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冯正源

自幼反儒学，效法洪秀全者，必缺操守，不择手段。孙文，即此类极端功利者，可杀一切妨碍其目的者，不论是敌是友是亲信。从已杀曾经之盟友陶成章、宋教仁、汤化龙等，至杀而未遂曾经之亲信陈炯明，孙文之专横嗜杀，确类其偶像天王洪秀全，虚伪表演亦类，而其信从或以之刚毅果断有权谋，在未受其害前。

邓铿之于陈炯明，即段祺瑞之于袁世凯，徐树峥之于段祺瑞，吴佩孚之于曹锟，陈其美之于孙文，其至亲信，其长城也。

不论之前做多少研究考证，若结论认定〈邓铿是陈炯明主使暗杀〉者，若非盲从者，则臆想者，基本属于政治常识不通之政治低能，何不认定〈陈其美是孙文主使暗杀〉。孙文没疯，陈炯明何以必需按党宣编史之需而疯？设身处地思考，仅需政治常识亦知，知是长城，自毁长城，除非意欲自毁，即便崇祯亦是错认长城是狱墙，而非低能到自毁长城。己之长城，护之尚恐不及，岂有自毁之理。可以断言，陈炯明在其亲兄弟与邓铿都落水时，只能救一个，必果断救邓铿。同理，孙文在其儿孙科与陈其美都落水时，只能救一个，必果断救陈其美。

毁陈之长城者不论是谁，必是急欲彻底毁陈者；其时，急欲彻底毁陈者是谁，不言已明。（1921年10月29日，孙中山在梧州设大本营，一面派汪精卫回广州筹饷，一面躬亲督师，溯江北上，向桂林前进。他愤然表明：“我已立誓不与竞存共事。我不杀竞存，竞存必杀我。”——《华字日报》1922年6月24日。

遂有把手枪交给黄大伟，令其刺杀陈炯明之举。——章太炎：《定威将军陈君墓志铭》，载《广州文史资料》，此事亦经黄大伟本人撰文证实。）

陈炯明在广东主政，公认有操守且廉洁，民主建设有政绩，其人可为师范，其省可称自治模范省。1933年，陈炯明贫困病死，无资买棺，乃用其母备棺；《香港工商时报》社评：“中国死了一个好人。”

陈炯明能于政务，不能军务；其性情宽厚重情，然乏果决，此与黄兴类。

邓铿，能军务；有操守且廉洁，性情亦类陈炯明。

邓铿忠于陈炯明，唯其命是从；陈亦信邓，可托以一省全权，两者宛若周瑜与孙权。

失邓铿后，虎卸爪牙，而失其威，陈炯明势衰而受欺，军散军败，流亡香港。

邓铿临终，遗言四字“好人难做”。揣度其心，一深怨某人，己于双方皆用心做事，尽力做到双方满意，和解双方，此众所见，如此仍受仇视仇杀，人心何在，天理何在，天不容好人，心不平。二愤恨世道，在此世间好人难做，好人受欺，好人遭罪，好人无好报，歹毒者横行，歹毒者富贵，此世道不公。三情绪失望，好人难做，歹人畅快，若有来世，不愿再做好人受伤害，不做歹人，亦可随众苟且，何必苛责自己为难自己。四功业伤感，好人难做，尽心尽力，做好人做好事，合力治理好广东，成全国模范，辛辛苦苦，又落得什么好？

从所传资料《广东文史资料选辑》，朱勉躬记录之邓铿夫人李顺春谈话：“枪杀仲元之凶手，是仲元见过面善之人。”

邓铿过继女儿曾对人说，邓铿受伤入院后，“不能言，请左右拿纸笔欲留字，却被床边某党国要人上前阻止，不许左右给邓纸笔，并言：‘不用冤冤相报！’邓铿认得枪手身份，但最终因人阻止而未留下证言。”

（“是仲元见过面善之人”，熟人，且自认友好至可不设防者，其或本身有一定地位，或重要人物之亲随。

若邓之过继女儿所言属实，则是宋教仁被刺杀入院后，陈其美亦在病房监看，此同类情景再现，内存精明算计。党国某要人，威胁、监控、清除证据；此地无银三百两，可推断确定，杀手身份必定关联党国更高要人，否则不至急切如此，凶相毕露，直欲补刀。有权力下令刺杀参谋长、第一师师长、陈炯明第一亲信邓铿之党国要人，其时有谁？其即主使，或嫌犯之一。

刺杀陶成章之主犯蒋介石，其时应孙文催约，恰巧已至广西孙文处；孙文多一谋主，邓铿其后被刺，或是巧合，或不是巧合。蒋介石其时在做何事？有何谋划？因陶案，有前科，在其时，蒋亦嫌犯之一也。蒋身边、孙身边，能行刺者，且邓铿见过面善之人，有谁？杀一好人，心无愧乎！高封厚恤，欺世盗名，买自安耳，杀之封之，生杀予夺在我，亦立威也。）

邓铿被刺案，案件前后全程布局缜密，表明主使者乃惯犯老手。案前预先布局自我撇清，其后刺杀，其后强诬，其后以所强诬为由清除陈及陈之势力，急速销毁可能之直接间接证据，同时发布按需所编故事误导舆论，事毕以表演正义收场，党宣编史钳制众口，司法悬疑、历史悬疑、党宣编史定论，时间销毁全部真证，首犯主犯脱罪。

反司法审判与反司法调查之作案流程布局，有法官、律师等司法从业者参与制定，即可实现；接到暗杀名单，选定成员，按需分工，各司其职，杀手司职执行刺杀，事后司法审判与司法调查失效。若暗杀案件常被司法侦破且定罪，则必反效果，故暗杀方案制定，必需预先实现反司法审判与反司法调查。参与制定方案者、暗杀执行者、情报搜集者，皆知内情者也，亦必亲信者，至忠者，敢死者，术精者，口密者，备以上五条件者也，亦破案线索与证据，除非尽已灭口，而其之被灭口亦线索。

1922年3月21日邓铿在广九车站被刺案后续，1922年7月14日，陈达生香港被刺杀，黄福芝香港被刺未遂，间接证据灭口而已，亦佐证孙文嫡系在香港广州存在暗杀组织。

何仿、周同广州被定罪处决，即坐实强诬，且灭口，且顶罪，且剪除陈势力，且立威，一举数得。陈炯明第一师无师长，第二师师长逃至上海，第三师表态中立而被孙文嫡系收编。

邓铿遇刺案，距离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上海火车站遇刺案9年，时间只差一天，地点皆火车站，一者待上车，一者刚下车，一案阻和平议会道路，一案阻联邦自治道路。

后世有质疑《华字日报》报文乃孤证者，在其时，其若妄报涉及孙文事，必激怒国民党宣传与暗杀组织，黄远庸是前车之鉴，其后必有大新闻震动全国报业；若无，则可判定国民党其时亦认同，其事非党机密，甚欢迎公布传播。

往之历史资料难以尽毁，逼迫党宣编史必需编疯政敌，惟有政敌突疯，其所编史乃通。在邓铿被刺案，党宣编史即符合以上原则，因陈炯明突疯，乃主使刺杀邓铿，自毁长城。为配合党宣编史，历史按需修改，邓铿人设亦修改，从忠于陈炯明，改成忠于孙文。历史情节，依需而定。然后，乃明阅读党宣编史，非读史也，乃历史架空演义小说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