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澧 兰 沅 芷 君 子 魂（上篇）
——我的学术与人生
作者：余习广

余习广，长于湖湘，北京大学法学硕士，原中央党校教授。“当代中国有良知的共和国史学家”。 主持“共和国上书史”系列、“大跃进·苦日子研究、大跃进·苦日子百县典型调查”、“文革重大武斗血案大典”系列、“文革造反夺权大典”系列；《擎起共和国圣火：从右派囚徒到国策死刑犯》等。

人生，就是一场对过程的体验和积累。于我而言，从知天命到耳顺之年,要说最为快意人生者，莫过于厚积薄发，述作时下笔常犹如神助。

我是研究当代中国运动史的学者。在带队拍摄大跃进·大饥荒系列纪录片时，主持人问我：“是什么原因，让你能长期坚持对大跃进·大饥荒重灾区和文格历史，进行全国性大规模史料收集和研究？”

我的回答是：对我而言，几十年如一日，持之以恒地坚持进行当代中国运动史、土改运动史、大跃进·大饥荒史和“文革”史的史料收集和历史研究，是一个由亲身经历的感性认识，经过长期研究的理性认识，进而升华为将其作为自我价值实现的人生目标的过程，也是一个自觉选择的过程。

我的家乡我的情

从心理学言，家庭是认识发生和人生启蒙的起点。
我家因大跃进·大饥荒而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我的故乡在澧水之滨，那是一个千年以降，以其依湘西、邻鄂南、通洞庭、下长江之利，汇湘西北、鄂东南、部分云贵川物华特产流通于世之势于斯点，在王朝起起灭灭的兴亡中，仍生长不息的千古商埠；那是一个青山环绕，绿水过村，祖辈灵寝，安息于斯的边城小镇：王家场。　

王家场，两岸青山夹峙，一湾绿水绕流，层层梯田稻香，曳曳垂柳拂岸，八方宝塔巍巍，木墙青瓦绵绵的胜地，却毁于那个人神共愤的大跃进年代。　

在1958年举国癫狂的大月进中，兴修水利运动成为热点噱头。澧县县委把修建王家场水库，当做“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伟大创举”。 几千镇上居民移民新水库下游的羊牯庄，上万依镇而居的乡下农民被迫移民，远走他乡。

移民搬迁时，家家户户，一扫而空。有个邻居姨嗲（爷爷）看到家毁人散，哭天抢地想抢出点东西，被当民兵排长的侄儿，一锄挖在脑壳上，当场倒地丧命。
半个多月，美丽古朴的湘北边镇，变成一片废墟。安置移民的羊牯庄，托名成了王家场。

水库合闸后，我家世代居住的一间门脸、4间青瓦顶木板壁房，和几千家乡亲的房屋一起，永久葬身于水库底！
从此，我一家就四处飘泊，借屋寄居。寄人篱下的羞耻和愤懑，刻骨铭心。

更大的灾难接二连三。大饥荒中，河北老家的爷爷因长期吃树皮、草根和秸秆芯等磨成的“代食品”，终至胃穿孔大出血。他留下一句：“饿得实在受不了啊，想吃一顿饱饭再死”的遗言后，上吊自杀。

父亲得知爷爷的死，愧疚难当，天天喊要调回老家照顾娘。终于，夫妻离异，他调回邢台。
而我是外公一脉祖传三代的独苗苗，铁板命定要继续母亲一脉香火。外婆生了11个孩子，只留下我妈一个人。我出生刚半岁，外婆赶到广州，不顾一切把我带回了澧县。

从此，他们带着我，跌跌撞撞，艰难万分地闯过了那个饿殍载道的世道。
童年所处环境，构成人生初始的社会认知。对故乡的童年记忆，筑构了我人生积淀的初始图式。
打我记事起，印象中就是外公外婆手中那绿惨惨的野菜饭， 专给我蒸饭的小缸子，还有不绝于门的乞讨者。

家乡的民风，古朴淳厚，善良真情。
即使是在那时常听到人相食的年代，小镇人仍恪守着乐善好施的古训。除非家里揭不开锅，没人拒绝上门“讨米的”。口传中最大的耻辱：一偷二抢三打发，这打发，就是指遇到乞讨后，用“没有”来打发。

“讨米的”，往往是带小孩的老人，病病歪歪的饥民。走到哪一家，只要开口，都会有人给抓上一把米，赶上吃饭，就从碗里拨几口。家家缺粮，户户少米，讨米的也不计较，再走下一家，真正吃的是百家饭。
有米施米，有饭舍饭，这是烙在我心头的名言。

每每听到“讨米的”，外婆都要我端着缸子去“赶两口”，给门外讨米的拨出两口饭。然后，外婆端着一锅铲菜合饭，说声：“这就对你嬢家不起啊，不多啊不多。”“讨米的”会接上一句：“你嬢儿家客气啊客气！多谢啊多谢！”然后串门走下家。

童年记忆中，入夜，跟着外公上茶馆，是我期盼而又恐惧的时刻，也是我认识社会的启蒙岁月：茶馆里，渔鼓道情，说不尽的帝王将相千古传奇，启蒙我一生难舍难分的古今历史感；茶桌上，饮茶摆场，道不完的家破人亡人间悲剧，种下我一生坚守不移的悲天悯人情。

茶馆里听到的两件惨案，最使我心惊肉跳，永生难忘：
宝塔湾大队的整风整社运动，社员揭发“社、队干部比日本鬼子还要凶恶毒狠”。队长天天堵在食堂门口“日娘捣妹”地骂过瘾了，才让社员进去吃饭；干部打社员“花样翻新”，捆绑吊打是家常便饭，抄家、活埋、剁手指、割耳朵、冬天脱光了丢进堰塘冻死、吊“半边猪”；一碗米就搞“黄花姑娘”，不让搞就饿死人全家；队长一扁担砍死偷青吃豌豆尖的姑娘家（发ga音，年轻女人）；饿死的人“像放排”……

如东公社刘家远饿极了，把自己一岁多的儿子，拿刀砍成几大块，用甊锅炖了吃。被人发现报案后，县上捉了去枪毙了。
从此，我整个童年都为恐怖所笼罩：天一黑，只要看见个子大的成年人，扭头就往家跑，生怕被人煮了吃！?（我1979年开始调查刘家远杀子食子案，2010年还在采访报案人之一的其侄子，前后共计41年）

外公是方圆几十里有名的老实人和大好人，经营一个小商铺。公私合营，全部资产资金充公，发了个说是计息而从来分文未见的60元资本证，从此在小镇上以打零工为生计。
我7岁那年，外公自杀，断了我的茶馆情。

到1961年，小镇隔三差五就倒下几个“路屍”，两老也浑身浮肿，指拇一捅一个深坑。外公要外婆带我逃到广州去，“为余家留一条做种的根”。

我们走后，他买了条粗绳子，挂在梁上上吊。结果绳结没打好，掉地上被人发觉救起来。他唉声叹气不好意思地对邻居说：“我这个人没用一辈子，连个上吊的绳结都弄不好，惊扰你们了！”

随后，刚刚走出大饥荒的人们，被耄**“阶级斗争”的鞭子，和“整五风干部”的“整风整社”、“新三反”、“新五反”、“民主革命补课”，一步一步赶进“社教”和“四清”运动：“文格”的炮声在天际隐隐轰响。

运动把茶馆的人赶进批斗会场，人人发言，个个揭发，否则就是“包庇罪”。
有乡亲告诉我：你外公是个一辈子没和人红过脸的大好人。工作组要他揭发“坏干部”，他天天提心吊胆，吓得要死，开会好比过鬼门关。

1963年4月的一晚，干部要他明天必须发言，不然就要“找皮袢”。正好外婆到县上找我妈，家里只有我和他。
晚上，外公用毛笔写下个条：“我死了以后，一定要问阎王，为什么人家开会能发言，我就发不好言。”
我睡下后，老人家躲进我床下，用家里那把渡过大炼钢铁劫难留下的破菜刀，一刀一刀把自己肚子切开，破腹自杀！

到第二天晚上，饿了一天的我，哭着去姨外婆家寻外公，人们开始到处帮我找人。
等我哭着赶到家，门口已经被公安人员封了，听说已经自杀，死在我的床下！
给外公收敛的表舅说：肚子上割了三刀，肠子、心肝都被他自己用手掏出来，要不然人不会死得那么快。

最让我永生不忘的是：公安称，运动中自杀，属于“自绝于党”，家有“关、管、杀”，子女亲属都要受影响。我妈从广州刚调回澧县人委会，这一说，在场亲戚吓坏了。

我闻言如五雷轰顶！6岁多的小孩，坠入“害死”亲外公的万丈深渊，也渐渐萌发了“这是什么世道”的初念！
长大后我时常在想：在中国，有着和我一样经历的家庭，决不在少数！这是举国上下饿殍载道之恨，这是千家万户杀祖灭门之仇！这句话，在我青年时代的心中，不知念诵过多少遍！

我的青春我的情

澧兰沅芷，君子之魂。在屈原甚誉的澧水泡大的我，信奉风波万里行大道，君子兰香出边城。
青年时代，是形成人生世界观的重要阶段。

1975年3月，我上山下乡，到桃源县双溪公社庄家舖大队当知青，耳闻目睹了中国农民苦难悲惨的现实：干部鱼肉乡里，欺男霸女；社员终年劳苦，食不果腹；冬荒春荒，老人四处乞讨，睹之泪下……

我所在的桃源县双溪公社庄家舖知青林场，三十多背井离乡思亲不断、度日如年天地茫茫的少男少女，大的17岁，小的才15，在劳累疲乏和缺衣少食中，体悟人生，渐渐长大。

劳苦的事都过去了，一辈子难忘的是当年的饥饿与农民的苦难。
第一年知青是吃国家指标，每月31斤。对于正在吃长饭的少年而言，刚好吃半个月，不够就“刮家里”，从家里拿粮票和钱，买成粮食交林场。
从第二年就开始“自力更生”，靠工分吃饭。

因老从家里拿，而家长每月也是计划吃粮，干部每月27斤，职工31斤，根本就不够，还得支援我们。日久天长，每个知青都成为家长的累赘。
为“自谋生路”，我很少请假回城，天天出工卖力，一天工分从第一年的8分工到第二年后涨到10分。终年劳苦，只为了自己养活自己。

我下乡4年，第二年起凭工分分粮。干一天10分工，第一年值1角2，第二年值8分钱，第三年值9分钱，累死累活干一天，还买不回1斤谷。

第二年死干活干，年底分了10元钱，350斤谷，1斤油；7成出米率，合245斤米，一天不到7两米。第三年分里6元钱，300斤谷，合210斤米，一天不到6两3。第四年要复习靠大学，出工基本上就去他娘的了，临离开时，才领了120斤谷的指标。
年少胃大，劳动量大，一年一斤油，吃菜基本上每餐食堂就是一小瓢，吃肉就更加是难于上青天。饥饿是常态。

记得人饿得实在受不了，我跟老娘说好，让我放开吃两个月，以后再不要家里的。
第一个月，我天天早上吃3钵，四两一钵，1斤2两；中午4钵，1斤6两，晚上4钵。一天要吃4斤多米的饭，人还是没吃饱的感觉。老娘支援的100斤粮票和买米的钱，刚好吃了一个月。害得我自己都害怕，害的老娘以后就骂我“吸血鬼”，从此叫停。

在农村当知青的时候，经常做梦，总是梦见大钵子的米饭，饭上盖了好几大块红烧肉，吃的满嘴是油。

情节记得最清晰的一次，是饭碗端起，从蒸甑里抓到红烧肉就往嘴巴里头塞。哦靠，大喊一声：真他娘的烫死老子了！把一屋五个知青都喊醒了！

格老子的醒过来：原来是人饿得胃里如刀绞，赶紧用酱油冲水，灌饱肚子。
倒在床上俺就想：这苦日子何时才是个头？一个大国领袖，搞得民不聊生，去死去吧！

知青就是家长头痛的“吸血鬼”，饿肚子的知青怨家里，被吸得一干二净的爹妈们，开口就骂“吸血鬼、人懒才不得养活自己”。当年的积怨直到现在，我回常德，知青儿女不肯释怀当年而不敬老人的事，仍不绝于耳。

在饥饿中体验到农民淳朴，是我对人性认识之始，是我对农民一生都有血脉相连、休戚与共感情之始。
我们林场，几十号人吃粮指标，按各自出工指标，摊派到各生产队，而集体开火的油盐柴米钱毫无着落。

首任场长，为大队民兵营长，是个转业军人出身的官迷，恨不得管好知青做本钱，一路顺风上青天。
出工逼着大家要排队，收工时，人人累得个半死，那家伙还要大家排队。场长一打二压三讨好，大家饭都吃不饱，这些管球用。

场长和司务长，换了一茬又一茬，知青们伙食江河日下，成为历届场长翻船的险滩。
大队书记天生一副阴阳脸，派出老实善良得人心的八队队长老土改当场长，又指定一贯搞不清坨数的我当司务长，我差点当场和书记打起来。但那家伙一句激将话，“凭什么就只有人家伺候你，你就不能伺候大家”，一下使我上了套，接手了倒霉的司务长。

几百斤米装一柜，接手只有二十六块钱，几十号人油盐柴米好像无底洞，巧妇难为无米炊，天天开伙天天烦。我心急上火，找到书记就喊钱，那家伙一推三六九，天天跟我打太极拳。

记得那天早上没钱买米开不了餐，大家骂得我翻白眼。老场长情急不过，赶紧从八队借来几十斤米，勉勉强强糊一天。
（知青时几次听到桃源和附近县哪里出了皇帝。后来，我调查了从耄死到九十年代的两千多起称帝事件，写出《帝梦惊华：当代中国称帝事件启示录》。不走向世界，这就是块出皇帝的土地）

开春之际，老场长带着大家精心修整茶山，教会我们采茶制茶，边创收，边造林。头道雨前茶，卖到公社供销社，竟然到手一百多块！
钱到手，人大胆，买米打油又买肉，晚餐开伙，一人半斤红烧肉！

要钱没有、见钱胆壮的书记，当晚就把我一顿痛骂：要把有时当无时，莫将无时做有时。知青点的伙食搞不好，就是你大手大脚、大吃大喝搞的！怒火中烧的我，和他大吵一顿，从此结下不解之怨！
老场长从八队借过米、借过钱，林场从来就没还；还从家里拿过米，拿过蛋，拿过钱，帮我们“救饥荒”。

好几次，我接过他递来的米和钱，感动得心窝都发痛，含泪对他说：“老场长啊，这知青吃饭不是您一个人的事，这都是您的血汗钱啊！这么下去，您还不倾家荡产！”

老场长憨厚地苦笑一声：“哎，没办法哦。将心比心，我人在这个位置上，怎么也不能让你们娃儿妹仔饿肚子哇。”
一个寒冬的夜晚，我顶风冒雪，跌跌撞撞，一路摸到书记家，告诉他食堂要断伙。书记大马牛势安稳地坐在火塘边，咕隆：“知道了，我会想办法的”，就把我赶出门。

老场长见我急得要哭的样子，连忙安慰我莫急。第二天大早，他挑个担子，踏雪赶路几十里，到公路上拦顺风车，赶到溪河镇，卖了棉花又卖血！一语成谶，没想到，知青真是吃老场长的血汗钱！
第二年我就不干司务长了，老老实实出工。

下乡四年，我走乡串户，前后有20多个老农民对我说到大月进的荒诞，大饥荒的惨烈。（知青岁月听农民讲苦日子，也是我一生坚守的基石。这是在四川重灾区调查幸存者）

雇农罗大榜嗲私下说：“旧社会比新社会好万倍！农民只要种得两三亩田，一亩做二三十个工，拢共打下千多斤谷，一家人逍遥自在，吃喝不愁。我给富人领工，吃住他家的，工钱一月得一担谷，一年十二担谷，一担一百二十斤，加红花，年终得千把斤米。插秧割谷东家要请我们吃东道（宴席），总打拢共，农忙就是二三十天。你罗家大娘（他老婆）纺点纱织点布，养鸡养猪，过年杀年猪。农闲我就推个鸡公车，你罗家大娘坐在小车上，我们东边赶场，西边听戏。哪像现在公社，社员一年忙到头，腊月三十还要学大寨、修水库！”

还记得他神色严峻地大发感慨：“大约进搞得疯疯癫癫，苦日子饿死农民千千万，还搞文化大革命，还要农业学大寨，人民公社，只管完成国家征购、不顾人民死活，农民比奴隶还不如，公社社员就是国家奴隶！你说这是为什么？将来的历史怎么写？！”

在当时，这样的发声，足够押上断头台！而这就是铭刻在我心中的民声！
好在打倒“四人帮”，我长舒一口气！恢复高考后，我报考了中共党史专业，就为写出历史真相的这一章，就为“以史为鉴”的心愿！

临行前一天，早已回任队长的老场长，把我请到他家打牙祭。吃过饭，饮着茶，相对感慨，老场长低声开腔：“搞党史，有搞头，和党的权力走得近。你当官呢，就莫忘我们这些被干部压在最底层的种田人！国家哪里把农民当成个人嘛，累死累活没吃的，比牛马畜生都不如。给公社种田，真就不如给给地主老财打长工，好歹还混个肚儿园。”

猛然听来，我不知所措。老场长又慢慢说：“你要是不当官呢搞学问，那就有得搞了。毛.主.席当权的这几十年，不管人民死活，光搞路线斗争，好人都让他整死整完。”
他长叹一声，用上喇叭天天喊的一个词：“十次路线斗争，恐怕得拨乱反正好好写哦！”

望着这位从土改、合作化、人民公社到学大寨，一路跟党走过来，一直埋头苦干的老场长，这一顿雷火硝烟，轰得我张口结舌，心中只有震撼。
怀揣着“改变自己和国人命运”、“写出国人苦难，写出信史，写出壮怀人生”的信念，我踏上了一条搞学术研究与众不同的路。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