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祚臣

潇洒徐娘，风流和尚

      在今天扬州的解放桥普哈丁墓园以南，古运河边，有一块巨大石碑，上书“长生寺”三个大字，在石碑的不远处，有一座八角型的三层亭阁，这座亭阁呈混转结构，敦实厚重。可是，除了这座亭台和石碑外，再也找不到其他跟寺庙有关的建筑，却只见古运河畔，草木葱茏，鸟雀啼鸣，是今天人们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但是在80多年前，这里却香火不绝，一派繁盛景象。这座始建于清嘉庆年间的寺庙，一直是扬州四大寺庙之一。1923年，扬州盐商萧云浦的四姨太太萧翟氏出资修建了这座三层的八角亭阁，当时叫弥勒阁。弥勒阁一楼有49个石凳，是专为和尚打坐所用，二楼除了石佛之外还有一块石刻，石刻的正面是寺里的住持可端和尚的线刻像，背面是身着西装的萧翟氏，因为这位盐商的遗孀当时是长生寺的最大施主，人称“护法施主”。

就是这个可端和尚和萧姨太太的风流韵事在80多年前传得沸沸扬扬，在当时的扬州路人皆知，后来又因为一场风波传遍了全国，还惹出了一桩在民国历史上长达半年之久的官司。

可端和尚的身世一直是个迷，据有限的资料记载：可端名印正，别号华严僧，浙江诸暨人。清光绪年间留学日本学习军事，精通日语。回国后从军，曾在直系军阀吴佩孚部下做过军官。二次革命失败之后，顿悟出家。还有一种说法是，可端和尚曾在保定军官学校与蒋介石同学，并在北洋军队任过军职。所以当北伐军攻进扬州的时侯，所有的寺庙都被军队占据，唯有长生寺无人敢入，因为可端和尚在寺门外竖了一块十分醒目的告示牌，上书：“奉蒋总司令命严禁驻军!”

1919年，可端和尚应扬州长生寺性莲老和尚之请出任方丈，讲授《华严经》三年，可以肯定的是，可端和尚的讲经活动在当时的社会广受好评，在他的听众中就有盐商萧云浦的遗孀萧姨太太。

萧姨太太名叫萧唯昇，原姓翟，17岁时嫁给扬州最大的盐商萧芸浦。萧芸浦去世之后，萧太太倾心佛堂，从而认识可端。1923年，萧太太出资兴建长生寺三层弥勒阁，1929年，又出资十万大洋，将位于埂子街146号的吉祥典当行及旌德会馆买下，改建成愿生寺作为长生寺的下院，仍让可端当方丈，萧太太则以居士身份住在寺里。

一位是行伍出身，具有相当政治资源的和尚，一位是富可敌国的漂亮寡妇、喜欢穿西装的时髦姨太太，这些元素放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产生绯闻的最好土壤。所以他们的风流韵事很快就传出了寺庙，传遍了扬州城。当时的扬州报纸上有这样一副对联：“潇洒徐娘，竟成居士；风流和尚，何可名端？”

不过，对于下面讲述的民国时期的那场风波来说，可端和尚和萧太太的故事只是一个引子。

《闲话扬州》话扬州

这场风波的真正主人公是一个叫易君左的文人。

易君左（1899～1972），名家钺，字君左，湖南汉寿人，早年考入北京大学，后赴日本早稻田大学获硕士学位，回国后入北京大学，1926年参加北伐，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十军政治部主任兼国民党特别党部常委等职，与周恩来共事。1930年任安徽大学教授及《民国日报》社长。1932年任江苏教育厅编审主任。抗战期间先后任《民国日报》社长、《时事与政治》月刊社社长。抗战胜利后任《和平日报》上海分社社长。

易君左实际上是现代文学史上一位非常重要的作家。因其祖籍湖南汉寿在三国时置龙阳县，人称“龙阳才子”。易君左也是名门之后，其父易实甫乃清末著名的大诗人，可谓家学渊源。易君左善诗文，尤善游记，鲁迅先生对其游记作品也多有好评，作品有《易君左诗选》《易君左游记精选》《西子湖边》《江山素描》等，定居台湾后出版《中国政治史》《中国社会史》《中国文学史》等。

20世纪30年代初期，国民政府首都设在南京，而江苏省政府机关则设在不足百公里外的镇江，当时的江苏省政府主席为陈果夫，教育厅厅长乃周佛海，都是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周与易君左同乡，且是旅日同学，颇有几分交情，所以1931年周佛海担任江苏教育厅厅长以后，力邀正在安徽省民政厅任职的易君左来教育厅帮忙，不久任教育厅编审室主任。

1932年1月28日，淞沪抗战爆发，史称“一·二八”事变。局势紧张，国民政府酝酿迁都，江苏省政府抢先一步，将部分机构迁到了与镇江只有一江之隔的扬州。时任编审室主任的易君左随先头部队过了江，临时在扬州中学内办公。

扬州自古不缺文人雅事，易先生的到来又为扬州添了一段文坛闲话。在扬州短短的三个月的时间里，易君左像古代所有的文人雅士一样，纵情扬州的山水，据说光平山堂一处，就去了二十多次，写下了大量的笔记、诗文、小品文等。只不过近代的扬州早已不是那个精致奢华的扬州了，而是“繁华的落伍者”（易君左语），朱自清也在《说扬州》中说：“现在的扬州却不能再给我们那种（过去的）美梦。”“简直就算个‘没落儿’的小城。”

到底是文人，易君左又查阅了大量的地方史志和关于扬州的笔记文稿，精心研究了扬州的历史沿革、风物掌故等，又结合几个月来在扬州的见闻，很快就写出了一部四万多字的文稿，叫做《闲话扬州》，交由上海的中华书局出版。

《闲话扬州》分三部分：扬州人的生活、扬州的风景(上)、扬州的风景(下)。在附录部分又详细描述了扬州的形势、扬州的历史沿革和扬州杂话。

其实，在第二部分《扬州的风景（上）》和第三部分《扬州的风景（下）》中易君左对扬州的风景颇多誉美之词。确实扬州的风景是清雅秀丽的，并且充满了历史的痕迹和诗意，但是那是属于过去的，是逝去的荣光。近代的扬州毫无疑问衰落了。的确，以上海抑或南京的“现代性”作为参照，扬州的确已是烟花落尽。

所以易君左在《扬州人的生活部分》对扬州的市政建设，扬州人的生活习俗进行了批评：“最坏的是路。除开惟一热闹的区域如多子街、辕门桥几处外，无论大街小巷，都是乱石砌成，上无漏水，下无阴沟，下一次大雨，通衢便可行百石之舟。” 扬州城的主要交通工具为黄包车，而没有现代的交通工具：“在扬州也有一辆摩托车，听说是督办公署的，我在南门街上发现过一次，围而观者如堵。” 扬州城没有摩登大厦：“在扬州你如果发现有楼房，我出一块钱；发现两层楼，我出两块钱；以此类推。” 这最后一句话虽是调侃，却略显轻薄。

还有，扬州城没有卫生系统：“住宅以外的清洁真谈不到。所有灰屑并没有一定的储所，任各户自由的倾积：什么水都向街心泼。无论何处都是小便所，许多土著都在红男绿女过路的草坪中公开的大便。”

如果说以上的批评还限于市政建设和卫生状况的话，那么对扬州人生活习俗的批评却得罪了全体扬州人，他说：“扬州有一句最普通的俗语，就是‘上午皮包水，下午水包皮’。我们可以在每天上午八九点或十点多钟看见扬州人在街上刷牙齿，大概是起床了。起床后第一件事便是‘皮包水’，三三五五或独自一人到茶馆儿，坐下，这就生根了！——这样悠悠的灌一肚子水，至少要花费几个结实的钟头。好像是应该回来了！有万不得已的事这才去做做，否则飘飘然的出了茶馆儿，在街上又飘飘的荡一下，就打马到‘浴室’。”

《闲话扬州》惹闲话

真正引起巨大争议和风波的其实是两件事。

一件事是易君左在《闲话扬州》里对可端和尚的风流韵事进行了揶揄，并且引用了扬州报端上的那副对联：“潇洒徐娘，竟成居士；风流和尚，何可名端？。”可端和尚是军人出身，又是中国佛教会理事和九常委之一，在军界和宗教界渊源深厚，只不过因为与萧太太的事情本来已经沸沸扬扬，不易亲自出面闹事，但其背后的能量不容小觑。

第二件事是易君左在书中对扬州的妇女有些不敬之词。他在文中写道：扬州之所以出名，一是风景好，二是出盐，三是产女人；他说：“古人说的烟花三月下扬州，全国的妇女好像是由扬州包办，实质扬州的娼妓也未见得比旁的地方高明。”“出姑娘的原因，就我的直觉所及，大约不外三种：一、经济的原因。即一般生活很苦，地低水患多，收入不饶。二、历史的原因。即由于一种习惯人情和风俗，浸至不以当娼妓为耻。三、地理的原因。即近水者多杨花水性。扬州杨柳特多，且完全水乡见不着山的影子，所以人性轻浮活动，女性尤然。”

想必研究过扬州历史的易君左知道扬州历史上曾有“养瘦马”的传统。在扬州，“扬州美女”“扬州瘦马”几乎是一种侮辱性的称呼。明清时期，扬州是两淮盐商的聚集地，这些盐商们富甲一方，过着堪与皇帝媲美的奢侈生活。一个行业也因此产生，就是“养瘦马”。一些稍有姿色的穷苦人家的女孩，长到七、八岁的时候就被圈养起来，教授琴棋书画，歌舞技艺，长大后就被卖到富商家里做妾或者歌舞伎。因为这些女孩以瘦为美，婀娜多姿，俗称“瘦马”。用今天的话来说，“瘦马”就是“二奶”的预备队。“养瘦马”就是公开培训“二奶”的职业。当时的养“马”、卖“马”一条龙服务，职业人数庞大。

郑板桥曾有诗云：“千家养女先教曲，十亩栽花算种田。”也从另一方面印证了当时“扬州瘦马”职业的繁盛程度。

易君左对扬州妇女的不敬之词，惹恼了扬州的妇女领袖郭坚忍。郭坚忍是扬州妇女界的领袖人物，她在当地办了不少慈善事业，深孚众望。郭坚忍立即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扬州人民追究易君左法律责任代表团”，俗称“扬州究易团”，由扬州及所属七县工、农、商、妇、医、学各界代表组成，郭坚忍任团长。

《闲话扬州》的风波也波及到了几百里之外的上海。上海有一个青帮大亨叫阮慕伯是扬州人，因排行老五，人称阮五太爷。阮慕伯是清代太傅阮元的后代，盐枭出身，长期居住在上海。阮慕伯是位很有势力的人物，地位仅此于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他的徒子徒孙也遍布上海的各行各业。

据易君左自己回忆，1934年，上海中华书局编辑所所长舒新城来镇江游玩，看到《闲话扬州》的底稿很感兴趣，就带到上海出版。中华书局在刊印《闲话扬州》时，恰好阮慕伯有两位手下在书局打工，这两位手下看到书籍与扬州有关，就带出两本给了他们的头目阮五太爷。

阮五太爷看到《闲话扬州》里有不少侮辱扬州人的话语，就撂下狠话来：“这件小事，由我来办吧！”

这句话很快就传到易君左的耳朵里。他明白黑道人物说“这件小事由我来办”意味着什么，不禁惊出一身冷汗，阮五太爷的手下耳目遍布上海、扬州、镇江等地，处理“这件小事”对于在长三角一带颇有势力的阮五太爷来说易于反掌。

至此，易君左不仅得罪了扬州的宗教界、妇女界和普通民众，连黑道人物也卷了进来，一时间竟然有了性命之虞，这在当初他写这个小册子的时候是所始料未及的。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何以引起如此大的风波，此后又如何演变成民国史的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的呢？

几十年后易君左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说，这“不是笔墨官司，而是真官司。”中国的文人似乎仍以打官司为耻，所以易君左自嘲地说：“我生平只上了三次法庭，两次为着闲话扬州事件”。在回忆录里，易君左对《闲话扬州》背后的政治角力语焉不详，但是确定无疑的是，这场风波已经不是一个文化事件，而是演变成了不折不扣的政治事件。

觉得自己有性命之优的易君左找了自己的上司也是同乡同学周佛海。周佛海是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又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是蒋介石身边的红人，算是很有面子的人物了。如今自己的下属惹出了麻烦，自己不能坐视不管，于是周佛海亲自去上海，找到阮慕伯求情。既然周出面求情，这个面子还是要给的，阮慕伯说：“好吧，我可以约束我的手下，可是扬州的民愤不是我能控制得了的，与易先生对簿公堂恐怕是难免的了。”

阮慕伯在上海成立了“旅沪扬州同乡会查究《闲话扬州》委员会”，与郭坚忍的“扬州人民追究易君左法律责任代表团”遥相呼应，此时扬州还有一个“扬州各界追究《闲话扬州》联合会”，由大律师戴天球领导。三方团体聘请律师，组成诉讼代表团，准备控诉易君左和中华书局。一场诉讼风暴即将展开。

由于档案的缺乏和当事人的语焉不详，今天看来这场风波仍有一些谜团未得解开，厘清各方政治势力如何介入以及何种程度的介入是相当困难的。许多研究者认为这场政治事件幕后最主要的支持者其实是王柏龄。王柏龄是蒋介石在保定速成学校和日本振武学校的老同学。辛亥革命爆发，蒋介石应陈英士电邀回国，王柏龄、张群和他一起回国参加革命活动。后来蒋介石受命初建黄埔军校，王柏龄参与创建黄埔军校，并任教授部主任。其时全校只有3名将官，就是中将蒋介石和少将王柏龄、何应钦。王柏龄一直就是蒋介石的亲信和挚友。在黄埔军校和北伐期间，王柏龄两次指挥失误并临阵脱逃，蒋介石也不得不将其撤职，但没有查办，让他闲居扬州。而他头上还留有三道光环：江苏省政府委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会议候补委员。因而在扬州仍是一个一言九鼎的人物，人称“广陵王”、“土皇帝”。

据易君左晚年回忆录记载，在正式诉讼之前，已有大批的情愿人生涌向江苏省政府，要求罢免易君左在教育厅的职务，省政府辨称，著作乃私人名义出版，并非教育厅出版，亦未署官衔，本着言论自由乃世界各国之公例，望请愿者谅解这一点，免予追究。隔一两天，又有大批请愿人士再来省府，仍然没有结果，于是转向江苏省党部请愿，要求罢免易的江苏省文艺社社长之职。省党部对请愿的人士的答复也同省政府一样的委婉，说易虽是党员，但并没有违犯党纪，怎样可以用党来处分呢？也劝他们免予追究。

一个普通的文化事件竟何至闹到如此地步？有研究者认为，闲话扬州事件背后一定是有政治黑幕的，这些请愿事件幕后的主使者一定是王柏龄等失意官僚，其实质是以王柏龄为首的江苏地方实力派与以陈果夫、周佛海为首的外省人之间争夺江苏省权力的产物。

一场诉讼大战看来是不可避免了。

诉讼大战不可避免

江苏地方法院把开庭的日期定为1934年的8月7日。

开庭的前一天，“扬州究易团”在扬州商会召开声势浩大的动员大会。第二天一早，“扬州究易团”以及各界代表便浩浩荡荡开赴镇江。团长郭坚忍手持短杆白三角旗，旗上写有“扬州究易团”5个大字。“究易团”专门组织了轮船公司的义务专轮六艘，装载扬州各界代表乘船过江。镇江码头上早已聚集了许多迎接他们的记者和群众。在镇江的扬州同乡会箪食壶浆，私人汽车和上百辆黄包车免费接送代表团成员。因为扬州来的人多，镇江迎接的人也多，闻讯来旁听的更多，法庭上人满为患，几无立足之地。法院唯恐出事，不得不临时加派法警，还电请保安处特务营增派武装士兵，帮助维持秩序，真有如临大敌之势。

而被告方易君左亦聘请二位律师为自己辩护。所请的包律师和陶律师却都是扬州人，实为吊诡。其实当时也有不少扬州人是反对兴师动众问罪这样一位《闲话扬州》的作者的，易君左毕竟不过是一介文人。只是因为当时的郭坚忍名气太大，早已被媒体各界塑造成女权主义的英雄，再加上可端和尚和阮慕伯以及以王柏龄为代表的政治势力在背后推波助澜，反对者势单力薄，无法形成力量。

被告的另一方中华书局则聘请了三位大律师，其中一位是鼎鼎大名的薛笃弼。中华书局有钱，又是一家有名的大书局，自然家大势大。中华书局的总经理陆费逵和编辑所长舒新城都亲自到了镇江。

然而，作为原告方的诉讼主体资格问题似乎成了问题。1960年代易君左在其回忆录里说：“谁来代表扬州人呢？扬州在现行行政区域上没有根据，只是一个习俗相称的名词，为古九州之一的通称，包括地域甚广。于是原告方面的代表，在这种情形下，诉讼没有什么进境，打不出什么结果，而在法院根据法律条款，也没办法成立被告罪名。所以法院两次开庭后的宣告，都是：你们在外边试试调解吧！”

今天看来，江苏地方法院似乎有意借此寻机调解。庭长周宝初深知此案情况复杂，背后的政治势力盘根错节，谁也得罪不起。但是因为此前媒体造势，此案早已抄的沸沸扬扬，旁听席上观众群情激奋。有人喊出了：“将易君左关押起来！”“打死这个小杂种！”等口号。调解看来已十分困难。

法庭上，郭坚忍做了长篇发言，她说：“易君左故意诽谤，妨害百姓，已昭然若揭。现扬属妇女，已嫁者受其家属歧视，有女者不能嫁，教师也不能当，乃至将来全体妇女失业无所依归，前途岂堪设想。我受扬属七县妇女的委托，自知责任重大，请法庭对扬属妇女生活生存加以援救，将易君左等依法严惩，以平民愤。”

易君左也为自己做了辩解：“本人撰写《闲话扬州》一书，纯系完全善意，仅为描写生活性质，与故意诽谤他人不同。且此书现已停售，希望扬属人士谅解，也请庭上明察，并宣告被告人无罪。”

旁听席上的观众越来越激动，法庭秩序愈加混乱，部分群众甚至跟法警闹起了纠纷。周宝初唯恐局面失控，难以收拾，匆忙宣布休庭，改期续审。

第一次开庭，《闲话扬州》事件成了民国各大报纸的报道焦点，《申报》《大公报》《国闻周报》《新江苏报》《新生周刊》《东方杂志》《新中华》《新闻报》《人间世》等都纷纷发表了消息和评论。

第二次开庭的时间确定为1934年8月30日。

令人唏嘘的是，《闲话扬州》风波事隔不过80余年，对于事件的诸多细节竟然有了不同的版本。有的还是同时代的人叙述，“亲历亲为”，言之凿凿。关于两次开庭易君左是否到庭问题，研究者众说纷纭，有人说只有一次到庭，有人说二次都到庭。有人说第一次未到，有人说第二次未到。有人说两次都到了。

易君左在其六十年代的回忆录里说：“发生了一件案子，不是笔墨官司，而是真官司，我上过法庭二次，那就是‘闲话扬州’事件”，“我生平只上了三次法庭，两次为着闲话扬州事件”。根据当事人的回忆，1934年江苏地方法院两次开庭易君左均已到庭大约是不会错的。

关于第二次开庭之详情，易君左在其回忆录里轻描淡写，极为简略。究竟是为回避自己法庭之窘状还是具有不为人所知的苦衷不便多说？倒是同时代的扬州人李为扬说“我很关心第二次开庭的情况，便问起他。包怡之告诉我说：第二次开庭，易君左到庭了，神情很沮丧。听说易君左原来还想犟着不到庭，有人提醒他：再不到庭，扬州人绝对不会善罢甘休。若要息事宁人，就要给扬州人一点面子。弄成僵局，更难挽回；这样他才来的。这次开庭，扬州方面没有象第一次那样大张旗鼓地整队人开来了。还是由郭坚忍作了长篇发言，易君左愁眉苦脸地听着。他并没有作任何有力的申辩，只是聊聊说了几句解释的话。然后庭长宣布休庭，听候裁决。”

考察中国的政治现象，从来都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围绕在《闲话扬州》事件背后的政治角力始终在左右局势的发展。尽管易君左的回忆录语焉不详、意犹未尽，我们还是能在其中看出些许端倪。易在其回忆录里说：“最后试行和解。原告便恭请了当时最有名望的同乡人物王柏龄出来主持调停工作。我们都知道，柏龄先生与党国有很深的渊源，他一出来作排难解纷的鲁仲连，我自然乐于接受。”

毫无疑问的是，第二次开庭相对低调，并且最后是以调解做结的，而调解的关键人物看来是“广陵王”王柏龄无疑。

在第一次开庭以后，《闲话扬州》风波已经震动全国，时任教育厅厅长的周佛海已经出面找过青帮头子阮慕伯，但是官司却越闹越大，眼看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事到如今，该大老板出面了，这位大老板就是江苏省政府主席陈果夫。

陈果夫深知，“究易团”背后的关键人物是王柏龄。陈果夫和王柏龄曾经在黄埔军校共过事。那时候王柏龄任少将教授部主任，陈果夫不过是一个负责在上海招生及通讯采购工作的无名小卒。但是如今时过境他，王柏龄失意在家，陈果夫正如日中天。

陈果夫暗地里找王柏龄斡旋，面对省政府主席，王柏龄再闹下去也不会有什么好处，便亲自到扬州女子职业学校找郭坚忍。性格倔强的郭坚忍是一呼百应的妇女领袖，显然不谙官场的政治黑幕和权力运作，即使有一百个不情愿，在老谋深算的王柏龄的斡旋下，也只得答应以调解结束。

至于青帮头子阮慕伯，自知面对政府的权力，自己更是小巫见大巫，黑帮不得不向政府权力低头，不敢随便乱来。

1934年8月26日，究易团在扬州召开了各界代表联席会议，王柏龄和阮慕伯被推为联席会议总代表，负责调解交涉事宜。会议提出了和解的条件：一、易君左在京、沪、镇及扬属七县报纸封面上道歉。二、撤销易君左教育厅编审室主任的职务。三、中华书局必须销毁《闲话扬州》并登报道歉。与此同时，也同意了对方向可端和尚道歉、赠匾的条件。

8月30日，江苏省地方法院进行了开庭，中华书局负责人陆费逵也如期赶来。双方接受了调解的条件。三十年后，易君左在回忆录里说：“两方最后的协议，是原著作人登报郑重道歉，原发行人保证这本书停止发行。协议三份，由王柏龄先生作证签了字，我签了字，寄到陆费伯鸿先生(即陆费逵)也签了字，和解就这样完全成立。当我的一份道歉启事分登镇江各报后，纷扰两个月的风潮便告平息了。”

易君左闲话扬州，引起扬州闲话，易君，左矣。

聂绀弩曾经在诗中提到“扬州闲话”和易君左，可见《闲话扬州》风波影响之深。

当时的许多文人都曾关注此事。鲁迅先生在一封书信中提到《闲话扬州》，说“由此生出无聊的枝节来，大家争一通闲气——《闲话扬州》是最近的例子。” 曹聚仁则批评易君左“浅薄无聊”。倒是身为扬州人的朱自清比较客观，他认为《闲话扬州》中提到的扬州人的缺点是存在的，他自己也曾写文揭露扬州人的短。读过此书的周作人说“听说从前有《闲话扬州》一文激怒了扬州人，闹了一个小问题。……从头至尾用心读了一遍，觉得文章还写得漂亮，此外还是大失望。”

《闲话扬州》事件平息以后，民国的报纸也纷纷加入了评论的行列，使这场官司几乎变成了一次娱乐事件。民国时期的文人尚有雅士遗风。有一天《中国日报》出了一面上联公开征对，赠品优厚。上联是：易君左闲话扬州，引起扬州闲话，易君，左矣。“左”在湖北话里和“错”同音，“左矣”就是错啦的意思。

一时间应征者云集。“唐生智誓守南京，导致南京失守，唐生，智乎？”“陈公博计划实业，推选实业计划，陈公，博矣！”，最后南京名医兼诗人叶古红的下联获得首选：“林子超主席国府，连任国府主席，林子，超然。” 林森，字子超，从1931年起多次连任国民政府主席，实为虚职。“易君，左矣”对“林子，超然”，对仗工整，又有对现实政治的揶揄，实为绝对。

据说，有一次易君左四川峨眉山游览，在一条小径上与林森不期而遇，两人互致问候，寒暄之间，林子超说了上联，易君左接了下联，双方相视而笑，情趣盎然，这也算是一段文坛佳话。

作者简介：张祚臣 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大学学习经济学，后从事写作。著有随笔、杂文、文化散文、历史笔记等。近年来致力于文化写作，现为青岛日报副刊编辑。作品见于《散文》《随笔》《书屋》《百花洲》等杂志，曾有散文入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1世纪年度散文选（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