，3岁的溥仪登基，成为中国末代皇帝。远在南方的陈炯明新的人生也开始了。

从海丰县白町村村口看陈炯明故居（即图中右边“三间过”房子）

一页短暂而辉煌的历史

1909年是陈炯明人生中的重要一年。这一年，陈炯明在家乡短暂地创办了几个月《海丰自治报》后，就从海丰转战广州。10月份，他当选为新成立的广东谘议局议员，又在朱执信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同盟会，担任南方支部宣传组长。按照胡汉民的说法，“陈方为广东谘议局议员，好言事，颇有声誉，克强（黄兴）尤喜引与计事”。

从此，这个中过秀才、进过师范和法政学堂的新旧式人物正式登上政治舞台，开始与共和革命、自治建设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作为谘议局议员，陈炯明非常活跃，在谘议局两年间的172件议决案中，他提出的就有15件，如《筹办城镇乡地方自治议草》、《停止就地正法议草》、《振兴女子小学议草》等，尤其是多次呼吁禁赌。作为同盟会员，他以谘议局议员身份作为掩护，积极参与策划了1910年广州新军起义和1911年广州黄花岗起义，不过都因起义日期问题而没有亲自参加起事。

经历了这两次起义的失败，陈炯明真正一鸣惊人，是在1911年11月1日，他和邓铿在惠州响应武昌起义，发动了淡水起义，带领一支当地农民和手工业者组成的队伍攻占了淡水警署，然后不断扩大队伍，并通过策反清军巡防营管带洪兆麟，8天就兵不刃血地光复了惠州，编成了一支拥有七个旅的“循军”，后又整编为广东革命陆军第一军。这支军队组成了陈部粤军的最初班底，也成为广东独立后他一跃而为广东副都督的重要资本。

此后，除了二次革命失败后出走南洋两年，袁世凯死后解甲一年外，陈炯明作为粤军总司令辗转广东、闽南、广西等地，相继带兵讨袁护国、援闽护法、回粤驱桂、援桂西征，戎马倥偬近十年。开始，他带领的粤军成为孙中山依靠的一支主要革命武装部队，最后却因政见不合与孙中山和东征军战了三年。

在戎马倥偬的岁月里，留给陈炯明治理地方的时间并不多，可以说先后三次作为地方军政领导，包括两次主政广东、一次主政闽南，时间都很短暂，但他抓住一切机会进行地方建设，以“为治之道，贵在力行；立身之道，贵在毋苟”自勉，实践自治的理想。

陈炯明最为人称道的，是1918年12月至1920年8月的漳州新政。在陈氏主政下，当时漳州散发着一种思想自由的空气，一批白话文报刊纷纷涌现。陈炯明倡导开办了销售《新青年》等新文化刊物的“新闽学书局”，创办了《闽星》半周刊和《闽星日刊》，亲自撰写了12篇文章。在《闽星》发刊词中，他提出了“全人类社会主义”，提倡改造思想，打破旧生活、旧组织，创造新生活、新组织。在结尾，他用诗一般的语言呼唤着：“闽星！闽星！我有一句话勉励你：你虽起在闽南，但是你的星光还射着国内，国内愈黑暗，你的星光愈瞭亮！”

而全国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市”，是广州市，其标志为1921年2月15日广州市政厅的成立。这是陈炯明第二次主政广东的一大手笔。市政厅不仅继续完成1918年开始的拆城墙、筑马路，还筹办新式屠场，装设马路电灯，规划建设公园、图书馆、儿童游戏场、体育场、美术学校等。当时访问广州的黄炎培曾感叹：“民国六年，鄙人曾到广州，那时广州四周有城墙，街道狭窄。自陈炯明入广州后，大放光明。现在全市道路宽阔，居然面目一新。”

“这些地方建设为时人瞩目，亦为后世留下这些地区的近代化脚印。”陈炯明研究专家段云章、倪俊明说。学者叶曙明则断言，1922年陈炯明与孙中山关系破裂，广东模范省实验失败，是新文化运动终结的一个标志。他认为新文化运动有三个代表性的旗手，一个是梁启超，一个是陈独秀，另一个就是陈炯明。

一个失败的理想主义者

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陈炯明被迫乘日本邮船赴新加坡，曾在船上挥毫写下《题赠日本邮船船长》一诗：“九月波平印度洋，凭君作楫渡西方。天将启汉资多难，我为椎秦正出亡。未伏康娱酬素志，那堪吟咏对苍茫。昔人横槊空豪壮，愿为民生一较量。”

陈炯明几乎一生都在“较量”：与满清较量，与袁世凯较量，与北洋军阀较量，与孙中山较量，与共产党较量……

与孙中山的较量，最后导致两人兵戎相见，并以粤军被东征军击败告终。这一事件孰是孰非已在历史中涣漫不清，但是陈炯明却几乎受到众口一词的责骂。

“他是一个失败的理想主义者，不愿意向现实稍作妥协。否则，他个人的命运、辛亥革命之后广东的命运都将大有不同。”学者赵立人说。

对孙陈矛盾，当人们众口一词指责陈炯明“叛变”时，胡适在当时却发出了不同的声音。他在当年6月25日出版的《努力周报》上写道：“孙文与陈炯明的冲突是一种主张上的冲突。陈氏主张广东自治，造成一个模范的新广东；孙氏主张用广东做根据，做到统一的中华民国。”

今天，有更多的学者赞同胡适的看法，认为孙陈矛盾就是陈炯明主张联省自治与孙中山推行武力统一两条政治路线之间的斗争，不再认为陈炯明是个“叛徒”。倪俊明说，这从“六一六”的名称变化就可以看出：以前叫“六一六叛变”，近年叫“六一六兵变”，如今有些文章甚至称“六一六事件”。

陈炯明是“联省自治”运动最积极的倡导者之一。“初步统计，他所撰和授意或赞同的有关联省自治的论著、指令、告示、函电等，达数十万字，这在当时是罕有其匹的。”段云章、倪俊明说，陈炯明不是标榜联省自治的军阀，而是民主联邦制的真正信奉者。

早在反袁斗争中，陈炯明就已经提出要建设联邦政府。1916年1月6日，陈炯明率“讨逆共和军”在惠州淡水誓师讨袁，在讨袁檄文中宣称要“征讨逆贼，传檄中原”，并约定“事定之日，与我国人共同建设联邦政府，公选元首，代表国家，巩固共和之基础，发扬民国之光辉”。段云章、倪俊明认为，这是陈炯明第一次正式表明对美国式联邦制的向往，开五年后提出“联省自治”的滥觞。

1920年10月，陈炯明在从福建回师广东之际，就迫不及待地发出《赞同谭延闿省自治主张电》。当时响应联省自治的省份主要有湖南、浙江和广东。10月底，陈炯明率军进占广州，结束了桂系在广东历时五年的军阀统治。面对多年来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广东人民，陈炯明希望保境息民，谋求广东自治，反对孙中山北伐，反对武力统一中国。

1921年，陈炯明在广东推行民选县长，接着制定省宪，在全国引起轰动。2月中旬，在接受《字林西报》记者采访时，陈炯明谈了整整一个小时，“精神奋发，历述自辛亥革命以来中国之经过，不啻一篇演说”，其中谈到：“今日吾人已确信中国如再欲以君主政体或武力专制相统一，已断乎不能。……吾人改造中国，必须由下而上，不当由上而下……所有县知事及其他地方官以及省议会议员，均将由人民公选。……吾信吾广东如试行成功，则他省人民必纷纷效法，而此种运动，将遍于全中国，吾人倘能得一二省加入，即可与彼等联合，而逐渐推广至其余各省，最后使中国成为一大联省政府也。”

在孙陈之争中兵败之后，陈炯明已经丧失了实现理想的试验田，但依然努力呼吁联省自治。1925年10月10日，他协助美洲致公堂改组为“中国致公党”，当选为首任总理。两年后，他在《致公党计划书》的基础上完成了6万多字的《中国统一刍议》一书，集此前地方自治思想之大成，反对北方军治和南方党治。

1933年9月22日，陈炯明病逝于香港。临终前，他对同人连呼：“共和！共和！”此临终遗言，成为他至死仍坚持民主联邦制的最后表示。

一截身无长物的余生

“勤、谨、韧。”—这是胡汉民对陈炯明的著名的三字评语。孙中山也曾以“狠、大、快”三个字来形容他，并赞扬他“不好女色，不要舒服，吃苦俭朴，我也不如”。有许多当时人的评价和相关事例都表明，陈炯明“私人道德，可为南北权要之模范”。

同盟会元老莫纪彭回忆说，陈炯明自命不知钱和女色是何物，曾让莫纪彭找人刻了两枚图章，分别镌刻“不二色”“不蓄私财”。另一位同盟会元老白逾桓说，二次革命失败后，陈炯明携百万巨款出走南洋，但“每日只粗食三餐，或香蕉数只，卧则行军床一具，床上臭虫如黑蚁，而陈君不顾也”。陈炯明晚年避居香港，多次搬家，生活穷困潦倒，但仍关心国事。“九一八”事变后，陈多次北上天津，和段祺瑞、章炳麟等人共商救国方略，日本人拉拢他，他却要求日人归还东三省。日人赠他8万元支票，他在支票上打叉退还。

陈炯明病逝后，停尸的只是家中的一张行军床，入殓时竟不得不借用老母的寿材。章炳麟在为其撰写的墓志铭中提到，陈炯明“遗言以五色旗覆尸，示不忘民国也”。在收到的三千多副挽联中，不乏名流手笔。其中吴稚晖挽联为：“一身外竟能无长物，青史流传，足见英雄有价；十年前所索悔过书，黄泉送达，定邀师弟如初。”

而当时报纸对此的报道，现在看来更有意思。广州《民国日报》报道的题目是“陈逆炯明死于港”，副标题为“问叛逆何面目见总理于地下”。香港《工商日报》则说：“国民党死了一个敌人，中国死了一个好人。”

由于无钱下葬，陈炯明的灵柩不得不暂时存放于香港东华义庄。第二年，他的旧部发起募捐活动，社会各界纷纷捐款，汪精卫、蒋介石、陈济棠都捐了钱。1934年4月3日，陈炯明终于归葬紫薇山，得以在西湖畔长眠，一遂心愿。

陈炯明对惠州西湖怀着深情。少年在惠州读书时，他经常到西湖“以钓以游”。后来戎马倥偬，却少有机会旧地重游。1922年4月，陈炯明与孙中山矛盾激化下野后，就回到惠州，住在西湖百花洲。这是一座离平湖东岸很近、风景秀丽、养着许多盆景的小洲，有西湖十八景之一“花洲话雨”，洲上有一座两层的红楼，名字很美，叫“落霞榭”。

当年“落霞榭”中，来劝驾、拜访、采访的各路人马络绎不绝，使安静的百花洲骤然变得风云暗涌。马育航曾写了一首诗记录当时百花洲的情景：“将军罢后便无忧，何各重来苦追留。军政工商相接踵，可怜忙煞百花洲。”“六一六”兵变前夕，陈独秀也来到百花洲，游说陈炯明加入共产党，但“独秀抹了一鼻子灰，怏怏而退”。

而当我来到百花洲，已经觅不到半点陈炯明的影子，从喝茶聊天的老人口中也听不到多少陈炯明的消息；他们对我谈论的是东征军如何攻破素称天险的惠州。而落霞榭旧址，十年前就被辟为毛泽东系列藏品展览馆，前厅里端放着一座毛泽东半身像。我注意到展览的后记，其中耐人寻味地写道：“历史，并不都是写在教科书上的，还有一种历史，它保留在久经岁月的磨损、灾害和战火的破坏而残存的文物上。读这种历史比读历史教科书更加直观，更加深入人心……”

来源：南都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