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维扬之水

黄狗，渡船，小白塔，河中抢鸭子的壮硕勇敢龙舟少年。《边城》以散文诗般的情怀，描写出一个清闲雅致的湘西桃源。

　　1933年冬到1934年春，写此文时的沈从文，正处于爱情事业双丰收的阶段，这是他盛时的文字，也是他的代表作。妻子张兆和作为一个昆曲爱好者，喜欢古典文学的简约大气。沈二哥写过无数的情书才追到皮肤微黑，才貌双全的三三，可三三不是她心爱的二哥的粉，没有古时举案齐眉的孟光对丈夫梁鸿那份低到尘埃里的崇拜——她后来是做《人民文学》编辑的，自然眼高于顶。年轻时甚至不屑地说沈的文字“啰嗦”！
　　何况，在重视教育的苏州九如巷张家，连保姆都是识文断字，好学上进的。有人离开老家探望小姐，看到茅盾等人写的新派小说，一溜儿翻过去，得出结论“写的不咋滴”。
　　中篇小说《边城》，还是那种絮絮念的讲故事方式，给人的感觉是空灵飘逸的，仿佛整个外部世界都不存在，眼前只有布满粗大毛竹的青山，涨过龙船水的豆绿色小河，溪边盛着放有焦锅巴开水的黑陶大缸。一个皮肤微黑，长眉欢眼的少女翠翠，或剥豌豆，或当着爷爷的面调皮地吹响葱管。身边有一条黄狗，乖乖摇着尾巴。
　　蓝色的萤火虫，银色的月光，黑影里的茂密山竹林，啭着歌喉“落落落落嘘”的草莺，叫几声，大约想起是半夜，不该这么叫，于是闭着它小小的眼安睡了。
　　时间真是奇妙。看过《湘西剿匪记》之后，再看《边城》，感觉大不相同。边城民风淳朴，重义轻利，守信自约。不管外界风云如何变幻，这里照旧在赛龙舟，包尖角棕子。戴着银器的妇人们，在高高的吊脚楼上边看赛船，边相着女婿，计划着给女儿送个碾房做陪嫁。
　　外号“岳云”的小伙儿傩送，在蓬蓬的鼓声中，划着龙舟争渡，闭着气潜进水底捉鸭子，把捉到肥白鸭子送给情窦初开的少女翠翠。爷爷喝多酒，接晚了，孙女儿小声嘀咕着“不是翠翠，不是翠翠，翠翠早被大河里鲤鱼吃去了。”
　　会唱歌的傩送，夜晚嗓音如竹雀般动人，美妙的情歌随风吹入翠翠的梦境，在白塔、菜园、船上和山崖间游弋。小闺女梦到爬山上摘了一大把虎耳草，却不知该交给谁。

　　时间真奇妙。写《边城》时的沈，已不是从文自传里那个逃学时把书篮藏到土地庙，自己到处大自然中闲逛，看打铁，斗蟋蟀，玩水打架，闲看杀所谓土匪乱民的少年郎——那些被称为乱民的，每天捉回来一二百，不需要审判，既不能全杀，也不能全放，于是靠在神前掷竹茭，一仰一覆的，放；双仰的，放；双覆的，杀头。生死一掷，似乎很公平，该死的便低着头走去自己的队伍。默不作声被当做猪羊一样屠宰掉。
　　再长大些，沈先生成了个吃粗米饭和豆芽菜肉汤的小兵，偶然走街上吃吃汤圆，看看街景。或是跟着大部队去清乡，受过乡绅的蒸鹅肥腊肉款待后，每天抓几十个人或几个人略审审，有钱的交钱取保释放，无钱的随便安个罪名砍头。之后沈先生写到，之前有两个官曾先后在当地杀过5000人，“现在轮到我们的军队做这种事，前后不过杀两千人罢了！”“人杀过后，大家欣赏一会儿，或用脚踢那死尸两下……仿佛做完了一件正经工作……”
　　时间是灵动的。空间与人物随着江水流转，薄雾轻霭，一枝红花独放在碧青的山崖间。有谁能想到，外表温文善良可亲的沈先生曾在那样杀人不眨巴眼的军队里呆过；谁能想到，闷坐熊家小楼读过一大箱子外国小说，羡慕着熊家仓库丰饶存货礼品的从文，与那个北漂时无衣过冬，裹着被子一手冻疮快饿死还在坚持写作，被郁达夫扯出去吃饭救济的竟是同一个人！
　　真正的作家，或许就是这样养成的。注意观察市井长街，买卖店铺，喜欢在大自然中徜徉，看风景，抓蟋蟀，钓青蛙，听黄鸟婉转歌唱。受过旧学堂的教育，写的一手好字，自然，也欣赏过杀人。
　　边城之美，自然风光许是真的，那里的人淳朴许是真的，可在视民众为乱民，有一点儿风吹草动就大开杀戒的国家机器面前，边城只是个蛮荒之地，是需要杀鸡给猴看，不时在城门楼上挂出人头示众的。若还身处野蛮落后的人文环境，料想沈先生写不出那么多优美作品，更不可能巧遇在他一生中占有重要位置的爱妻三三。
　　湘西小城的美，是沈先生一点点发掘并在自家作品里放大升华过的。多年后的他，再回湘西，看到的景象人物，自己也有些讶异，物是人非，那些在激情涌动的年月参战的勇敢少年，留守家园的纯情少女，都像梦一样，消失了。正如三毛笔下的撒哈拉故事，是花，是梦，还是幻，傻傻分不清。据说有人曾沿着三毛的足迹，一样样精细考察过。可这样类似的现场考察，有什么意思呢？
　　时间，于无形中，带走了青春年少的理想，带走了盛年华时的丰姿。正如长江头与长江尾，共饮一江水，却永远不能相见的恋人。大河滔滔，带走的不仅仅是文人编写的美好传奇。“那个在月下唱歌，使少女灵魂在梦里飘起来的年青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可回来，又有什么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