褒贬互见、争议频出的“蒋介石研究”

　　蒋介石的一生，实与中国近现代史密不可分，自是理解这段历史不可回避的议题。日本对近现代中国发展历史的影响，亦是斑斑可迹。而在近现代中日关系史的脉络里，蒋介石正居核心位置，也是探讨这段历程不容忽视的一页。因此，对于蒋介石的研究，一直是学界的热门议题，相关研究层出迭见。然而，受限于史料，相关研究在1980年代以前不开展。特别是在战后冷战体制政治环境的影响之下，对于蒋介石的评价与研究，总是褒贬互见，争议频出。

　　在蒋介石1975年逝世前后，就蒋涉及的相关史事进行翔实历史学研究，仍属不可能。不过，1930年代以至1970年代间问世的资料与论著，对往后的研究，非无影响。汗牛充栋、流于溢美的官方宣传姑置不论，1936年毛思诚编纂的《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以及《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横跨1927至 1949年）、1978年起秦孝仪总编纂的《“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等，迄今犹受学界重视。当然无可讳言的是，前揭资料仅能代表国民政府的官方立场，抑且在当时流通有限。

但另一方面，与蒋不同立场的人士，早已出以负面之评价，影响所及，实不容小觑。共产党人陈伯达著于1946年的《中国四大家族》，对“蒋、宋、孔、陈家族”的严词批判，即其一例。而陈伯达于1948年完成的《人民公敌蒋介石》，对中国大陆影响尤大；论者或谓，1980年代以前，一般著述“在论点上几乎照抄陈伯达，在资料上也无甚创新之处”，可见一斑。即使在欧美日学界，1980年代以前，中国近代史研究往往围绕在以共产党为中心的革命史观，针对蒋介石的叙述，也是聚焦于蒋“何以失去中国”，不免强调蒋个人性格的缺点，对维系强大中央政府的无力，对群众运动与农民问题的漠视，以及在内战中失误的原因。

　　诚然，在1980年代晚期以后，中国大陆的蒋介石研究日渐趋于学术化发展，减少了官方宣传的色彩。即令如此，许多著作的立论仍尊奉共产革命史观的基调，而且也无从运用蒋介石的个人史料，缺陷势所难免。与此相较，台湾的蒋介石研究，由于背负“伟人”形象的包袱，也难称公允客观。时至1990年代初期，台湾也开始出现意图推翻蒋氏伟人形象的著述；惟无可讳言的是，蒋介石研究的真正开展，仍待主客观环境的进一步变化。

　　1990年代后的世界，历经80年代各种巨变的洗礼，历史学研究的禁区已逐渐消弭。中国大陆出现“改革开放”，台湾的政治亦有变革，从而使政治宣传对历史的影响益形逊色。中、英、日等文字的蒋介石研究，纷纷涌现，并突破既往窠臼，晚近仍有方兴未艾之势。史料的逐步开放，即为蒋介石研究得以崭露新象的重要动来源。

原藏台北阳明书屋的“大溪档案”，于1995年转移至台北“国史馆”，并于1997年正式开放使用，今定名“蒋中正‘总统’文物”，对近现代史研究的作用与意义，难以估量。在各种蒋介石核心史料中，以蒋介石日记最受瞩目，但在1990年代仍未开放。2006年起，蒋介石日记在美国史丹佛大学胡佛研究所正式对外开放，瞬即吸引学界与公众的目光。总此而言，史料的开放，以及政治束缚的解除，都是近年来蒋介石研究风潮的重要条件。

发掘新资料勾画蒋介石与日本的关系

　　对笔者来说，新时代的来临，政治的忌讳不再，新史料的不断出土，自是为研究者提供重新认识与评价蒋介石的绝佳机会。不惟如是，在个人专业的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领域里，研究蒋介石，更是积蓄已久的志业。盖蒋介石的魅力，来自于他在中日关系史上的代表性。中日两国自1873年签订《中日修好条规》，在现代国际法的规范下，两国建立邦交，这一百余年，蒋介石可以说是最以两国亲善为念，并笃志励行的政治人物之代表。如果能够藉由研究蒋介石，为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视野，为双方史学界培养共识，让民族间的和解，得以搭建起沟通的平台，尤其意义深远。

　　针对前揭构想，笔者自1980 年负笈东瀛钻研近代日本政治思想史以来，即将视之为最渴望能够落实的课题。然而，开始动笔，却是在12年之前。从酝酿至提笔，已历20年之久。主要的困难是，蒋早年留学日本，与日本渊源甚深，世所公晓，如何对这段史实进行评价，再三反复思索，期可展现新意。尤其是蒋在19岁至28岁间的9年岁月里，其中6年系在日本学习、工作、生活。日本是占了蒋青春岁月近三分之二的异乡，在他此后的人生轨迹里，烙下什么样的影响？而此等经历，对他往后日本观的形成，以及对日政策的拟定，有何具体影响？相关历史片段，虽无人否认其重要性，但内有国共两党史观的争锋，外有中日两个民族史观的角力，呈现出完全不同的诠释方向。 

　　面对争议不断的蒋介石研究，倘欲超越既往的窠臼，寻索新史料自然是唯一的途径。所幸，1998年中正文教基金会成立，鼓励台湾史学界同好投身蒋介石研究。中研院近代史所为此于2000年4月成立“蒋介石与日本”研究群，号召同仁共襄盛举，齐力投入。笔者也在该基金会支持下，2001至2004年间，陆续编纂出版《蒋中正先生研究资料目录（1980-2000）》、《蒋中正先生留日学习实录》、《蒋中正先生的对日言论选集》等史料。透过与新史料的对话，也找到了为蒋介石研究投入新动力的门径。 

　　2002至2006年间，笔者先后完成发表了《蒋中正先生在日本学习的一段岁月》、《蒋中正先生与九一八事变：不抵抗责任的探討》、《滿州事變前後における國民政府の對日政策：蔣介石の思惑を中心に》、《蔣介石と滿州事變：“不絕交、不宣戰、不講和、不訂約”の對日政策の原點》、《日本的侵华政策与蒋介石的对应：1932-1945》、《抗战结束前后蒋介石的对日态度：「以德报怨」真相的探討》、《“安內攘外”的另一章：蒋介石对“日苏先战”的期盼》、《蒋介石の日本に対する“理解”“観察”“行動”》等一连串论文，就是建立在前揭新史料的解读上，也都是个人为蒋介石研究找到承旧与创新起点的尝试。这些论文，尔后也皆成为本书的骨干，并分别改写为本书的第一章、第三章、第六章，期许以融会贯通的面貌，贡献给学界。

受益于走向国际化的“蒋介石研究”

　　在书稿撰写过程中，笔者亦有幸与众多师长及海内外学者进行切磋。尤其是在2004年11 月假中研院本所召开的“蒋中正与近代中日关系”国际会议，不仅为“蒋介石研究”的走向国际化，提供最初步的示范，更是我个人研究得以逐渐成形的重要关键。这项群策群力，探讨蒋与日本关系的新尝试，也使所有参与者大概都有这样的体会：蒋和日本的互动，并不是单一的面向。若欲深化对这一议题的理解，势必得扩大层面，并与其它历史议题相结合。近于同时，“国史馆”不仅开放《蒋中正“总统”档案》，并陆续出版档案中最精华的《事略稿本》。而《蒋介石日记》也于2006年底在美国史丹佛大学胡佛研究所公开呈阅。现实与时代的禁忌既已被突破，更凸显全面检视蒋介石的时机已趋成熟。 

　　为了迎接前述的崭新契机，中研院近代史所首先解散已达成阶段性任务的“蒋介石与日本”研究群，并于2007年3月另成立“蒋介石”研究群，准备与同时期在东京成立的日本蒋介石研究会携手合作。旋即，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方面，亦建立了合作关系。藉由蒋经国基金会支持，三方合作的三年合作计划，于2008年9月正式展开；并分别于2009年9月、2010年9月、2011年6月，在台北、北京两地举办过三次国际会议。

　　集结海峡两岸、日本、韩国等地学者于一堂，切磋交流下的“蒋介石研究”，不仅对突破两岸的意识形态、中日韩三国的传统史观窠臼，有莫大的助益以外，对我的蒋介石与日本之研究，也有众多的启发。2008年以后，《北伐時期的蒋介石与日本：从合作反共到兵戎相见》、《青年蒋中正的革命历练（1906-1924）》、《蒋介石の人格形成と日本》、《蒋中正的访日经验（1906-1927）》、《蒋介石の日本像》等论文，以及《蒋介石と日本―友と敵のはざまで》专书的相继出版，可为上述学术交流对个人的助益，提供见证。这些研究成果，在改写以后，成为本书第二章、第四章、第五章的主体。藉由前揭章节的填补，本书轮廓得以成形。

　　另外，本书史料的搜集范围，除台北“国史馆”、“外交部”、中国国民党党史馆等重要机构之外，笔者另曾赴美国史丹佛大学胡佛研究所、南京第二档案馆、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图书馆、日本国会图书馆、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图书馆、日本外交史料馆、日本国际文化研究中心图书馆、早稻田大学图书馆、北海道大学图书馆等地。在此12年的动笔、搜集资料过程中，笔者受到众多师长的支持与补充观念，无不铭感在心。

蒋介石与日本：近代中日关系史的缩影

　　可以说，自各种蒋介石核心史料对外开放以来，海内外学术界已经出现为数甚多的蒋介石研究论著。这股热潮的未来动向，学界仍可期待。而这些论著，对笔者时有启发，感到深受其惠。可惜之处在于，大多数的论著对于日本因素和蒋介石之人格形成及其权力运作的关系，触及甚少，或聚焦于中国内部脉络的考察，或侧重于蒋介石与英美的互动。究其实质，蒋一生的志业，皆与日本息息相关；而他的一生走向，更是两国交往实况的最佳写照。如欲彻底理解蒋，势得掌握他与日本的互动。

　　有鉴于此，本书首先论述蒋介石与日本的渊源。日本不仅是蒋受近代知识的启蒙之地，亦为他与孙中山相遇、相识，再进而共事的平台。两人的共同生活体验，以及对日本的认识，在两人互动过程中，又扮演何种角色？而蒋的特殊日本情结，对两国的互动关系，有何具体影响？为还原蒋在近代中日关系史上所扮演的角色，本书按时间顺序，将两国关系史上最关键的时刻，分章叙述。

其一，针对北伐运动时期的蒋与日本，分下列几个子题探讨：（1）北伐初期蒋介石与日本政府之间的互动关系如何？（2）蒋介石何以认为只要反共，就可取得日本政府的支持？（3）1927年9月蒋介石赴日，遍访日本军界、政界、实业界大老，更得与田中义一首相举行会谈。此次行程有何等具体影响？（4）蒋的反共既为日本支持，日本何以仍转变为反对蒋的态度？（5）1927年5月至1928年4月，日本政府三度出兵山东，对蒋介石的个人事业、北伐运动的走向以及近代中日关系的发展，有哪些具体影响？

　　其次，论述九一八事变期间的蒋介石与日本之关系。此为蒋介石政治生涯中最争议性的议题之一。本书先探讨不抵抗政策的由来，并具体陈述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的投降风潮；满洲国成立的基础，来自于关东军成功地收编了张学良在东北的执政团队。为此，从国民党内部各政治集团间的相互牵制之角度，重新检验东北军的失控与东北丧失之间的因果关系。最后则以蒋介石所倡导的“不绝交、不宣战、不讲和、不订约”四大战略原则为研究焦点，探讨蒋对日政策的实际内涵，以及蒋如何实践他的对日政策。寻此线索，追溯九一八事变时期蒋以及国民政府相关人员的政治责任。

　　其三，本书针对蒋介石的另一项争议性“不抵抗政策”，探析其实质内涵。“安内攘外”政策之本意在于对内先消灭反侧，对外暂时忍耐待时。而在暂时忍耐待时之中，蕴含蒋介石更深一层次的对日战略。这其中有“经营西南”之计划，也有让“日苏先战”之谋略。对这一体三面环环相扣的对日战略全貌，应如何评价？本书藉由此议题的再探讨，期能更深入掌握蒋介石拟议建构的举国一致备战体制工程；尤其是对他如何藉由反共，回避对日作战，保住华北主权，伺机扩大中央政府的直辖领域之过程。

　　其四，本书讨论了蒋介石与日本在中日全面战争中的作为。本书针对日军“军事决战期”、“政治主导期”、“封锁边境期”、“太平洋战争期”等四个不同阶段的战略部署，提供提纲挈领的说明。至蒋介石的应对之道，则分为两个层面进行论述，一为政略与战略，另一为战场上的应对。前者聚焦于蒋处理中苏关系、国共关系、蒋汪关系、中日议和等课题，评析他如何在中苏矛盾的情势下纵横捭阖，后者则以“上海出击”、“华中防御”、“以缓应急”、“苦撑待变”的蒋介石应战四部曲为线索，并辅以回顾抗日战争期间重大战役之方式，具体评析蒋对日作战方略的实际执行效果。

　　最后，本书审视抗战结束后的蒋介石对日“以德报怨”政策。“以德报怨”是抗战后蒋介石对日政策的基本方针，亦属蒋的争议性决策之一。笔者以为，应先探讨“以德报怨”政策的实质内涵，尤其是再审思放弃战争赔偿是否可视为“以德报怨”政策的一部分。其次，根据蒋介石对战后中日关系的展望为焦点，追溯“以德报怨”政策制定过程中之时代背景。最后，以战后的“受降问题”为研究主轴，探讨在受降问题上，所面临到的“国共之间的斗争”、“苏联军队的进驻东北”、“美国强势推动国共和谈”等连串国内外因素所带来的挑战，以及蒋如何克服这些困难。并循此为研究线索，评析蒋“联日反共”政策的成效，以及“以德报怨”政策的功过得失。

　　总此而言，蒋介石与日本关系的历史，无疑就是一部近代中日关系史的缩影。其中，有个人的情感，有国家利益冲突，更有对中日两国能化敌为友共谋亚洲大局的憧憬。藉由一个单一的图像或套用一个抽象的概念，企图捕捉这一段爱恨相交错综复杂的近代中日关系，必定不切实际。为此，本书力求实事求是，冀望透过众多第一手史料的征引和研究，来厘清这一段历史过程中，蒋对日本的所见、所思和所行，以及他应有的评价。

　　来源：《蒋介石与日本──一部近代中日关系史的缩影》，作者：黄自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