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 (或者四个一、五个一) 是一套完整的话语系统，其根本核心是要实行唯我独尊、权力独享的大一统局面。革命年代，以武力夺取政权，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胜者拥有天下，尽情享受血酬、权力不受制约，更不容分享，腐败丛生，激起民愤，导致镇压与反抗的轮番升级。最终演变出新一轮的革命，王朝再次更替。

成王败寇，是过去低级文明社会的竞争规则，即是丛林社会的规则：胜利一方得到失败一方的领土、财产、女人，并且拥有一切权力。但是，人类已经进入现代文明阶段，理应产生新的规则。如若不然，继续信奉成王败寇那一套，社会就只能在丛林中折腾。

人类是观念型动物，因此常常被一些立场身份问题所干扰，导致人的思维能力自我受限。假如抽去时间（年代）、地点、人物这些内容，人类的文明可以这样分门别类——

其一，物质文明：人类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物化的、可计量的文明成果。或称人类物质生活的进步状态。

其二，人本文明：人类因改造自我本身而形成的文明成果，或称人类自身的进步状态。包括人的精神观念、艺术创造、身体素质、知识水准等等。

其三，制度文明：人类社会活动组织形式、规则方法的进步状态，或称形式文明、规则文明、政治文明。

当年，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国民革命，对民众的最高承诺是三民主义，最低承诺是“平均地权”。同时，他也设计了“五权宪法”这一套制度文明系统。但在革命尚未成功时，孙先生病逝于1925年（59岁）。

孙在去世之前，已经制定好“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战略方针，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强调三民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共性），并且接受了苏俄的军事援助。

由黄埔军校校长位置上迅速崛起的蒋中正先生，接过了三民主义大旗，成为国民党的新领袖和北阀军的总司令。

蒋公当年所面对的是一片丛林景象：各地军阀分割势力范围，有枪就是草头王；各国列强都有自己的代理人，利益江湖纵横交错；更有日本人大举入侵，国家主权岌岌可危。

在蒋公指点大陆江山的民国时期，他有二次改造国家制度文明的机会，也是关键的时间窗口。遗憾的是，他每次都使用了成王败寇那一套传统的丛林规则。

第一次是北阀战争后期，大约在1927年年初。蒋公觉得北阀胜利在望，全国局势尽在他的掌控之中。此时，他站在党国最高统帅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希望全国实现政治统一。然而，中共虽是北阀的盟友、合作者，但在革命路径上分歧巨大。中共组织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与全国政治统一的局势相冲突，甚至损害着新政权的税收。核心冲突在于，两个政党并立，无法实行“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大一统政治理念。于是，在北阀胜利的前夜，蒋公果断出手，发起“清党”运动，对左派阵营大开杀戒，一时血流成河。

第二次是抗日战争胜利之后。1945年下半年，蒋公迎来了灿烂辉煌的人生巅峰时刻，他以“世界反法西斯军事同盟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身份和民族英雄的荣誉，参与制定战后国际政治秩序。在国内，他的权威、声望也是如日中天。遗憾的是，蒋公仍然信奉“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大一统政治理念，不许他人分享权力。

中国的两次社会转型机会，也是放弃丛林规则的历史机遇，错失了。因此，中国继续在丛林中折腾。反思民国，蒋先生建立了一套党国体制，以民国的旗号，收取党国的利益。政权的党化、军队的党化、意识形态的党化，过去皇帝的家天下变成了一党专制、领袖独裁的党天下。以武力手段解决政治分歧，打江山、坐江山，成王败寇，循环往复，虽成一代枭雄如蒋公者，生前受天下人顶礼膜拜，然其身后，丛林仍在，规则未变，谁能保证他的历史不被后人改来改去呢？

附录：革命的初衷不会固定不变

大明王朝被李自成的农民武装席卷扫荡之后元气大伤，北方的那个游牧民族趁人之危，金戈铁马血洗中原，建成了大清帝国。但是，“反清复明”势力始终存在。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誓言“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可见，其革命初衷就是“排满”。

革命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缺钱，大量的钱。为了筹措革命经费，一无所有的革命家所能做的就是出售承诺——期权——待我们革命成功之后给你可观的利益回报。

1900年，著名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取道日本去美国的途中，得知孙中山住在横滨，他特意去拜访这位老朋友，他发现孙中山正专注于制定推翻满清统治的计划。李提摩太劝诫孙中山放弃暴力革命，对他说，“真正的社会变革，只会来自于精神和智慧的提高，不会来自于武力，拔剑者必死于剑下“。李提摩太坚信，只能用文化的力量来启蒙政府，文化改变了，政府也就改变了。

孙中山依然不听劝告，从此以后，孙中山游走于美国、新加坡和爪哇岛的华人中间，向他们募集资金预备革命。孙中山还去了巴黎，请求法国政府帮助他在中国的南方建立一个独立的汉族王国，法国政府没有理睬他。

当然，孙中山的海外关系主要在日本，为了筹集巨量的革命经费，他甚至愿意出让满州。不过，随着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进程，孙中山在做“革命交易”时的承诺筹码是不断变化的。例如——

1900年惠州起义前，孙曾访问日本妇女界著名人士下田歌子，请求其协助筹措军费，下田称：“革命成功后，须将满洲让与日本。”孙答：“可以”。

1912年，日人森恪代表桂太郎、山县有朋等人，与孙中山就“满洲出让”问题秘密接触。密谈结果，据森恪之秘密汇报，“孙已同意租借满洲，日本若能为防止革命之离散，在汉冶萍公司五百万日元之外再迅速提供一千万日元借款，将中止与袁世凯之议和，孙本人或黄兴当赴日本订立关于满洲之秘密契约。”

1913年初，孙访问日本，据山田纯三郎回忆，桂太郎曾向孙说起日本人口增加，除了向满洲发展别无他法，询问孙能否以共同的力量使满洲成为乐土，孙表示同意。

1915年，孙与日本陆军参谋长上原勇作密谈，曾允诺“可以满洲作为日本的特殊地区，承认日本移民和开拓的优先权”，同时又强调“东三省是中国领土，主权仍属于中国”。

1917年，河上清造访广东军政府，孙曾向他表示，若得到日本方面的武器、贷款援助，则可将满洲“委托日本管理”。