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新宇

   写着鲁迅的家庭出身，就想到了周家的文化环境。

这个家庭的文化如何？鲁迅受过怎样的熏陶？这是一般的研究者不屑一顾的，我却觉得很重要，理由很简单：无论武功还是手艺，童子功都很重要。那么，做人，处事，想问题，童子功就不重要吗？童年形成的习惯，思想上打下的底色，常常影响人的一生。

一、家庭成员的文化构成

要了解周家的家庭文化，需要先看看鲁迅童年家里都有哪些人。所谓家庭文化，首先是人决定的。

在长达几千年的时间里，中国社会都是典型的男权社会。所以，家庭文化一般也是由男性家长主导。那么，我们就先来看看周家的男性家长。

首先是祖父周福清（1838-1904）），鲁迅出生时，他在北京做官。这是一个有个性的人，也是一个有故事的人。他年轻时喜欢喝酒，多次喝得不省人事。却因为父亲临终时对他的酗酒表示担心，便从此不喝酒、不吸烟、不赶时髦抽鸦片,而是专心读书。因此，他于父亲去世后连登科第，1867年中举，1871年中进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三年散馆之后外放四川荣昌知县，他以母亲年老为由拒绝，被改派到江西金溪县。

然而，他有极强的个性，虽然公正廉明，富有爱心，却性情倔强，恃才傲物，遇事总有自己的见解，又喜欢臧否人物，所以为上司所忌恨，几年后即被抓住把柄，失掉了职位。后来又重新谋职，虽然曾得到五品同知衔，实授却是七品内阁中书。

长孙出世的喜讯传来，正有一位姓张的官员来访，于是周福清为自己的孙子取名“阿张”，然后根据谐音取名“阿樟”。因为这一辈是“寿”字辈，学名就叫“樟寿”。在12岁之前，因为祖父在北京，鲁迅与祖父接触极少，而且后来也不喜欢祖父。但是，无论接触多少，也无论喜欢不喜欢，祖父作为一家之长，对儿孙的影响是巨大的。何况，翰林公是整个家族中读书的儿孙们共同的偶像。

周建人曾经说过：

鲁迅幼年时代的一般“家庭教育”粗分起来，可以分为二大派，方法上：一派是主张放纵，一派主张严厉。目的上：一派主张养成拍马和钻营的手段，一派主张养成正直、强硬的性格。鲁迅的家庭教育系统上是属于严厉的一派的，但到鲁迅时代，周家（鲁迅家）已经在衰落的过程中。鲁迅的祖父和父亲性情又本不严厉。只是鲁迅的祖父以喜欢“骂人”出名，并非拍桌大骂，是喜欢指摘和批评别人。这很为人所忌，因此他常为当时的人所不喜欢，入狱之后，心境更加不快活了。见人常常从昏太后、呆皇帝骂起，以至于其他的人们，一一指摘他们的缺点和短处。鲁迅也不赞成他的祖父，实际上他的祖父对家里的人并不严厉。

根据周作人的回忆，周福清脾气不好，尤其喜欢骂人。不过，他骂皇帝，骂太后，骂高官，却不骂弱者。在这一点上，鲁迅倒像他的祖父。祖父看上去很严厉，令人望而生畏，但对孙儿并不严厉。虽然鲁迅终其一生对自己的祖父闭口不谈，但无论是他还是周作人和周建人，都没有被祖父责罚的记录。在周建人的回忆中，祖父始终是一个慈祥的老人，一个负责任、有爱心的好爷爷。家里人包括周作人总说祖父脾气不好、喜欢骂人，周建人曾经一再为祖父辩护。鲁迅不喜欢爷爷，周建人也屡屡表示困惑。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周福清对儿孙的学业非常关心，而且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周建人说：“他有他的一套思想，和当时的人们不很一致。比如对于教育，他主张先读《鉴略》，他以为首先应有一些历史基础的知识（虽然那书并不好懂）。他不赞成一般通行的先读《百家姓》或《千字文》。他以为只要稍微多认一些字，即可看《西游记》。接着去读《诗经》等等。”[] 正因为这样，鲁迅的开蒙第一书，不是那个时代流行的《三字经》、《百字姓》或《千字文》，而是《鉴略》。与一般的大家族不同，他允许孩子读小说，甚至向孩子们推荐小说。他虽然有很强的功名心，梦想大门上能悬一块“祖孙父子兄弟叔侄翰林第”的匾额，但他并不要求孩子们死读书，而是允许孩子们读各种与科考无关的书，允许他们描图、绘画、做游戏，不限制养花草、糊风筝等种种爱好。所以，鲁迅小时候自己买的，多是花花草草和有插图的书。

即使在杭州狱中，他还为儿孙们写了《恒训》，结合自身的经验教训，教儿孙们做人、做事的原则和智慧。尽管周作人说《恒训》思想陈旧，儿孙没人记住任何一条，但我们能够看到的事实是：鲁迅认真抄写过。我们今天之所以还能看到的《恒训》，正因为鲁迅的抄写——国家图书馆所藏的，就是鲁迅抄本的复印件。周福清还写过许多诗，现在还能看到的是《桐华阁诗钞》，收诗105首，也是鲁迅手抄本，后署“会稽周福清介甫著，长孙周樟寿录”。

周福清还亲自为儿孙们选择读物。他从监狱中给鲁迅寄回一本《唐宋诗醇》，并在书中夹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初学先诵白居易诗，取其明白易晓，味淡而永；再诵陆游诗，志高词壮，且多越事；再诵苏诗，笔力雄健，辞足达意；再诵李白诗，思致清逸，如杜之艰深，韩之奇崛，不能学亦不必学也。示樟寿诸孙。”他对鲁迅期望甚高，关心甚多。即使在监狱里，也要让鲁迅把所做的八股文和试帖诗寄给他，他则为之认真批改。

鲁迅对祖父的感情很复杂，在后来的回忆中则竭力回避，以致《朝花夕拾》那样的著作，竟然没有祖父的影子。然而，有这样一位祖父，无论你喜欢还是不喜欢，无论感情多么复杂，都必然受其深刻影响。

鲁迅的父亲周凤仪，生于1861年。鲁迅出生时，他是秀才，正在科举之路上拼搏，却在后来的几次乡试中名落孙山。根据周作人的说法：“他看去似乎很严正，实际却并不厉害，他没有打过小孩。”可是，因为他平日里寡言笑，板着脸的时候多，孩子们自然不去亲近他。在这一点上，周凤仪很像他的父亲周福清。不过，他对孩子们非常关心，到省城赶考，还忘不了给孩子们买玩具。喝酒高兴了，还给孩子们讲聊斋故事。他也关心国家大事，比如甲午战败，他曾满面忧色与人谈论。那时候他已有四个儿子，他说将来要派一个去西洋，派一个去东洋，研究外国的学问。由此可见，他并不保守。周建人曾经写道：

因为家庭的情况不好，他的父亲的心境也不快。他常饮酒，有时亦发脾气。如遇生气时，会把筷子丢掉，或把碗摔碎。但对待小孩却和善，从不打骂小孩，鲁迅没有受过父亲的责罚。只是有时候，小孩子把受人欺侮的话去告诉父亲时，他会这样问：“你先去欺侮他们吗？”如果说：“没有。”他会又这样说：“那么他们为什么不来欺侮我呢？”鲁迅的父亲恐怕他的小孩先去捣乱别人。他认为人如受欺，应该强硬对付，但如果无端去欺侮别人，却是不应该的。后来鲁迅很受这种思想的影响。

这里透露的是周家几代人的做人原则：如果先去欺负别人，是不行的；如果无故受欺负，就可以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作为父亲，他对孩子们不能没有约束。从鲁迅的《五猖会》可以看到：要到东关看五猖会了，那是鲁迅遇到的一件盛事，因为东关的五猖狂会是盛大的，东关又离鲁迅家很远，出城还要走60多里水路。一大早起床，预定好的三道明瓦窗的大船也已泊在门外的河埠头，佣人们把船椅、饭菜、茶炊、点心盒子，都陆续搬到船上。7岁的鲁迅笑着跳着，催他们快快搬。

忽然，工人的脸色很谨肃了，我知道有些蹊跷，四面一看，父亲就站在我背后。

“去拿你的书来。”他慢慢地说。

这所谓“书”，是指我开蒙时候所读的《鉴略》。因为我再没有第二本了。我们那里上学的岁数是多拣单数的，所以这使我记住我其时是七岁。

我忐忑着，拿了书来了。他使我同坐在堂中央的桌子前，教我一句一句地读下去。我担着心，一句一句地读下去。

两句一行，大约读了二三十行罢，他说：——

“给我读熟。背不出，就不准去看会。”

母亲、工人、长妈妈，都救不了他，他只有老老实实地去背书，好在终于背出，才可以上船与家人一起去看庙会。

如果单从这个情节看，父亲是严厉而有度的。他不能放任孩子去看庙会而耽误读书，但并不绝对禁止孩子看庙会。即使这样的细节，也曾受到周作人和周建人的质疑，他们怀疑父亲是否真的这样严厉，不能接受鲁迅所透露的对父亲的不满。因为在他的经验中，父亲并不严厉。作为证据，就是兄弟三人偷偷买回一本《花经》，被父亲发现了，于是大家很害怕，因为那是课外的闲书，一般人家是不许看的。但是，他们的父亲却只是把书拿过去翻了几页，然后就还给了他们。这使他们喜出望外，开始大胆买闲书。

考察周家的文化形态，还可以发现一个特点：它不是单一的文化构成，而是由多种文化复合而成，是一种儒、道、释和民间文化的混合结构。

从周家一代代男性家长来看，从周福清到周凤仪，以及伯祖父、叔祖父、伯伯、叔叔们，几乎都熟读经书，应是儒家之徒。而在明清之际，凡有意科举的读书人都差不多有理学气。可以设想，如果周家的文化只是受男性家长们的影响，那就很容易形成一种理学气息很浓的儒家文化氛围。在那样的氛围中，孩子们也许能被培养得具有“不窥园”的自制力，成为典型的正人君子，或者被管死，成为头脑僵化的迂夫子，却也可能走向另一面：满嘴仁义道德而满肚子什么就不一定了。

然而，一方面是周家的男性家长本来就不死板，对孩子的要求相对宽松，另一方面，周家的文化并不只是由男性家长所承载的文化构成，而是有它的另一面：周家的女性从鲁迅的曾祖母、祖母到母亲，包括保姆和女佣人，承载的却是儒、释、道、巫混合的民间文化。周家的几代老太太都信佛，但又算不上佛教徒，对佛教的教义未必深知，这就使得这种信仰并不具有排它性，因而很容易与道家文化以及民间的种种礼仪、禁忌、妖精、鬼怪等结合在一起，共存并行而不悖。

而且，周家的女性个个资质甚高，个性很强，没有一个平庸的。

鲁迅出生时，他的曾祖母（1814—1893）67岁，是这个四世同堂之家的老祖母。她活到鲁迅13岁那一年，享年80岁。根据周作人的回忆：“曾祖号苓年公，大排行第九，曾祖母在本家里的通称是‘九太太’；她的母家姓戴，父亲是个监生，所以大概也是本城的富翁……曾祖母的相貌很是严正，看去有点可怕，……终日笔挺的坐一把紫檀的一字椅上边，在她房门外的东首，我记得她总是这个姿势，实在威严的很。”由此我们知道鲁迅的祖父和父亲为什么外表都那么威严了。

曾祖母晚年很慈祥，孙子们摔倒了，或者在他面前装二十四孝中的老莱子的样子，故意跌倒了逗她开心，她就非常关心地说：“啊呀！阿宝，快起来，这地下脏呢。”但是，她却是一个有个性的人，而且在年轻时表现有点怪。

比如，他对儿子周福清极为严厉。结婚不久的一个晚上，小两口正在灯下聊天，她拿着一把长柄芭蕉扇上楼，告诉他们天已晚了，不看书就不要点灯耗油，说完就把油灯扇灭，下楼去了。早晨天刚亮她就起床，如果儿子和儿媳还不起床，他就会在楼下喊：“天亮了，还不起来！落在讨饭船，就是讨饭的命，学什么大户人家的样子！”[] 明明自己就是大户人家，却偏不允许儿孙学大户人家的懒惰和骄奢。

再比如，她的儿子中进士、点翰林之后，京报送到家中，她按规矩用头上金簪拆开喜报，悬挂堂上。这时合族聚集，满院子的人欢天喜地向她祝贺，她却突然放声大哭，说“拆家者！拆家者！”意思是这个家要败了！后来的事实是被她不幸言中，这个家果然败在这位翰林手里。按照传统的说法，她是一个有福的人，不仅因为她的儿子点了翰林，给家族带来荣耀，还因为“一人有福，托带满屋”，在她活着的时候，必然家庭兴旺，满院祥瑞之气，而在她去世之后，这个家就败了。她陪同鲁迅走过了最初的12年，也是鲁迅无忧无虑做阔少爷的12年。

曾祖母下面是祖母，她与鲁迅更亲近。但这位祖母却不是亲祖母，而是继祖母。亲祖母姓孙，生下周凤仪不久就去世了，距鲁迅出生还有十几年，自然与鲁迅无缘。鲁迅生活中的祖母是续弦，姓蒋，生于1842年，鲁迅出生时39岁。

名义上，她在周家很有地位，因为她是翰林夫人，但事实上却是一个被遗弃者。因为丈夫不喜欢她，一再纳妾带在身边，而把她晾在家里。之所以如此，原因之一是她曾落入太平军之手，却没有殉节，因而遭到嫌弃。后来鲁迅在《我之节烈观》等文章中所发的许多感慨，都带着对祖母的同情泪。原因之二是她做了一件让周福清受伤的事。周福清在金溪任知县时，曾将母亲和妻妾都带在身边，但不幸蒋夫人闹出了“听窗事件”，周福清在房内大骂，却不知道蒋夫人此时是扶了母亲站在窗外。于是闹得满城风雨，被上司抓了个“大不孝”的罪名，加上此前发生的对皇上的“大不敬”，使周福清被参革职。所以，周福清把她送回家，从此不再理她。

寂寞，是那个时代那种家庭中女人的共同命运，而蒋氏的遭遇尤甚。儿子不是亲生的，再好也似乎隔了一层；生过一个女儿，出嫁不久就去世了。这使她更加依恋和疼爱孙子。尽管孙子有专职的保姆带着，但她还是喜欢陪在身边。

她所承载的文化是复杂的。她“笃信神佛”，每当菩萨生日之类的日子，要点起一对蜡烛，在香炉里烧上三柱香，跪在方凳上向天跪拜。她平时不诵经，也不上庙，但遇到什么事情，却会忍不住说一声“阿弥陀佛”。她的信仰，是彻底民间化了的。但正因为这样，她很有文化，满肚子来源不同的神话与传说。

在鲁迅的记忆里，有许多祖母为他讲的故事：从牛郎织女、月中嫦娥，到“美女蛇”、法海与白娘子……几十年之后，鲁迅在《狗·鼠·猫》中写道：“那是一个我的幼时的夏夜，我躺在一株大桂树下的小板桌上乘凉，祖母摇着芭蕉扇坐在桌旁，给我猜谜，讲古事。忽然，桂树上沙沙地有趾爪的爬搔声，一对闪闪的眼睛在暗中随声而下，使我吃惊，也将祖母讲着的话打断，另讲猫的故事了—— ‘你知道么？猫是老虎的先生。’她说。‘小孩子怎么会知道呢，猫是老虎的师父。老虎本来是什么也不会的，就投到猫的门下来……”祖母的故事力量很大，许多爱恨就这样植根于鲁迅心中。因为祖母的故事，鲁迅对猫从无好感；因为祖母的故事，鲁迅同情白娘子而恨法海，多年后在大舅父家看带插图的《白蛇传》，仍然一次次用指甲抠法海的眼，直到最后把它抠烂。

事实证明，蒋夫人是一个能干的女人。周福清科考行贿案发之后，衙役到周家“捉拿犯官”，闹得人心惶惶。这时候，蒋夫人让家人备轿，自己穿戴整齐，在仪门上轿，到县衙找知县去了。

       似乎过了很长时间，祖母坐着轿回来了。

       潘庶祖母、母亲、长妈妈、升叔和我都到了祖母的房里，只听得祖母说她见了俞知县了。

       “俞知县怎么说？”我母亲关切地问。

“我对他说，周介孚是读书人，是知书达礼的，他做的事，他一定自己会来了结的，决不会连累别人。现在家里只剩下女人和孩子，全不知情。请差役以后不要再来了。”

   从此之后，差役果然没到家里来过。

   据周作人的《鲁迅的故家》和观鱼的《三台门的遗闻佚事》记述，蒋夫人还很幽默，善诙谐。大家在一起谈笑，她静静地坐在一边，会突然画龙点睛地插上一句，让人哄堂大笑。回头看她，却泰然地坐着，自己并不笑，还问别人为什么发笑。在众多的回忆中，后来的鲁迅也是这样，说话把别人逗得哄堂大笑，自己是不笑的。

   而且，她做事的风格也是地道的周家做派：一次周建人从外面回来，族叔周伯文双手插腰站在白板门的门槛上，周建人轻轻地从他腋下过去，他就抡起烟袋敲到了周建人的头上，并且说：“见长辈为什么不叫。”论说，长辈这样教训晚辈，是让人无话可说的，因为作为孩子的周建人的确没礼貌。但周建人把这事告诉祖母，祖母却二话不说，拿起烟袋就到神堂前坐了下来，正好周作文从面前走过，她抡起烟袋就在他头上狠敲了一下，而且说：“看见长辈为什么不叫！你会教训阿侄，我也会教训阿侄！”吓得周伯文赶紧认错。

祖母下面是母亲鲁瑞（1858—1943）。据周建人回忆，鲁瑞的爷爷鲁世卿小时候很穷，父亲早亡，与母亲相依为命。但他酷爱读书，而且写得一手好字。有一天，他到城隍庙去求梦，梦到菩萨给他一个算盘一支笔。圆梦的人解释说：这是皇帝叫你去管账。于是，他就凑上盘缠进京去了，结果真的做了专管皇家木料仓库的官。后来他在家乡买了700亩田，在城里买了房子，并且拿出10亩田酬谢那个圆梦的人。在这个基础上，鲁瑞的父亲有了读书的条件，中了举人，做过户部主事。鲁瑞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弟弟，都是秀才。

鲁瑞嫁到周家，过门不久周凤仪就中了秀才，所以鲁瑞被周家人认定是“旺夫”的好媳妇。过了不久，她又生下了鲁迅，然后是连续生下了周作人、周建人……所以成了周家的功臣。至于她本人情况，据周作人说，“她没有正式读过书，却能识字看书”，早年只看弹词和小说，后来也看报纸。她读过很多小说。从鲁迅的日记和书信中可以看到，鲁迅到上海之后还给她寄过张恨水的小说。

她不是那种循规蹈矩的传统女人，更不胆小怕事，性格中有刚强和洒脱的一面。有一点周家人不愿多说，那就是鲁瑞在公婆面前大概算不上恭顺。因为后来她曾对她的儿媳妇们说：“你们每逢生气时就不吃饭了，这怎么行呢？这时候正需要多吃饭才好呢，我从前和你们爷爷吵架，便要多吃两碗，这样才有气力说话呀。”[] 看来，她是跟公公吵过架的。另一件事是清末天足运动刚刚兴起，她就放了脚。这在周家引起议论纷纷，思想保守的堂弟“金鱼”说：“某人放了大脚，要去嫁给外国鬼子了。”那时周凤仪已经去世，她是寡妇，却不怕这样的流言，冷冷地说：“可不是吗？那倒真是很难说……”周作人晚年曾说：“这一件就很足以说明她的战斗性。”

除了亲人之外，还有女佣阿长。她虽不是周家人，却是鲁迅的保姆，朝夕相伴，日夜相守，自然对鲁迅影响很大。她教鲁迅的一切，既有周家的种种规矩，又有绍兴的民间文化。比如，大年初一睁开眼，第一句话要说“恭喜恭喜”，说过之后要吃福橘。她教给鲁迅许多规矩：人死掉了，不能说死掉了，而必须说“老掉了”；死了人或生了孩子的屋子里，不能走进去；饭粒落在地上必须拣起来，最好是吃下去；晒裤子用的竹竿底下，万不可钻过去……还有她的那些知识：长毛来的时候，要掳小孩子，要掳漂亮姑娘，当鲁迅由此断定她很安全时，她说：“我们也要被掳去。城外有兵来攻的时候，长毛就叫我们脱下裤子，一排一排地站在城墙上，外面的大炮就放不出来；再要放，就炸了！”这些知识其实并非阿长的创造，而是中国民间长期以来的文化积累，就连大学士徐桐也相信。它很荒诞，却体现着某种文化。

阿长在周家的地位很特殊，虽是佣人，却什么事都管，包括鲁迅的婚事，她也干涉，一段可能很美好的婚姻，就是被她拦了下来，造成鲁迅和那个女孩子终生的痛。而且，她什么话都敢说，周家上下也都能够容忍。周凤仪生病期间，有一天在朦胧中看到一个女人进了自己房间，走到床前，撩开帐子，往周凤仪床头的碗里倒了点儿什么。周凤仪以为是妻子鲁瑞，所以没有在意。但她刚刚出去，鲁瑞就进屋来了，去往碗里倒藕汁。周凤仪有点奇怪：怎么刚刚倒过又来倒，妻子却说未来过。这事让人很困惑，阿长说：“看来，宜少爷的病是不会好的了！”她认定宜少爷刚才看见的那个女人，是章介千家的小姐，是曾许配给周凤仪的，却突然病故而没有成婚。阿长说他们两个姻缘未了，现在章小姐来找他，就是要约他走。她的一席话，把鲁瑞说得心神不宁。

说到这里，涉及一个内容：周家的文化中不乏“迷信”因素。事实上，不仅是阿长，不仅是女人们，周家的男人也少有无神论者。像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人一样，周凤仪也有种种讲究和忌讳。比如，科场案发那一年，他报考时用的名字是“周用吉”。科场案发之后，他想到的是：“‘用吉’这名字多不好，把‘周’拆散了！奇怪！怎么会起这样一个名字？” 他为此非常愧悔。他的父亲周福清也一样，从杭州监狱中往家写信，地址中的“覆盆桥”总是写作“福盆桥”。家里人都明白，他忌讳这个“覆”字，害怕这个家族覆灭，把“覆”写作“福”，是为儿孙祈福。

生活中的种种细节也是如此，比如，鲁迅、周作人、周建人，都是7岁开蒙，绝不会在6岁或8岁。开蒙那天，虽是大白天也要打着灯笼。灯笼上有“文星高照”四个字，灯笼里的蜡烛一定是“状元红”。

这就是周家的文化，鲁迅小时候，就在这种文化中成长。

 二、复合文化中的神秘色彩

除人物之外，还可以通过一些事件来考察这种复合文化在周家的表现。

鲁迅生于1881年9月25日，旧历八月初三，据说是“灶司菩萨”的生日；而他出生时又是“蓑衣胞”，据说这样的孩子很少，将来可能有出息，但却难养活。

所谓“蓑衣胞”，就是出生时披着撕破的胞衣，那胞衣就像蓑衣。一般孩子出生时是胞衣先破，婴儿出来，剪断脐带，然后胞衣才从母体脱落。但是，婴儿出生时有种种特殊情况，比如脐带缠在婴儿脖子上，出生时就像被捆绑着，而且很危险。在许多地方，包括我的故乡青州，都把那样出生的孩子称作“带锁的”，“锁”也许是“索”，因为那脐带更像绳索。在山东河南一带的习俗中，这样的孩子在结婚成人时需要增加一个仪式：新人的脖子上预先用红丝线挂一把锁，这时由专人在香案前祝祷，然后用剪刀把锁剪掉，从此就枷锁解除，可以放心生活了。只是被脐带缠住脖子，就这样麻烦，像鲁迅那样把胞衣当蓑衣披在身上，当然问题更严重。周家的文化禁忌，使他们闭口不说这种孩子有危险，而是只说有出息，而有些鬼神专与有出息的孩子作对。解除的办法当然有，那就是让鬼神找不到他，或者不屑于理他：比如，明明是男孩子，偏给他取个女孩儿名，甚至扎上耳朵眼。此外就是叫“猪”叫“狗”叫“狗剩”。进一步的办法，就是到寺庙里记名，也就是让他在名义上出家。周家为鲁迅的安排，就是让他出家做和尚。

周家的长房长孙，当然不能真出家，但一切都必需做得像真事：找一个寺庙，拜一个师父，把名字写进和尚名单，这样就算出家了。所以，鲁迅成了小和尚“长庚”，有了一个和尚师父。鲁迅逝世前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是《我的第一个师父》，其中写道：“中国有许多妖魔鬼怪，专喜欢杀害有出息的人，尤其是孩子；要下贱，他们才放手，安心。和尚这一种人，从和尚的立场看来，会成佛——但也不一定，——固然高超得很，而从读书人的立场一看，他们无家无室，不会做官，却是下贱之流……我生在周氏是长男，‘物以希为贵’，父亲怕我有出息，因此养不大，不到一岁，便领到长庆寺里去，拜了一个和尚为师了。拜师是否要贽见礼，或者布施什么的呢，我完全不知道。只知道我却由此得到一个法名叫作‘长庚’……还有一件百家衣，就是‘衲衣’，论理，是应该用各种破布拼成的，但我的却是橄榄形的各色小绸片所缝就，非喜庆大事不给穿；还有一条称为“牛绳”的东西，上挂零星小件，如历本，镜子，银筛之类，据说是可以避邪的。”

除此之外，大家族礼节与规矩特别多。保姆阿长教的那些禁忌之外，还有许多礼节：过年要敬天地，敬祖宗；过节要敬神灵、敬先人；如何摆供，用什么供品，一切都马虎不得；人死了如何入敛，怎样为死者穿寿衣，怎样跪拜，怎样磕头，也自有章程；尤其是隔三差五的祭祖，一代又一代死去的先人，今天是致公祭，明天是佩公祭，后天又是什么祭，加上四时八节各种节日，不同的仪式体现着复杂的传统，呈现着古老的文化。这些文化，今日中国人已经很陌生，甚至许多人对它一无所知，但鲁迅和他的兄弟们却是泡在其中长大的。对此，周作人笔下写过一些：

堂前平时只当作通路走，其用处乃是在于祭祀的时候。顶重要的当然是除夕与新年，悬挂祖像达十八天之多，其次是先人的忌日，中元及冬夏至，春秋分则在祠堂设祭。堂中原有八仙桌分置两旁，至时放到中间来，须看好桌板的木纹，有“横神直祖”的规定，依了人数安置坐位和碗筷酒饭，采用十碗，名十碗头，有五荤五素至八荤二素不等。仪式是年长者上香，男女以次跪拜，焚化银锭，男子再拜，先为四跪四拜，次则一跪四拜，俟纸钱焚讫乃奠酒，一揖灭烛，再一揖而礼成。中元冬夏至于祭祖后别祭地主，即是过去住过这屋的鬼魂，由小孩同佣人们行礼，多在廊下举行……

一年中几次上坟，也都有讲究，下面是周作人记述的清明上坟：

清明上坟，规模就大得多了，不但是妇女同去，还因为要举行三献礼，有些旧排场，所以于男女座船、火食船、厨司船之外，还有一只吹手船，多的时候一总可以有十只船以上……

祀后土神祭品，肉一方，刀盐一盘，腐一盘，大锭一副，烧纸一块，上香，门宵烛一对，酒一壶，祝文。

墓前供菜十大碗，八荤两素，内用特鸡。三牲一副，鹅、鱼、肉。水果本色，百子小首一盘，坟饼一盘，汤饭杯筷均六副。上香，门宵烛一对，横溪纸一块，大库锭六百足，祝文。

今日中国人大多有不少所谓科学知识，却没有这样的文化知识。怎么办喜事，怎么办丧事，怎么过年，怎么过节，怎么上坟，怎么祭祖，祭器怎么摆，祭品怎么用，大多已经不知道。什么是“三牲”和“小三牲”，什么是“五事”，也没有多少人能够清楚。尤其是城市人，如果用传统的眼光看，真是连过年也不会。他们的所谓年节，就像过三八节、五一节和那些官方节日一样，只是放假休息吃东西，却不知道过节的本意，更不知道节日的仪式。鲁迅却不同，从小就熟知那些礼仪，懂得所有的禁忌，他身上的那些教养和文化，是今日唯物的青年难以理解的。当年增田涉写鲁迅，苦于对他的一些做法无法理解，当下中国人与鲁迅之间，文化差异已经不亚于增田涉与鲁迅。

鲁迅不仅参加那些仪式，而且率领弟弟们举行自己的仪式。比如，大年夜随全家举行完敬天祭祖的仪式之后，鲁迅还要祭书神。因为他是读书人，书是重要的，当然要祭书神。据1900年除夕周作人日记：“下午接神，夜拜像，又向诸尊长辞岁，及毕疲甚。饭后祭书神长恩，豫长兄作文祝之。”

用现在的话说，鲁迅和他的家庭都颇为迷信。从道理上讲，儒家信徒多像孔子一样，“子不语怪力乱神”。然而，孔子是聪明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因而不否认鬼神的存在，只是不去讨论罢了。周家的男性家长遵守孔子的教诲，不宣扬鬼神，心中却有赶不走的鬼神，因而不禁止佣人和女人们信鬼神。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一些怪异现象，人们自然会做出种种“迷信”的解释。

这种情况从周作人出生时的传说可以看出。

据传说，周作人出生时有点怪：一个老和尚长驱直入，一直走到少奶奶房前，然后转眼不见了。接着，周作人就出生了。晚年的周作人曾经纠正那些传说，他的说法是：

我的诞生是极平凡的，没有什么事先的奇瑞，也没见恶的朕兆。但是有一种传说，后来便以讹传讹，说是一个老和尚转生的，自然这都是迷信罢了。事实是有一个我的堂房阿叔，和我是共高祖的，那一天出去夜游，到半夜里回来，走进内堂的门时，仿佛看见一个白须老人站在那里，但转瞬却是不见了。这可能是他的眼花，所以有此错觉，可是他却信为实有，传扬出去，而我恰于这后半夜出生；因为那时大家都相信有投胎转世这一回事，也就听信了他，后来并且以讹传讹地说成是老和尚了。当时，我对这种浪漫的传说，颇有点喜欢……

值得注意的是，这段话是周作人在经历了种种“破除迷信”的运动之后写的，他在表明自己并不迷信，并且试图用唯物主义来克服那些传说，所以说阿叔是“眼花”，是“错觉”。可是，在他们小时候，周家并不这样认为，周作人自己也不这样认为，而是“有点喜欢”。因为这至少证明他有来路，不是寻常之辈。所以，1921年1月30日他还梦中得诗：“偃息禅堂中，淋浴禅堂外，动止虽有殊，心闲故无碍。”并把此诗写成条幅送人。再后来写《五十自寿诗》，开头仍是：“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

后来的周作人口口声声不迷信，说自己相信神灭论，但即使在晚年写的回忆录中，笔下也常常出现怪现象。比如，写到他生天花，传染了妹妹端姑，导致可爱的妹妹死亡，就写下了这样的话：“我的症状十分险恶，妹子的却很顺当，大家正很放心，把两个孩子放在一间房里睡，有一天两人都在睡觉，忽然听见呀地叫了一声。不知道是谁在叫，据推测这是天花鬼的叫声，它从我这里出来，钻到妹妹那里去了。大人惊起看时，妹子的痘便都已陷入，我却显是好转了。”[]

无论是老和尚的身影，还是天花鬼的叫声，是否真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当时周家人相信。这反映着周家的文化。

鲁迅，还有周作人，这些文学大师就在这种文化氛围中长大。

这种文化好不好呢？不能简单回答，但我想到一个问题：对于儿童来说，是给他一个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一切都清清楚楚的世界好，还是让他面对一个神秘的世界好？这同样不能简单回答，但我想，后者大概更易于培养孩子的想象力。一切都有标准答案的世界，会使人彻底失掉思考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