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帝制 非孙氏一党之功
原创 黄老道札记
说到辛亥革命,普遍以为:满清王朝是被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同盟会)推翻的。其实不尽然。
晚清中国实际存在4股政治势力,1皇族亲贵,2官场洋务派(以袁世凯为代表),3主张改良立宪派(为汤化龙、梁启超等为代表及大量的工商业士绅),4主张推翻满清的革命党(同盟会孙中山)。
武昌起义前,具有浓郁帮会色彩的“同盟会”组织过十余次武装起义,但每次均告失败。包括黄花岗起义,同盟会最大血本的一次拼命也遭惨败。原因是没有广泛社会基础的立宪派人士参加。
立宪派并非有组织的政党,戊戌变法失败后维新派,逃到日本后,主张改良,坚持保皇立宪,与孙中山的革命党势同水火。革命党的《民报》和立宪派《新民丛报》争论不休,争论的要点要革命还是要改良。
1905日俄战争,日本以君主立宪小国战胜俄国一个专制大国,清廷上下震动很大,普遍将这场战争的胜负与国家政体联系在一起,认为日本以立宪而胜,俄国以专制而败,“非小国能战胜于大国,实立宪能战胜于专制”。于是,不数月间,立宪之议遍于全国。影响到慈禧太后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各省设“咨议局”、北京设“咨政院”,实行起预备立宪。
立宪派为首者多为江南士绅中具有影响的人物,如江苏张謇、湖南谭延闿、杨度、湖北汤化龙、四川蒲殿俊、罗纶、浙江汤寿潜、天津孙洪伊等。相比于流亡海外的革命党,这些宪政派人士似乎更了解国情,也更懂得现代宪政制度。在1909年到1911年之间,这些人先后发动了四次国会请愿远动,参与的民众多达上百万人,更有甚者,后来就连清廷的19位总督、巡抚、将军都联名支持他们的行动。他们的行动唤起了社会各界民众,从根本上撼动了王朝的统治基础。而清廷却因为他们合法的身份无法下手对他们镇压。
湖北的汤化龙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一个人物,晚清进士,后留学日本,回国后,任湖北咨议局的议长。是国会请愿运动、保路运动的核心人物。
汤化龙没有直接参加革命党,但他暗地里资助湖北的革命组织,提供资费。 武昌起义爆发。汤化龙于第二天参与了武昌革命政府的组织工作。我们历史书上往往把这称之为汤化龙来窃取革命,但这个时候窃取革命,似乎也太早了。以当时的形势来看,全国仅有武昌的革命党人发动了起义,革命军人才1000余人,武昌地处交通要津,清军随时可开来镇压。
汤化龙加入革命政府,除了动员武昌商团参加革命阵营外,还倾尽自己的财力为革命政府提供资金,并参与组建了革命政府,汤化龙本被提名为都督,但他表示不懂军事,只愿意担任民政长。和其他大多数人一样,他建议黎元洪担任都督。
汤化龙的出山给了黎元洪很大的说服力和决心,三天后,黎元洪也下定决心,和革命党人共生死。
黎元洪、汤化龙等加入了革命,才使得这场革命有了成功的可能。汤化龙以湖北咨议局的名义向全国发布通电,要求各地响应革命,推翻满清。这份通电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各地咨议局,尤其是南方各地的咨议局接到通电,纷纷要求当地官员独立,或者策应革命党人起义。在南方大多数省份,立宪党人在当地的革命中都发挥了主要的或是重要的作用,而这些,与立宪党人的核心人物汤化龙的示范作用有着莫大的关系。他还利用其弟弟汤芗茗在海军任职的关系,在战局最关键的时候,说服了海军的倒戈。并和各国领事交涉,换取同情和支持,这些都是极其艰苦的武昌保卫战不可或缺的力量。
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的时候,任命汤化龙为法制局副总裁,但他没有接受职务。他认为自己和孙不是一路人。
在统治集团体制内也有另一部分主张改革的“立宪派”,这些人是原先的洋务派,如袁世凯、张之洞、周馥等;也有些较开明的满族亲贵和汉族大臣,如善耆、锡良、赵尔巽、岑春煊、林绍年、程德全等。江苏巡抚程德全响应,并与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任内务总长,后与张謇等先后组织“统一党”。
他们大多是清末新政的积极倡行者。是新式企业和学堂、新军的创办者。他们在不同程度上都与“洋人”、“洋书”、“洋货”打过交道,不少人还到过欧美、日本。袁世凯、端方、岑春煊与江浙张謇、郑孝胥集团关系甚密,亲贵中的善耆、载泽则与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师徒保持着往来。1906年,在全国8个总督中,赞成立宪的有直隶总督袁世凯、两江总督端方、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周馥、云贵总督岑春煊、四川总督锡良、闽浙总督丁振铎7人,而反对立宪的只有陕甘总督升允。尤其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不仅掌握着一支六、七万人的北洋新军,而且还兼有参预政务大臣、督办关内外铁路大臣、督办商务大臣、会办练兵大臣等八项要差,成为中外推崇的“强人”。袁世凯和多数督抚赞同立宪,就不能不促使清廷作出立宪的选择,实际上清末预备立宪就是在统治集团内部立宪派尤其是袁世凯、端方等人推动和主持下进行的。
结论:辛亥革命的成功实际上是4股政治势力合力的结果 。 没有立宪派、洋务派(体制内立宪派)的积极参与,武昌起义也许会和革命党的10次武装起义一样,落得个失败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